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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以及莫迪成为印度新一届政府总理后，国际社会对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充满好奇与期待，尤其是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如何演绎，各路分析家可谓莫衷一是。有分析者认为，由于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导致中印战略互信水平有限，以性格强硬著称的莫迪有可能对华奉行强硬的政策，也有人认为以打“经济牌”赢得选举的莫迪在经贸投资领域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更有人认为在人民院形成多数的莫迪政府会推动形成中印边界问题解决的氛围。
那么，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之间探索出的积极拓展合作与妥善处理分歧真的并行不悖吗？亚洲与世界足够大能容纳两国的雄心与发展是否是华而不实的官方语言？中印是竞争对手抑或合作伙伴的认知是否片面？印度总理计划访问日本与美国又向国际社会传递怎样的信号？实际上，认清目前中印关系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确实需要摘下有色眼镜并真实地还原中印关系的本质。
通过对话机制管控双边问题
中印之间有问题，有分歧，有对话机制，双边问题可管控。
毫无疑问，中印之间有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如边界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达赖喇嘛问题、水资源问题、中国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关系问题等。其中，中印边界问题不仅是影响双边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同时，边界问题悬而未决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对中印关系进一步深化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导致印度国内对中国是威胁还是发展伙伴的认知存在争论，影响了印度战略界对中国政策与行为的判断，造成印度对中国的政治与战略互信有限，也导致印度对与中国发展深度经贸合作产生顾虑，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也影响到两国民众彼此形象的构建。
边界问题曾长期困扰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发展，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印两国的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边界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障碍，而且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在解决边界问题上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突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边界得到有效管控，甚至成为世界上最为和平的边界。
事实上，自19 81年中印就边界问题启动磋商进程以来，两国为解决边界问题先后建立了副部级官员会谈、联合工作小组会谈、中印边界问题外交与军事专家小组会议、特别代表会晤，以及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在启动边界磋商进程以来的30多年中，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在涉边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性的政治指导原则（2005年），建设并推进了“两个”重要会谈与磋商机制（2003年、2012年），签署了“三个”关于边界管控的协议或协定（1993年、1996年、2013年）。可以说，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以及管控边界的相关协定或协议，成为两国处理边界问题并最终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支撑。
而且，中印间建立的制度化联系和对话磋商机制，已经成为两国加强沟通与理解并有效管控分歧的重要管道。目前，中印关于边界问题建立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机制（2003年）以及边界事务磋商与协调机制（2012年），国防部门间建立了防务与安全磋商（2007年），外交部间建立了战略对话（2005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就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领域的产业政策和务实合作建立起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11年）。
政治互信前景光明
中印关系定位清晰，未来发展有方向。
1988年以来中印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以及形成的诸多双边关系文件，在“是敌是友”以及“是竞争还是合作”的问题上，清晰并明确了双边关系的定位。2003年《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定位中印关系是“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互不为威胁，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005年《中印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线；2006年《中印联合宣言》的“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利合作的伙伴”则进一步界定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一种互利合作的性质，突出两国关系的互利定位。2013年《中印联合声明》中“双方视对方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表明双方对彼此的形象构建出现了质的提升。
综观中印关系的发展，尽管关系复杂，政治互信有提升的空间，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印政治互信处于明显的上升通道。2013年《中印联合声明》中“双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本国领土从事反对对方的活动”，以及“双方承诺积极看待并支持各自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彼此的主要安全关切。而且，对于彼此的发展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中印也早有定论。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高瞻远瞩地断言：“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印度前总理辛格也在公开场合多次重申，“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容纳印度和中国的雄心”。这种基于战略视角的主流判断为中印形成目前稳定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印双方理性看待对方发展也是关乎中印关系大局的关键。从2006年《中印联合宣言》“双方欢迎并积极看待对方的发展，两国有足够空间实现更大规模的共同发展”，到2010年“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再到2013年上升为“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世界也需要中印实现共同发展”，并且“欢迎对方的和平发展”，并将之定义为“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些都明确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合作而非对抗，是伙伴而非敌人。而且，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次出访选定印度，强调中印是天然合作伙伴，宣称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和优先方向，印度前总理辛格10月访华时也明确表示对华友好是印度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印关系的新机遇
