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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津当代作家林希通过“小的儿”形象的塑造，道说了一部天津卫侯氏家族的恩怨情仇。作为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妾”，“小的儿”宋燕芳通过“自身的努力”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秩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社会文化激烈动荡时期的一个婚恋脚注。这个人物形象对于封建宗法制家族的解构意义，传达了作者对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新的审视与思考。
关键词：“小的儿” 儒家传统文化 现代都市文化 时代悲歌
天津著名作家林希写了一部小说《小的儿》，故事通过侯氏买办家族的兴衰史与“小的儿”的斗争史两条交织的主线来观照历史，以家族群像反观天津世像。这部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位八面玲珑的“小的儿”形象，道说了一部天津卫侯氏家族的恩怨情仇。作为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妾”，“小的儿”宋燕芳通过自身的努力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秩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中国社会文化激烈动荡时期的一个婚恋脚注。
一、被屈辱的“小的儿”
一部中国封建史，即是一部女性屈辱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语境中，“女性”一直是作为“第二性”被压迫、压抑的群体呈现于各类文本之中，她们的肉体与灵魂通通被打上了深深的男权烙印。女性对于男权社会而言，一直是一个卑微的话语存在。“小的儿”是小说中宋燕芳的代称，她与“我”的母亲大家闺秀马官南是一组对照的称呼。互为对照的称呼关系展示了现代与传统的内在逻辑冲突，这种冲突带有儒家传统秩序的解构意味。马官南是侯家四八三十二大轿迎娶回来的，而宋燕芳是自己投怀送抱跪进门的。“小的儿”的最初出现并没有打破买办之家出身的父亲与书香世家出生的母亲之间的婚姻契约，而离开侯家之后被称为“宋小姐”的宋燕芳也恰似一个没有终点的悲剧继续循环着历史的使命。“小的儿”是一个带有秩序排位顺序的称呼，包含着明显贬低的意味。“小说中的‘小dir’表示一种轻蔑，根本排不上号。”①宋燕芳是一个戏子，是奶奶的干女儿。马官南是传统大户人家的小姐，是儒家仁爱文化与礼教文化的化身。“小的儿”是一个卑贱的存在，是一个在侯家被人正面称呼都无法实现的小人物。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②“小的儿”是封建社会家长制和门当户对观念下被忽视、不耻的产物，她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媒妁之言，沦到侯家当妾，生活如履薄冰，尝遍人情冷暖。在为了挽回侯家名声时主动说：“我不过是在你们侯家宅门的小跨院里寄身的一个女子罢了，那个王丝丝来找我说情，说是要挤进侯家来做什么姨太太，我连自己还不是根正叶茂，你王丝丝的事我怎么能管得了？”③宋燕芳骨子里深受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在侯家的生活、行为是有自知之明的。她在离开侯家时候说了一句话：“小的儿要离开侯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她突然发现，她在侯家的靠山没有了。”④这个根基是什么？笔者想应该是宋燕芳心中的爱情，虽然侯家辉用无情冷漠对这场爱情进行了嗤之以鼻的讽刺。
二、八面玲玲的“小的兒”
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来不缺少一个没有地位、无足轻重的“妾”形象，而“小的儿”却突破以往“妾”的边界。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命运的束缚，最终拉拢了侯家大少爷，成就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时代性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小的儿”是能人，这个人物身上有着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子，这是林希新家族小说中女性描写的一个重要特点。李大钊曾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中谈道：“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她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⑤天津作为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窗口，西方现代都市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在天津本土畸形地生长与发展。在都市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女性成为男性乃至权力欲望的对象，夜总会、舞厅和戏园是她们经常出入并赖以生存的场所。不同于以往身在闺阁、养在后院的马官南，“小的儿”的生活空间突破了家庭的藩篱，她在外亦有谋生的手段和处理事情的能力。林希塑造了不少八面玲珑但出身卑微的戏子形象，“小桂花”“王丝丝”等都是现代都市物质文明的“牺牲品”，但“小的儿”与其他的女性有着文化选择的不同，她真心实意回归传统家庭——儒家传统文化。“小的儿”亦有“母亲”的光辉。侯家老爷的隐去，“我”的母亲马官南成为整个侯氏家族的实际家长。