两岸对“老蒋”的常用称呼，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历史原因，大陆长期抑蒋，却一直使用“蒋介石”，这是一个尊称，与抑蒋的原意背道而驰；台湾尊蒋，却动辄称“蒋中正”，直呼其名，甚为无礼。此事两岸异观，但在不得体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颜氏家训》：“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古人有名有字，名主要用来自称，此外也供同辈或长辈称呼用。字有尊重的意味，专供他人称呼自己时用。
　　顾炎武认为，古人是“生不讳名”，老聃辈分不低于孔子，他与孔子相见，直呼孔子之名，《礼记·曾子问》：“老聃曰：丘。”曾子与子夏是同辈，直呼子夏之名（卜商），《礼记·檀弓篇》：“曾子曰：商！”
　　不过到了后世，直呼别人的名，显得不尊重该人，所以即使是长辈或者身处高位之人，对于一个他认可的人，都不称其名，而是称其字。《史记》：“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这里的子房，就是张良的字。
　　史文贵在实录，是以行文都是直呼人名——对大德者例外，如《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两文中，司马迁只有一处称孔子的名：“丘生而叔梁纥死。”按《禮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孔子刚出生，只有名，还没有字，所以司马迁此处迳称孔子之名，其他地方要么写“孔子”，要么写“仲尼”，以表达他对孔子的敬重。
　　由于字有尊重的意味，是以一般来说，个人自称时，只能使用自己的名或号，不能自称字，否则就是妄自尊大了。有人看见蒋介石的题字，落款是“蒋中正”，惊呼蒋为何自称字，不知“中正”是蒋的名，“介石”才是蒋的字，如果蒋以“介石”自称，那才真的是贻笑大方了。
　　自称字的现象，古代极少，但也不是没有。白居易字乐天，他的《与元九书》落款是“乐天再拜”，白居易面对元稹自称字，不知有何用意，惟一的解释是白居易和元稹关系太好了，即使白居易言辞失礼，元稹也会不以为忤。翻看白居易的集子可知，在面对关系并不亲昵之人时，他的行文是很谨严的，《与杨虞卿书》：“居易顿首。”《与济法师书》：“居易稽首。”都是以名自称，合礼得体。

　　由于称字已经表达了尊重，因此可以不加“兄”、“先生”之类的后缀。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在他的集子里，凡是涉及到哥哥苏轼的诗，多是直书“子瞻”，很少写“子瞻兄”的。同样是在宋代，梅尧臣比王安石年长19岁，他去世后，王安石写诗缅怀，题目就是《哭梅圣俞》，直呼梅尧臣的字。后人写诗作文，动辄在别人的字后加“兄”、“先生”等名堂，以为这样更能表达自己的尊重态度，不知其实是画蛇添足。
　　对于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古人是讳称其名的。这一点已经广受近世聪明人的批评了。批评的理由之一是，避讳妨碍了正常表达。不过，正常表达也是古人的追求。《礼记》：“诗书不讳，临文不讳。”今人可见的古代官府文书、国史记载，绝大部分都是直书人名。司马迁的父亲名谈，然而《史记》屡见“谈”字，如《孟荀列传》：“齐人颂曰：谈天衍。”
　　在个人的学术著作里，对贤者称名与否，完全由作者的习惯决定。例如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里，大多是称呼前贤的字或号，如李青莲、杜少陵、苏东坡云云。同样是清人，叶燮在《原诗》里则直呼前贤之名，如杜甫、李白、王昌龄云云。这些都无可厚非，至于在言语交流、书札来往中，则必须讳称尊者、贤者之名，这是一种基本的礼仪。
　　当然，凡事都是过犹不及。古人有时连他人的字也要避讳。据《三国志》载，常林七岁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到访，问常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伯先是常林父亲的字。常林不高兴了，对这位客人说：“临子字父，何拜之有？”当时的人纷纷赞赏常林此举。《山阳公载记》称，刘备入蜀，马超归附刘备，经常当面称刘备为“玄德”，关羽和张飞为此不高兴，认为马超太无礼，要把马超杀了，被刘备阻止。此事裴松之认为不实，因为关羽当时在荆州。但也可从这个记载窥出，在汉末，称呼他人的字是无礼的。然而字本来就是尊称，连这个都要避讳，只会令人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