印度洋与亚太加速融合，中印关系未来发展有机遇，也有挑战。
从地缘经济发展现实与趋势上看，传统的亚太与印度洋地区加速融合，地区内国家的经贸与投资活动已经使传统上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越来越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期特征。一方面是经济重心东移，印度洋地区与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另一方面，印度与亚太地区经济联系的增强加速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区域的经济互动，尽管这种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利用融合趋势重建海上丝绸之路，而印度也希望籍此深化“东向战略”。这为中印合作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
经济合作是彼此的机遇。从经贸互补性以及潜力看，中印毫无疑问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两国设定了2015年双边贸易额1000亿美元目标。目前，两国已经就大力推进务实合作，实现中印两大市场对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形成共识，对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发挥印度“东向政策”与中国向西开放的潜能存在利益汇合，两国共同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就是两国利益契合的体现。
战略空间扩展以及以此为导向的外交与防务实践是挑战。印度基于对自身发展环境以及亚太地区形势与权力格局的判断，将亚太地区置于其对外战略的优先方向，与日本和美国等亚太国家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合理关切。同时，中国重建“海丝”并深化与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合作，也成为印度的战略关切。在美国传统亚太同盟体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印度与日本的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深化，涉及外交与防务的双边“2 2”对话议题广泛而敏感；美日印三边战略对话加速发展，对话内容不断充实，制度化、常态化程度渐进提升；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美日澳印四边对话呼声也日渐高涨。尽管这些机制或安排都有针对中国实力上升和限制中国影响的潜在导向，但客观上说也是印度追求战略自主与获得权力制衡、分享亚太经济增长，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强化自身文化影响并塑造积极正面民主国家形象等亚太战略诉求的体现。
综上所述，过滤“片面渲染”并回归理性判断，中印在政治上合作高于对抗，在经贸上互补大于竞争，在文化上亲缘多于冲突。片面强调共同利益和罔顾事实片面放大分歧矛盾，都是不客观的。两国公众对边界问题的认知与期望，有限的民间交往和彼此形象构建负面化倾向，两国战略利益的扩展、交汇与碰撞，以及地区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等，注定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存在现实挑战。但中印已经达成的共识、形成的机制和签署的协议基本上为两国政治互信的稳步提升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印两国决策层都强调，中印关系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这一共识本身就反映出双方愿意以积极的姿态加强理解与沟通，有效管控分歧，增进共同利益。
那么，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之间探索出的积极拓展合作与妥善处理分歧真的并行不悖吗？亚洲与世界足够大能容纳两国的雄心与发展是否是华而不实的官方语言？中印是竞争对手抑或合作伙伴的认知是否片面？印度总理计划访问日本与美国又向国际社会传递怎样的信号？实际上，认清目前中印关系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确实需要摘下有色眼镜并真实地还原中印关系的本质。
通过对话机制管控双边问题
中印之间有问题，有分歧，有对话机制，双边问题可管控。
毫无疑问，中印之间有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如边界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达赖喇嘛问题、水资源问题、中国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关系问题等。其中，中印边界问题不仅是影响双边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同时，边界问题悬而未决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对中印关系进一步深化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导致印度国内对中国是威胁还是发展伙伴的认知存在争论，影响了印度战略界对中国政策与行为的判断，造成印度对中国的政治与战略互信有限，也导致印度对与中国发展深度经贸合作产生顾虑，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也影响到两国民众彼此形象的构建。
边界问题曾长期困扰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发展，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印两国的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边界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障碍，而且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在解决边界问题上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突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边界得到有效管控，甚至成为世界上最为和平的边界。
事实上，自19 81年中印就边界问题启动磋商进程以来，两国为解决边界问题先后建立了副部级官员会谈、联合工作小组会谈、中印边界问题外交与军事专家小组会议、特别代表会晤，以及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在启动边界磋商进程以来的30多年中，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在涉边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性的政治指导原则（2005年），建设并推进了“两个”重要会谈与磋商机制（2003年、2012年），签署了“三个”关于边界管控的协议或协定（1993年、1996年、2013年）。可以说，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以及管控边界的相关协定或协议，成为两国处理边界问题并最终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支撑。
