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文学史家的集体轻视，获奖情况的差强人意，尤其是所获大奖的蹊跷，都说明“小说大省”的帽子不适合于陕西这颗“脑袋”。小说界，乃至文学界应对这种名立而实未从的现象有所警觉，陕西小说界更应努力做到名实相副。
关键词 “小说大省”陕西小说文学史获奖
陕西一向以“小说大省”自居。但循名而责实，“小说大省”的帽子并不适合于陕西这颗“脑袋”。“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徐干《中论考伪》)因此，笔者借用鲁迅先生杂文的题目做论题，为所谓的“小说大省”正名，意在提醒小说界。乃至文学界睁了眼看这种名立而实未从的现象。从而有所警觉有所反思，并在文学评论。以及对外宣传对内报道等各方面尽力做到实事求是。
睁了眼看，文学史家早已集体轻视了陕西小说。被公认为学术成就很高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陈思和主编)论述了七十多部作品。涉及陕西小说的只有路遥的《人生》和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同样具有很高学术成就而影响更为广泛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以四章的篇幅论及“文革”前十七年的小说，却仅仅把“柳青的《创业史》”设为一节：以三章的篇幅论及80年代的小说。却仅仅在“市井、乡土小说”一节中涉及贾平凹，而且给予了其“商州系列”小说“难以摆脱视域上的单一性”和“人物、故事上的重复”等否定性的批评：以一章的篇幅论及90年代的文学状况，却仅仅在论及市场化给予文学的影响时，以举例的形式、用半句话涉及陕西小说：“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热，《废都》、《白鹿原》等小说的出版所形成的‘陕军东征’等。”一部“吸收了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水平”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在客观介绍柳青的《创业史》时一句话三处出错：“故事的发生地是陕北一个名叫蛤蟆滩的山村。主人公是一个叫梁生宝的退伍军人”，使得陕西评论家不能不发出“实在令人大跌眼睛”的感慨。文学史的确不应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但事情的本身却远比常识性的错误更引人深思《创业史》是陕西作家及其评论家心中的经典性作品。而所谓的文学经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能给读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且能经受住大浪淘沙考验的作品，就是读者百看不厌而时时刻刻都有思想启迪和审美愉悦，都能感受到心灵在遭受重重撞击的作品。遗憾的是《创业史》根本不够格。于是。在因为某种非学术、非审美的原因而不得不将其塞进文学史时，文学史家流露出怠慢情绪，甚至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它，虽然不严肃不正常，却也不难理解。进而言之，文学史家之所以集体轻视陕西小说。不仅在于《创业史》之类的小说并非什么文学经典，更在于《创业史》之后的陕西小说并没有为当代文坛提供多少真正具有冲击力的“新鲜货”。因为任何文学史都不可能不关注文学的发展，都不可能不把是否率先和真正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作为判断一部作品能否“入史”的标准。缺乏开拓、创新所带来的新颖性、冲击波，只会重复已有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和“商州系列”小说，甚或只能在非健康、非正常的推波助澜方面“大显身手”，如《创业史》、《白鹿原》和《废都》，这样的小说即使获奖或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也难以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即使因为某种非学术、非审美的原因进入了文学史。也难以逃脱被文学史家怠慢的命运。
睁大了眼看，陕西小说的获奖情况差强人意。在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年的八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178篇获奖作品中，陕西5位作家的6篇作品获奖(其中邹志安2篇)，仅仅等于张洁、王蒙两位北京作家获奖数的总和(各有3篇作品获奖。北京获奖的还有李陀、宗璞、张承志、刘心武、张抗抗等一批作家)。若按当时的29个省市自治区计算，陕西作家的获奖数只是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数。在1977～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奖的评选中，陕西只有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二等奖)、《人生》获第一、二届优秀中篇奖，但两获殊荣的作家比比皆是，如王蒙、李存葆、谌容、王安忆、张承志、蒋子龙、张一弓、汪浙成和温小钰等，而从维熙、邓友梅更是三次获此殊荣。四届鲁迅文学奖陕西只有红柯的短篇《吹牛》、叶广芩的中篇《梦也何曾到谢桥》榜上有名，加起来等于江苏作家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获短篇奖、《玉米》获中篇奖)或者河南作家阎连科《黄金洞》获中篇奖、《年月日》获短篇奖一个人的获奖总数，而黑龙江的迟子建更是三次获此殊荣(《雾月牛栏》、《厨房》获短篇奖，《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中篇奖)。六届茅盾文学奖陕西只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获奖，而北京作家张洁的作品则两次榜上有名《沉重的翅膀》、《无字》分别在第一、六届上获奖。在作家们普遍引以为荣的新时期优秀短、中篇小说奖上的获奖数未能跃居前列，而在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大奖项上，“小说大省”的获奖总数不仅等于江苏或者河南作家一个人的获奖数，还匪夷所思地分别少于或等于女作家迟子建、张洁的获奖数。当然，“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问题在于古往今来，陕西始终盛行“大男子主义”，而陕西作家的言谈中、作品中更是经常流露出男尊女卑、郎才女貌之类思想意识(诸如贾平凹不顾女儿的存在而发出父亲死后自己便“空前绝后”了的哀叹，路遥《人生》中郎才女貌的叙事模式等)，但迄今为止，陕西的一群作家却“败”在了外省市俩女将的笔下。英雄气短啊，即便怒发也难以冲冠。“小说大省”这顶帽子不适合于陕西这颗“脑袋”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
