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国、夏培卓夫妇耗时30年，外出考察115次，走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620个(次)县市，实地探访名人遗踪胜迹2500个(次)以上，拍摄照片6万多幅(按：不含数码照片)，行程约44万公里。他们以近古稀之躯，呕心沥血地完成了煌煌巨著《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全书16卷，囊括了从远古直到民国的300位名人，收入照片5000张，文字逾320万，堪称文化界一大收获。这对志在“为中华山河立传，为炎黄风流讴歌”的夫妻，人生路上“一步复一坷，但得不停滞”。如今壮志已酬，夙愿得遂，给了他们人生彻底的慰藉，“回首笑自多！”
　　王行国夏培卓夫妇在官园的家俨然一个小型图书馆。一排排的书柜、照片柜、卡片柜无言地诉说着主人的勤奋。而我们所目睹的不过是两人珍藏之一小部分，其用力之勤谨，用心之精细，存储之得法令我们深为感佩。
　　位于十三陵一隅的王家庭院，则是夫妻俩退休后“诗意地栖居”之所。这里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浮躁，有的只是藤萝苍翠花弥眼，蝉伴琴韵犬蝶欢。我们仿佛置身于“天然氧吧”中，拼命汲取那湿漉漉的绿色，并积攒起来，好留给离开后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蓬莱山”“江津池”“揽胜台”等一院八景的设计，分明出自深谙园林艺术的高人之手，一打听这高人便是王行国。
　　
　　追寻名人，立意高远
　　
　　王行国书房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的红色点线，标示着他的足迹所至。偌大的中国，除了西藏、台湾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涉足外，几乎是走遍了。
　　谈起自己为何如此痴迷于探访名人遗踪胜迹，为何如此不恤年事身体，不吝心神财力，不惜奔波流离，王行国笑言或许是自己生于蓬莱“仙境”，长于古都北京，有着“行国”之名(意味着对祖国河山有别样深情)，还曾于北京四中执教地理多年，又或许是命中注定似的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总之，“为中华山河立传，为炎黄风流讴歌”，成了他人生的志向。由此，这位曾获称“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中国工人出版社编审，立意高远，选择“中华名人名胜”为研究课题，提出了“名人名胜”的学术概念，填补了将旅游地学研究旅游资源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空白。
　　所以，仅为游山玩水，消闲遣闷，绝非王行国的人生追求。事实上，对这个心地纯粹的爱国主义者而言，祖国的名山大川、古刹青冢、寻常巷陌，无不使他一往情深。王行国爱国，虔诚地研究我国传统历史文化，投身爱国主义教育事业，孜孜矻矻，不惜代价。同时又为我们还在遭受传统文化某些糟粕的戕害而痛心疾首。在他看来，没有抽象的历史事实，只有人为的历史事实。文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现象，还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稳定性和顽强的渗透力，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有两个明显的劣根性一是毁文化，二是封建专制。
　　就前者而言，史书中名人命途多舛，似是宿命，文化载体被毁的例子更比比皆是。史过留鉴，王行国成书目的之一，即是通过镜头里几乎曾经全陷被毁厄运的名人名胜警醒众人：“毁文化”的可怕。而后者，则似乎带入了王行国个人遭遇的体悟。“反右”“四清”和“文革”三次运动的残酷冲击令他与历史名人们颇得神交之契，恰如他人评论：“写古人的事，流自己的泪，字里行间古今共鸣。”
　　
　　伉俪同心，苦乐相随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与妻子夏培卓精神气质及趣味的高度统一。夏培卓是中国作协、北京作协的会员，在报告文学、散文和小说等领域均颇有建树。她原是北京四中的高级语文教师，退休后谢绝了许多学校的聘请，远离了补习班，家教班等赚钱的差事，也暂停了自己原来的案头工作，一心一意成全丈夫。敏而好学的夏培卓，早在1992年就开始使用电脑，有意思的是她的作品曾是某出版社收到的首份打印文稿呢。这本《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从考察、写稿、录入到润色也无不凝结着她的心血。
　　夏培卓言谈间对丈夫甚为欣赏。她说，王行国自小酷爱读书，连路上的破纸片也要捡起来看看有无可读之处。50多年来，积累了44万张卡片，有目录索引地分成1700多个类别，存放在3个高高的卡片柜中。他忙碌了一辈子，干一行精一行，还拿下了哲学、教育、地理、机械制图等几个大学文凭。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必定看书写作，凌晨1点半才肯入睡，身体不适也不懈怠。
　　两人情互归倚之始，就没有逛过公园，下过饭馆。两块肥皂、两只松花蛋就是王行国送给夏培卓的信物。正是王行国为人诚厚、为学精进的禀赋打动了夏培卓，两位“黑五类”孤儿患难与共几十年来，闲暇时间都是在文史地书报中度过的。身逢昌平盛世后，精神上的桎梏枷锁已除，以“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价值”为己念的王行国决心弥补并追加曾经不能如愿创造的价值，夏培卓自是夫唱妇随，甘苦同心。