而且，中印间建立的制度化联系和对话磋商机制，已经成为两国加强沟通与理解并有效管控分歧的重要管道。目前，中印关于边界问题建立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机制（2003年）以及边界事务磋商与协调机制（2012年），国防部门间建立了防务与安全磋商（2007年），外交部间建立了战略对话（2005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就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领域的产业政策和务实合作建立起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11年）。
政治互信前景光明
中印关系定位清晰，未来发展有方向。
1988年以来中印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以及形成的诸多双边关系文件，在“是敌是友”以及“是竞争还是合作”的问题上，清晰并明确了双边关系的定位。2003年《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定位中印关系是“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互不为威胁，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005年《中印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线；2006年《中印联合宣言》的“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利合作的伙伴”则进一步界定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一种互利合作的性质，突出两国关系的互利定位。2013年《中印联合声明》中“双方视对方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表明双方对彼此的形象构建出现了质的提升。
综观中印关系的发展，尽管关系复杂，政治互信有提升的空间，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印政治互信处于明显的上升通道。2013年《中印联合声明》中“双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本国领土从事反对对方的活动”，以及“双方承诺积极看待并支持各自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彼此的主要安全关切。而且，对于彼此的发展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中印也早有定论。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高瞻远瞩地断言：“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印度前总理辛格也在公开场合多次重申，“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容纳印度和中国的雄心”。这种基于战略视角的主流判断为中印形成目前稳定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印双方理性看待对方发展也是关乎中印关系大局的关键。从2006年《中印联合宣言》“双方欢迎并积极看待对方的发展，两国有足够空间实现更大规模的共同发展”，到2010年“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再到2013年上升为“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世界也需要中印实现共同发展”，并且“欢迎对方的和平发展”，并将之定义为“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些都明确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合作而非对抗，是伙伴而非敌人。而且，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次出访选定印度，强调中印是天然合作伙伴，宣称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和优先方向，印度前总理辛格10月访华时也明确表示对华友好是印度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印关系的新机遇
印度洋与亚太加速融合，中印关系未来发展有机遇，也有挑战。
从地缘经济发展现实与趋势上看，传统的亚太与印度洋地区加速融合，地区内国家的经贸与投资活动已经使传统上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越来越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期特征。一方面是经济重心东移，印度洋地区与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另一方面，印度与亚太地区经济联系的增强加速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区域的经济互动，尽管这种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利用融合趋势重建海上丝绸之路，而印度也希望籍此深化“东向战略”。这为中印合作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
经济合作是彼此的机遇。从经贸互补性以及潜力看，中印毫无疑问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两国设定了2015年双边贸易额1000亿美元目标。目前，两国已经就大力推进务实合作，实现中印两大市场对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形成共识，对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发挥印度“东向政策”与中国向西开放的潜能存在利益汇合，两国共同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就是两国利益契合的体现。
战略空间扩展以及以此为导向的外交与防务实践是挑战。印度基于对自身发展环境以及亚太地区形势与权力格局的判断，将亚太地区置于其对外战略的优先方向，与日本和美国等亚太国家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合理关切。同时，中国重建“海丝”并深化与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合作，也成为印度的战略关切。在美国传统亚太同盟体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印度与日本的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深化，涉及外交与防务的双边“2 2”对话议题广泛而敏感；美日印三边战略对话加速发展，对话内容不断充实，制度化、常态化程度渐进提升；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美日澳印四边对话呼声也日渐高涨。尽管这些机制或安排都有针对中国实力上升和限制中国影响的潜在导向，但客观上说也是印度追求战略自主与获得权力制衡、分享亚太经济增长，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强化自身文化影响并塑造积极正面民主国家形象等亚太战略诉求的体现。
综上所述，过滤“片面渲染”并回归理性判断，中印在政治上合作高于对抗，在经贸上互补大于竞争，在文化上亲缘多于冲突。片面强调共同利益和罔顾事实片面放大分歧矛盾，都是不客观的。两国公众对边界问题的认知与期望，有限的民间交往和彼此形象构建负面化倾向，两国战略利益的扩展、交汇与碰撞，以及地区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等，注定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存在现实挑战。但中印已经达成的共识、形成的机制和签署的协议基本上为两国政治互信的稳步提升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印两国决策层都强调，中印关系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这一共识本身就反映出双方愿意以积极的姿态加强理解与沟通，有效管控分歧，增进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