睁圆了眼看，陕西作家所获的大奖相当蹊跷。蹊跷得让人不敢恭维。陕西作家获茅盾文学奖后，其“责编”都义不容辞地发表了高见：《平凡的世界》华夏版的“责编”陈泽顺认为获奖带有“偶然性”，“与‘89风波’有直接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部分比较‘讲政治’的评委认为这是一部正正经经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比较‘讲艺术’的评委认为，这毕竟不是一部‘政治化’的作品。双方评委在这方面达到了一致。如果不是特殊的政治事件改变了文坛的标准倾向，这部作品未必能获此殊荣。”《白鹿原》的“责编”何启治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在关键的时刻做适当的妥协，可以达到更重要的目的，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有好处，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要过多去苛求或责难作者，应该说陈忠实修改《白鹿原》，比柳青修改《创业史》要好得多了。”而《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后，贾平凹在庆贺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耐人寻味：“我并不要做持不同政见者，不是要发泄个人的什么怨恨，也不是为了金钱。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们民族，热爱并关注国家的改革，我 以我的观察和感受的角度写这个时代。但我的这种忧患常常被一些人曲解或者先入为主地去阅读我的作品。这是我的悲哀。但我坚信，文学是讲大道的，需要时空的检验。”两位“责编”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中国的国情”，亦即“当时的政治环境”。但世界上“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而“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某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甚至文学奖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并非只有中国才独具如此特色。姑且不论评奖时《白鹿原》尚在胎中的“修改”是如何“好得多”，单就陈忠实捧出子虚乌有的“修订本”的行为本身而论，也只能视为对评奖制度的献媚，而所谓的“妥协”事实上也达到了所谓“更重要的目的”：获奖。至于一部作品的获奖，是否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有好处”，姑且不去管它，但断言《白鹿原》的获奖引发了文学中性描写的严重泛滥，则不能说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相对于陈忠实临时抱佛脚的迟钝，路遥则显得较为精明和自觉。换言之，与其说“讲政治”与“讲艺术”的评委因“特殊的政治事件”而“达到了一致”，倒不如说路遥的创作早就具备了使双方达到一致的条件。抛弃高加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愤，甚至抛弃其悲剧性的宿命。在直面黄土地上苦难人生的同时。“成功地创造了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亦即“《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这套信仰“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此而言，《平凡的世界》不仅是放大了的《人生》，而且是将平凡世界的政治文化环境美化、幻化之后的特殊人生，作家所坚持的并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而是自前苏联传入的“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也就是对于那以现实的发展为基础的未来前途的革命幻想”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孙氏兄弟能一如既往地得到大人物的赏识和帮助，还能像中国的董永、西方的灰姑娘那样得到仙女或王子的爱情。不幸的是，这种现实主义“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中国文学、中国读者早已深受其害。高加林没有孙氏兄弟幸运，现实主义的《人生》却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平凡的世界》成就更高，文学史家之所以青睐前者而漠视后者，其奥妙在于此。至于《废都》。问世后的确遭遇了不少尖锐泼辣的批评，但迄今为止，无一批评指责作家不爱国，或者断言作家是持不同政见者。贾平凹之所以强调这些，揭穿了说，乃在于《废都》获奖以及他自己被《法国新观察》杂志评为“世界最杰出的十位作家”有着90年代的特殊国际背景。作品被中国读者“曲解或者先入为主”地误读了。自己被中国人误解了，贾平凹坚信“时空的检验”，但在经过“时空的检验”之后，大洋彼岸的“蓝眼睛”不仅正读、正解，而且还频频为其颁奖时，他却在指出获奖对校正中国读者误读的作用的同时。又亮出了自己的“三不”“三热爱”原则，这绕来绕去的一团乱麻，似乎只有能掐会算而且乐此不疲，并深信不疑的贾平凹本人才能理顺。
