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夏天，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我和戏文系的一个男生合租了广渠门的一间两居室。彼时我是一名电视编导，生活朝九晚九，我的室友则是某二流编剧的御用枪手，整日宅在家里，烟不离手，手不离键盘。
　　所谓枪手，并非指用枪射击的人，而是指那些替别人写文章的人。冷兵器的时代，人们管这种事儿叫“捉刀”。其实无论被叫做什么，找他人代笔这种事自古以来都是供稿行业中一种十分恶劣的存在。枪手往往放弃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并且拿的是远低于行价的酬劳。年来年去年年忙，却为他人做嫁衣。这恰巧说出了枪手的悲哀。
　　早晨我被手机的定时铃声叫醒，经过洗浴室的时候总能从室友门底的缝隙里看到溢出来的几缕青烟。刚开始还以为乱扔烟头导致火灾，睡眼惺忪的我顿时醍醐灌项，吓得差点打119。推门进去，烟味扑心抓肺。满室的空间都被烟雾吞没，排山倒海地压迫着人的呼吸。书桌上的仙人掌插满了黄色的烟屁股，像棵茂密的圣诞树。从此以后我把他的QQ备注改成“烟男”。烟男就躲在“圣诞树”的后面，像个狂躁症患者一样睁着猩红的眼睛奋笔疾书，或许是福至心灵，或许是刚刚想到一句出彩的对白，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这个冒失的闯入者。敲字的力道如此之重，如同急景凋年里的急管繁弦。键盘上的烟灰像干燥的雪片一样，在弹起和降落间，完成了26个字母之间的旅行。
　　烟男说，吸烟能刺激写作的兴奋点，可是受刺激多了却只剩下疲软、倦怠和焦虑。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筋疲力尽，越是变本加厉地需要更多的香烟来刺激神经中枢——与其说期待灵感光临，不如说是尼古丁缓冲了精神焦灼与生存压力。
　　众所周知，一个剧本从大纲到分场往往要几经周折，数次易稿。当一个剧本被七嘴八舌地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再被反反复复地篡改之后，写字的人往往会对它失去创作的新鲜感和耐受性。尤其是剧本中的一些改动仅仅只是因为个人口味的迥异而非大局，但这一改却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其中又总有那么一小撮决策人为了体现参与的乐趣，对故事的走向提出若干个非常不靠谱的意见，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破绽，但碍于情面往往不得说破，当然也有怎么说都不破，怎么点拨都不通畅的愣头青。这个时候明知是错却又不得不再走一遭。正牌编剧不屑做这种无用功，枪手则承担了此种繁琐而无意义的工作。
　　烟男经常自嘲地说，他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却是卖白粉的心。而且无论写得再多再好，观众也无法在演职人员表里找到他们的名字。这一段不长的枪手生涯，让他苍老了好几岁。不仅仅是因为熬夜造成的熊猫眼，更多的是精神被压抑摧残之后的心力交瘁，以及对现实无力还击的挫败感。
　　如果能完全抛开名利，全身心投入创作，那也能自得其乐。烟男经常兴致勃勃地把他刚写完的剧本给我看。如果我刚巧正在洗衣服，他就会端着笔记本念给我听。遇到他认为写得精彩的段落，他会阅读得很慢、很稠。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我的理解。如果我没有做出回应，他会把眼睛从笔记本上挪开，急切地望着我，直到我搓洗的动作轻慢下来，明白我是听懂了且听出好来，他才肯继续往下念。
　　烟男的处女作首播的当天，他一早守在电视机前。他的反应总是比正在播出的画面快了两拍。一处或两处，他会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情节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便早早进入期盼。烟男曾经在那间朝北的卧室里不分昼夜地码字，面朝屏幕背朝墙。键盘在历经千锤百炼的敲打之后，字母和回车键早已磨损成白板。即使吃饭的时候——端着粗瓷大腕的右手食指仍不自觉地弯着，好像随时要去找Ctrl键。在剧本的伊甸园中，他是全能的女娲，亦是全知的上帝，在一遍遍的颠覆与重建中，他小心翼翼地勘测，把机关精密地埋伏在字里行间。现在，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可遇到导演无故删改场次或演员说不出对白的微妙情绪，他便从沙发上暴跳起来，大声咒骂。并且不厌其烦地把原文翻出来给我看，絮叨地解释他的用意，完了一定要我对两个版本做出高下之分。如果我不说剧本好，或者说得不够迅速和真诚，那么我将整晚不得安宁。