她用仁爱、善良、无私与忍让的态度打理家族大小事务，遵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惯例。她不会应对外来的社会问题，唯有通过不断典卖自己的首饰和嫁妆来帮助侯家的纨绔子弟和落难的家庭成员摆脱危机，渡过难关。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依然用博爱、大度的心对待妾的女儿“小四儿”。不同于落难时期只能投奔侯家的马小姐，“小的儿”是一个从外面世界走进侯家的人，她让四爷找洪九爷摆脱了赌债，解决了王丝丝的官司，任凭一个没有根基的人在侯家站稳了脚跟，离开侯家又能靠唱戏赚钱住皇宫饭店，并负担侯家辉的生活开销。而她正是靠着这些能耐战胜了“我”的母亲，赢得了侯家大少。在“小的儿”面前，“我”的母亲是中国传统儒家仁爱观念的一个化身，她守旧、深明大义，但无力对抗外面的世界。“小的儿”身上也有马官南的影子，她忍辱负重不要名分，为了维护侯家的名声主动脱离家族，不舍自己的骨肉，这些都是中国儒家传统女性的美德，但这种文化的力量碍于身份的拘囿无法覆盖于“小的儿”的全部。她在外部世界的游刃有余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对抗，而这股对抗性力量才能与当时的外部世界融合，人才能因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现代商业文化与功利主义的冲击，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将摇摇欲坠的儒家传统文化逼近于空心的框架。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文化空间中，成全了“小的儿”与侯家辉所谓的爱情。
三、无法挣脱的“小的儿”
可悲的“小的儿”身上集中了现代都市文化对女性的双重影响。以“小的儿”为代表的部分都市女性，依旧无法挣脱封建婚姻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而侯家辉作为买办家族的代表，他自身带有商业文明和功利主义的气息，他们构成了中国早期自发对儒家礼法的挑战群体。小说中的侯大少爷回马家时“古今中外，诗词歌赋，一直到军事政治，天文地理，那才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晓……一碗饭下肚之后，居然还说再盛一碗，我的天爷，新姑爷第一次拜认岳父岳母，哪有吃两碗饭的？”⑥基于家族记忆和生活经历，林希艺术性地创作了不少关于买卖家族的作品，买卖之家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产物，他们一方面扎根于这片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土地，另一方面又受到外来工商业文明的影响。虽然早期他们享受了工商业带来的物质成果，但随着民族梦碎、外商的抛弃，他们成为一个被时代抛弃、命运沉浮的家族群体。衰败的侯家辉面对现实之后，做出了自己的文化选择。他的选择带有隐喻意义，虽然他回不到原来的那个家，但他还是选择了与他有过一个女儿的“小的儿”。作者对中国儒家正统文化的想象都是在东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环境下展开的，他借助秉承诗礼传家的买办之家在近现代史中的颠簸命运，凸显了儒家正统伦理道德、仁爱思想的熠熠光辉。”⑦这也是侯家辉一头扎进皇后饭店的根本原因，“小的儿”的结局谙合了一种文化的暂时选择。 陈鹏先生说：“婚姻基于天地阴阳自然之性，为人伦之本，家始于是，国始于是，社会之一切制度，莫不始于是，是为中国古代婚姻观念之又一特点。”{8}“小的儿”是一个新旧矛盾的合体，为了突出这个人物，作者又刻画了一个与她相似的歌女王丝丝。现代都市给予女性以个性和独立的空间，以“小的儿”和“王丝丝”为代表的新兴都市文化力量又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与分歧。她们的命运与都市文化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解构程度对等。“小的儿”是戏园子里唱戏的，她身上体现的都市文明还带有传统的因子，“王丝丝”是维多利亚舞厅的歌女，是穿皮鞋的新式女性，显然她更容易彻底沦为现代都市文明的“牺牲品”。王丝丝最后和刘市长好了，她不可能还留恋一个衰败的侯家大少。马克思曾说：“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9}如果说“小的儿”还未能彻底成为自由摩登的人，王丝丝却做到了。王丝丝这个人物身份与马官南是完全对立的，“小的儿”这个带有双重文化寓意的人物最后还是倒向了传统的怀抱，依旧在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牢笼里守候。而这个人物的存在意义成就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對新兴的都市文化采取保守的观望态度，对儒家的传统伦理文化与仁爱观念进行新的审视。
小说结尾通过“我”的口气在质疑：“是什么力量使我父亲成为小的儿的人？而我母亲对父亲这样的一片真情，却一点也打动不了他的心，男人真的是自甘堕落吗？”{10}母亲对父亲的爱是儒家礼法的仁爱与容忍，她的知书达理如何能阻挡现代都市消费文化对于一个热衷于“灯红酒绿”的“父亲”的诱惑？“母亲”的远走不单是爱情的悲歌，更是时代的悲歌。
①{3}{4}⑥{10} 林希：《小的儿》，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页，第362页，第410页，第410页，第436—437页。
②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⑤ 李大钊：《真正的解放》，季羡林编：《学者小品经典》，新世纪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⑦ 丁琪：《新家族小说与儒家文化认同——以林希小说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8} 陶毅等：《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天津社科规划项目：《天津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TJZW13-018）阶段性成果