　　他们去美国探望女儿王梅时，夏培卓也每日早出晚归地陪着王行国去图书馆查资料，连午饭都只是在图书馆凑合一顿，由此发现了许多在国内很难看到的珍贵资料。在北美有限的时间里，北至加拿大，南到墨西哥，他们也不忘追寻名人胜迹。他们拍摄了183卷胶卷，回国时一个半箱子都是照片。夏培卓和女儿合著报告文学《硅谷女总裁》，也只能抽空独自专程飞到美国，才得以完成。
　　某次，在司马迁的故乡韩城，夫妻俩拍摄明清民居党家村时，一辆车闸失灵了的手扶拖拉机像脱缰的野马，从高坡上飞驰而来，撞进了迎村口大门旁的围墙里。夏培卓与拖拉机擦身而过，幸得无恙，却留下骇人的“后怕”。
　　外出考察时，夫妻俩为了节省白天拍照的时间，往往是夜间赶路。某次在秦岭大山里摸黑前进，领略了“之”字形的山路上一边悬崖，一边深涧的胆战心惊之后，在陕甘交界的地方，偏偏又遇上了塌方。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前面50米外的“甘肃界”的路牌、油光光的马路，就是过不去。秦岭的深夜寒气逼人，阴风阵阵，他们靠着车里的空调驱寒，硬是在车里呆坐了24个小时，对“度日如年”之说，算是体会得够深刻了。事后，曾患过股骨头坏死症的夏培卓双膝被抽出200毫升的脓血。
　　
　　一步一坷，淡然弥坚
　　
　　回忆起成书过程，王行国用了几个关键词尴尬、吃苦、血的代价。
　　大概是见贤思齐，王行国举止间颇有“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之儒士风范。虽然极具便利条件，在拍摄洗印照片上，他却从未沾过公家一点便宜。80年代初，出行和拍摄的经费对并无家资可抵的他而言谈何容易I他为买不起相机而犯了愁，鼓起勇气到亲戚家借傻瓜相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对一介文人而言，那滋味就别提了。
　　此外，总被小偷光顾，丢失昂贵的拍摄器材，也令他烦恼不已。最令他郁闷的还是访胜迹不遇了，原因往往是资料有误，有的“缪以毫厘，失之千里”，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 则是胡编乱造，这令他深感严谨治学的重要。
　　王行国在考察途中，有时是租自行车跑路的。在豫北内黄的沙荒地上，车子不仅不能骑，连推都不行，就只能是车骑人；他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再简陋的地方也住过。有一个晚上，他身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幸好还有个临公路的小饭铺，老板给安排了个“单间”，床铺像摇篮，被褥湿乎乎地发着霉臭，房门得用木棍顶着，倒是省钱，4元。
　　1988年，他在西安开会之后，计划去洛阳作点采访。火车行驶到陕西、河南交界一带，他正低头看书，突然一声巨响，只见一滴滴的鲜血掉在了他的脚下。不一会儿血就流成了片，脸上也“花”了。原来是有人在外面砸火车，让他赶上了，2寸见方的石块破窗而入，正砸在他的脑门儿上。熬到了洛阳的医院，因为头上不能打麻药，他只能克服剧痛接受伤口缝合手术。术后，他依然坚持按原计划在洛阳拍完了照片。
　　1998年，王行国去青海孟达天池采访。黄河河谷的山路崎岖窄小，加之天降细雨，在一个急转弯处，车突然撞到了左边的悬崖上。他的头撞到了前座上，满脸是血，瘫成了一团动弹不得，相机头也变了形。陪同的青海省政府的秘书吓坏了，急忙到黄河深谷里弄来水擦洗，还好只是鼻子受伤。幸好是撞在了左边山崖，要是右边，黄河深涧就会把他们永远留在那里了。回到西宁，邀请他考察的副省长一听汇报，马上从正在开会的会场上赶过来，对躺在床上双臂疼痛难忍的他说：“王老师，还去吗？不去了吧!”他毫不犹豫地说：“还去。”最后，这位副省长亲自到交通局找了一辆车和一位经常跑野外的老司机，再次启程，总算一路顺风。
　　
　　慎思明辨，深悉浅言
　　
　　王行国、夏培卓夫妇正是凭着这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儿和虽九死而犹未悔的信念，迸发出丰沛的生命能量，《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才得以顺利出版，以飨众好。
　　本是随意翻阅的我们，顷刻间就不忍释卷了。其装帧之精美，用辞之雅致，材料之翔实，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各元素之融通令其极具品质和典范性。更令人惊喜的是其立意高拔，充满灵动博大之气，闪耀着智慧和个性的光芒。全书图文并茂，图是好图，文是美文；既收名人，也收名胜。写评历史人物则反对脸谱化、标准式，正反兼收，不虚美，不隐恶。比如既肯定董其昌画品一流，又道出其人品卑劣的真实一面。同时，态度谨严，坚持历史不是戏说，非史实不收，说法纷纭的不收；观念独到，摆脱了历史教条和传统束缚，例如将李鸿章晚期的凄楚心境摩刻得尤为动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历史劣根性的批判力透纸背，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显的反封建专制倾向。
　　难怪此书一出，好评如潮，在2005年的全国图书定货会和海峡两岸图书交流会上引起轰动，亲友来贺。夏培卓的胞姐、科学院院士夏培肃女士，连大年三十、正月初一都在不倦捧读。更有读者以此为权威，按图索骥，一路觅古揽胜，寄托怀抱。
　　作为《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姐妹篇的《中华名人名胜图典》，以图为主，涵盖范围比前者更为广泛，收入2500位历史名人、8000幅照片，定位在精品书、礼品书的层次上。目前所有作者部分的工作均告完成，只待付梓。它的问世，想必又将是一桩文坛盛事吧。
　　编辑／任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