　　和烟男合租的日子里，虽然总是听他抱怨，却并未见他放弃。他的苦恼是每一个写字的人都会遭遇的障碍。真正促使他放弃的导火索还是来源于稿费的分赃。
　　枪手虽然是被藏匿在正牌编剧后面的影子写手，但他们的稿酬也有三六九等。一线编剧的枪手一般都是五位数，而刚上路的雏儿不过几百块。枪手在动笔之前，都是和正牌编剧协商好价位，不管高低讲究的就是一个心甘情愿、银货两讫。怕就怕即使区区几百块的稿酬，枪手也不能囫囵拿——这在圈内，虽不占多数，但亦非个例。
　　烟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年夏天，烟男交出去的剧本合订在一起，抵得上一本长篇小说了，还是分上中下的那种。正牌编剧往往做了一些微调之后，就成了他们的作品。烟男却只拿稿费的十分之一——即使这十分之一也给得拖拖拉拉。写字的人都比较温吞，平时山吹海侃，到了要账的时候就成了癞蛤蟆喝胶水——怎么也张不开口。眼看交租的日期早已过去，坏脾气的房东快踏平门槛。烟男被逼无奈，只好放下面子，逼上梁山。
　　夏天快要结束的一个傍晚，我们搭乘35路车——还是我帮烟男刷的公交卡，可见他拮据到了极致——到了潘家园的一个小区。本来说好俩人一起去要账，烟男却临时变卦，要我留在小区楼下等他，且每过五分钟就给他打一个电话，万一不接或关机，就直接报警。公交车上我们还有说有笑，煞有介事地谈论了《低俗小说》、《加油站被袭事件》、《白毛女》等一系列电影中有关要账的情节。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想到了这个主意。仅仅是为我的安全着想?还是出于战略战术的考虑?抑或是为了尊严，不想让我看到他低头时，委曲求全的表情?
　　路灯像面光一样均匀地打在他紧绷绷的脸上，惨白惨白的，带着一股决绝的杀气。就像被灌满的灭害灵，只要轻轻摇晃一下罐内被压抑的液体，再轻轻一按，就能喷射出有毒的雾水，让方寸之内的蝇蚊昆虫于瞬间毙命。我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在楼下等待的25分钟是如此的漫长、曲折而煎熬。一种担心被预感和想象放大膨胀之后，我神经质般地从通讯录里调出他的号码，拇指空降在绿色的接通键上，一边对着保安室内的挂钟读秒。一旦5分钟被凑整，我就接通他的手机。
　　每次刚一接通，就被他果断地熄灭。如此三次之后，我七上八下的心跳开始慢慢平稳。我想烟男应该谈得比较顺利吧，稿酬想必也该拿到了。傍晚的凉风贴着地面吹过来，我觉得浑身都松快了些。
　　我看着电梯的两扇门不断地开开合合，进去一些人，再走出一些人。20分钟过后，当我第四次拨打烟男的手机，却意外听到关机的提示音。此时此刻，我满脑子全是勃朗宁手枪清脆的拉栓声，黑洞洞的枪眼对牢冷汗狂流的太阳穴，以及筋疲力尽的男主角被打手拎起来重重地摔在玻璃茶几上。碎玻璃碴子嵌在皮肉里，血水晕染，肝脑涂地。
　　我被吓坏了，汗液很快湿透衬衫。未来往往的人都被我一脸尿急的表情吓到。他们带着警惕和揣测的眼神看我，嘴里正别人说话，眼睛却还滞留在我这里。就在我准备冲进电梯的时候，烟男却戏剧性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天晚上，那个正牌编剧对烟男说了什么，烟男到底有没有要到钱，还有他最后为什么关机，烟男一个字也不肯说。
　　毕业一年后，烟男收拾行李去了家乡的电视台。后来在QQ上遇到他，也有想过问问那天晚上他的经历，但念头闪过，又被什么事情岔过去就给忘了。有时候，不关心且不提供解决方案的打探详情，其实只是略带冷酷的好奇心罢了。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管是坚持，还是放弃、倾诉或者沉默。一个人，只能在彼时彼地做出对他最好的选择，或对或错，无需对任何人剖白解释。念及至此，我便愈发不敢多问。就让那些谜团被岁月静静地尘封，不受惊扰，亦不被打捞。
　　烟男离开北京的那年秋天，他正在郊外的某度假村里写最后一个剧本。我刚巧要采访那个剧组。烟男知道我来，带我去附近的一个采摘园。我们穿上长筒胶靴，笨拙地像登陆的宇航员。走着走着，下起雨来。林中小路更加泥泞。他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在嘴里尝，好的放进兜里，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我现在唯一想知道的就是，烟男是否把烟给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