作 者：李小茜，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天津文学、文艺理论。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小的儿” 儒家传统文化 现代都市文化 时代悲歌
天津著名作家林希写了一部小说《小的儿》，故事通过侯氏买办家族的兴衰史与“小的儿”的斗争史两条交织的主线来观照历史，以家族群像反观天津世像。这部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位八面玲珑的“小的儿”形象，道说了一部天津卫侯氏家族的恩怨情仇。作为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妾”，“小的儿”宋燕芳通过自身的努力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秩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中国社会文化激烈动荡时期的一个婚恋脚注。
一、被屈辱的“小的儿”
一部中国封建史，即是一部女性屈辱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语境中，“女性”一直是作为“第二性”被压迫、压抑的群体呈现于各类文本之中，她们的肉体与灵魂通通被打上了深深的男权烙印。女性对于男权社会而言，一直是一个卑微的话语存在。“小的儿”是小说中宋燕芳的代称，她与“我”的母亲大家闺秀马官南是一组对照的称呼。互为对照的称呼关系展示了现代与传统的内在逻辑冲突，这种冲突带有儒家传统秩序的解构意味。马官南是侯家四八三十二大轿迎娶回来的，而宋燕芳是自己投怀送抱跪进门的。“小的儿”的最初出现并没有打破买办之家出身的父亲与书香世家出生的母亲之间的婚姻契约，而离开侯家之后被称为“宋小姐”的宋燕芳也恰似一个没有终点的悲剧继续循环着历史的使命。“小的儿”是一个带有秩序排位顺序的称呼，包含着明显贬低的意味。“小说中的‘小dir’表示一种轻蔑，根本排不上号。”①宋燕芳是一个戏子，是奶奶的干女儿。马官南是传统大户人家的小姐，是儒家仁爱文化与礼教文化的化身。“小的儿”是一个卑贱的存在，是一个在侯家被人正面称呼都无法实现的小人物。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②“小的儿”是封建社会家长制和门当户对观念下被忽视、不耻的产物，她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媒妁之言，沦到侯家当妾，生活如履薄冰，尝遍人情冷暖。在为了挽回侯家名声时主动说：“我不过是在你们侯家宅门的小跨院里寄身的一个女子罢了，那个王丝丝来找我说情，说是要挤进侯家来做什么姨太太，我连自己还不是根正叶茂，你王丝丝的事我怎么能管得了？”③宋燕芳骨子里深受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在侯家的生活、行为是有自知之明的。她在离开侯家时候说了一句话：“小的儿要离开侯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她突然发现，她在侯家的靠山没有了。”④这个根基是什么？笔者想应该是宋燕芳心中的爱情，虽然侯家辉用无情冷漠对这场爱情进行了嗤之以鼻的讽刺。
二、八面玲玲的“小的兒”
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来不缺少一个没有地位、无足轻重的“妾”形象，而“小的儿”却突破以往“妾”的边界。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命运的束缚，最终拉拢了侯家大少爷，成就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时代性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小的儿”是能人，这个人物身上有着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子，这是林希新家族小说中女性描写的一个重要特点。李大钊曾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中谈道：“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她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⑤天津作为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窗口，西方现代都市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在天津本土畸形地生长与发展。在都市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女性成为男性乃至权力欲望的对象，夜总会、舞厅和戏园是她们经常出入并赖以生存的场所。不同于以往身在闺阁、养在后院的马官南，“小的儿”的生活空间突破了家庭的藩篱，她在外亦有谋生的手段和处理事情的能力。林希塑造了不少八面玲珑但出身卑微的戏子形象，“小桂花”“王丝丝”等都是现代都市物质文明的“牺牲品”，但“小的儿”与其他的女性有着文化选择的不同，她真心实意回归传统家庭——儒家传统文化。“小的儿”亦有“母亲”的光辉。侯家老爷的隐去，“我”的母亲马官南成为整个侯氏家族的实际家长。她用仁爱、善良、无私与忍让的态度打理家族大小事务，遵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惯例。她不会应对外来的社会问题，唯有通过不断典卖自己的首饰和嫁妆来帮助侯家的纨绔子弟和落难的家庭成员摆脱危机，渡过难关。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依然用博爱、大度的心对待妾的女儿“小四儿”。不同于落难时期只能投奔侯家的马小姐，“小的儿”是一个从外面世界走进侯家的人，她让四爷找洪九爷摆脱了赌债，解决了王丝丝的官司，任凭一个没有根基的人在侯家站稳了脚跟，离开侯家又能靠唱戏赚钱住皇宫饭店，并负担侯家辉的生活开销。而她正是靠着这些能耐战胜了“我”的母亲，赢得了侯家大少。在“小的儿”面前，“我”的母亲是中国传统儒家仁爱观念的一个化身，她守旧、深明大义，但无力对抗外面的世界。“小的儿”身上也有马官南的影子，她忍辱负重不要名分，为了维护侯家的名声主动脱离家族，不舍自己的骨肉，这些都是中国儒家传统女性的美德，但这种文化的力量碍于身份的拘囿无法覆盖于“小的儿”的全部。她在外部世界的游刃有余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对抗，而这股对抗性力量才能与当时的外部世界融合，人才能因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现代商业文化与功利主义的冲击，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将摇摇欲坠的儒家传统文化逼近于空心的框架。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文化空间中，成全了“小的儿”与侯家辉所谓的爱情。
三、无法挣脱的“小的儿”
可悲的“小的儿”身上集中了现代都市文化对女性的双重影响。以“小的儿”为代表的部分都市女性，依旧无法挣脱封建婚姻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而侯家辉作为买办家族的代表，他自身带有商业文明和功利主义的气息，他们构成了中国早期自发对儒家礼法的挑战群体。小说中的侯大少爷回马家时“古今中外，诗词歌赋，一直到军事政治，天文地理，那才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晓……一碗饭下肚之后，居然还说再盛一碗，我的天爷，新姑爷第一次拜认岳父岳母，哪有吃两碗饭的？”⑥基于家族记忆和生活经历，林希艺术性地创作了不少关于买卖家族的作品，买卖之家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产物，他们一方面扎根于这片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土地，另一方面又受到外来工商业文明的影响。虽然早期他们享受了工商业带来的物质成果，但随着民族梦碎、外商的抛弃，他们成为一个被时代抛弃、命运沉浮的家族群体。衰败的侯家辉面对现实之后，做出了自己的文化选择。他的选择带有隐喻意义，虽然他回不到原来的那个家，但他还是选择了与他有过一个女儿的“小的儿”。作者对中国儒家正统文化的想象都是在东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环境下展开的，他借助秉承诗礼传家的买办之家在近现代史中的颠簸命运，凸显了儒家正统伦理道德、仁爱思想的熠熠光辉。”⑦这也是侯家辉一头扎进皇后饭店的根本原因，“小的儿”的结局谙合了一种文化的暂时选择。 陈鹏先生说：“婚姻基于天地阴阳自然之性，为人伦之本，家始于是，国始于是，社会之一切制度，莫不始于是，是为中国古代婚姻观念之又一特点。”{8}“小的儿”是一个新旧矛盾的合体，为了突出这个人物，作者又刻画了一个与她相似的歌女王丝丝。现代都市给予女性以个性和独立的空间，以“小的儿”和“王丝丝”为代表的新兴都市文化力量又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与分歧。她们的命运与都市文化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解构程度对等。“小的儿”是戏园子里唱戏的，她身上体现的都市文明还带有传统的因子，“王丝丝”是维多利亚舞厅的歌女，是穿皮鞋的新式女性，显然她更容易彻底沦为现代都市文明的“牺牲品”。王丝丝最后和刘市长好了，她不可能还留恋一个衰败的侯家大少。马克思曾说：“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9}如果说“小的儿”还未能彻底成为自由摩登的人，王丝丝却做到了。王丝丝这个人物身份与马官南是完全对立的，“小的儿”这个带有双重文化寓意的人物最后还是倒向了传统的怀抱，依旧在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牢笼里守候。而这个人物的存在意义成就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對新兴的都市文化采取保守的观望态度，对儒家的传统伦理文化与仁爱观念进行新的审视。
小说结尾通过“我”的口气在质疑：“是什么力量使我父亲成为小的儿的人？而我母亲对父亲这样的一片真情，却一点也打动不了他的心，男人真的是自甘堕落吗？”{10}母亲对父亲的爱是儒家礼法的仁爱与容忍，她的知书达理如何能阻挡现代都市消费文化对于一个热衷于“灯红酒绿”的“父亲”的诱惑？“母亲”的远走不单是爱情的悲歌，更是时代的悲歌。
①{3}{4}⑥{10} 林希：《小的儿》，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页，第362页，第410页，第410页，第436—437页。
②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⑤ 李大钊：《真正的解放》，季羡林编：《学者小品经典》，新世纪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⑦ 丁琪：《新家族小说与儒家文化认同——以林希小说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8} 陶毅等：《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天津社科规划项目：《天津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TJZW13-018）阶段性成果
作 者：李小茜，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天津文学、文艺理论。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