当然，“作品的意义并不在获奖”。这个道理人所共知，贾平凹也曾如此这般地说过。但《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后，陕西作协、《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在大峡谷休闲俱乐部联合召开获奖座谈会时。贾平凹不仅强调“获奖重在给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关于人格和文格的正名”。而且宣称“上帝终于对忠实发出了微笑，我们全都有了如莲的喜悦”。众所周知，“所谓中国文学的影响在法国不超过100个人圈子里的影响，出了这100个人没有人知道中国文学”，而《废都》获法国女评委评出的“费米娜文学奖”时，西安文学界、新闻界与企业界“百余人”在北郊的桃花山庄举行庆获性的座谈会，贾平凹在会上既声称“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大体无所谓”，又强调“这个奖在外国，法国又是小说大国。它毕竟对校正这本书的误读有好处，为更多的一层人去读。供作者产生一份写作的自信”。中国读者对中国小说的误读、曲解需要外国评委来“校正”，被中国读者误解了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由外国评委来“正名”，借用陕西某评论家的话说，贾平凹真不愧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呵。饶有趣味的是，在大洋彼岸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超过100个人”的法国获奖，却在陕西由“百余人”举行庆获性的座谈会，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作品的意义在作家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上帝”的“微笑”怎么就慷慨到如此的地步?……答案不言自明，恕不赘述。奉劝陕西作家：互联网缩小了时空，中国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也日益加大。国内外的各类奖项在国人心中“祛魅”(disenchant)已是既成事实，还是少干或不干“这个奖在外国，法国又是小说大国”之类拉大旗做虎皮的傻事为好。1827年歌德就曾说过：“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中国便有了传奇文学。中国不仅是举世公认的小说大国，而且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小说大国，作为作家，应该具备这最起码、最浅显的文学史常识。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学习和继承鲁迅先生所倡导、所践行的“敢于正视”的精神。使文学评论及其相关的各种宣传报道取实于名，是文学界所面临的首要任务紧迫任务。往小些说，使“小说大省”的帽子尽快地适合陕西这颗“脑袋”，是笔者对于陕西小说界的真挚期望殷切期望。否则，“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繁荣、发展中国文学”云云，永远只会是一篇瞒和骗的官样文章。
关键词 “小说大省”陕西小说文学史获奖
陕西一向以“小说大省”自居。但循名而责实，“小说大省”的帽子并不适合于陕西这颗“脑袋”。“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徐干《中论考伪》)因此，笔者借用鲁迅先生杂文的题目做论题，为所谓的“小说大省”正名，意在提醒小说界。乃至文学界睁了眼看这种名立而实未从的现象。从而有所警觉有所反思，并在文学评论。以及对外宣传对内报道等各方面尽力做到实事求是。
睁了眼看，文学史家早已集体轻视了陕西小说。被公认为学术成就很高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陈思和主编)论述了七十多部作品。涉及陕西小说的只有路遥的《人生》和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同样具有很高学术成就而影响更为广泛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以四章的篇幅论及“文革”前十七年的小说，却仅仅把“柳青的《创业史》”设为一节：以三章的篇幅论及80年代的小说。却仅仅在“市井、乡土小说”一节中涉及贾平凹，而且给予了其“商州系列”小说“难以摆脱视域上的单一性”和“人物、故事上的重复”等否定性的批评：以一章的篇幅论及90年代的文学状况，却仅仅在论及市场化给予文学的影响时，以举例的形式、用半句话涉及陕西小说：“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热，《废都》、《白鹿原》等小说的出版所形成的‘陕军东征’等。”一部“吸收了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水平”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在客观介绍柳青的《创业史》时一句话三处出错：“故事的发生地是陕北一个名叫蛤蟆滩的山村。主人公是一个叫梁生宝的退伍军人”，使得陕西评论家不能不发出“实在令人大跌眼睛”的感慨。文学史的确不应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但事情的本身却远比常识性的错误更引人深思《创业史》是陕西作家及其评论家心中的经典性作品。而所谓的文学经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能给读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且能经受住大浪淘沙考验的作品，就是读者百看不厌而时时刻刻都有思想启迪和审美愉悦，都能感受到心灵在遭受重重撞击的作品。遗憾的是《创业史》根本不够格。于是。在因为某种非学术、非审美的原因而不得不将其塞进文学史时，文学史家流露出怠慢情绪，甚至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它，虽然不严肃不正常，却也不难理解。进而言之，文学史家之所以集体轻视陕西小说。不仅在于《创业史》之类的小说并非什么文学经典，更在于《创业史》之后的陕西小说并没有为当代文坛提供多少真正具有冲击力的“新鲜货”。因为任何文学史都不可能不关注文学的发展，都不可能不把是否率先和真正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作为判断一部作品能否“入史”的标准。缺乏开拓、创新所带来的新颖性、冲击波，只会重复已有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和“商州系列”小说，甚或只能在非健康、非正常的推波助澜方面“大显身手”，如《创业史》、《白鹿原》和《废都》，这样的小说即使获奖或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也难以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即使因为某种非学术、非审美的原因进入了文学史。也难以逃脱被文学史家怠慢的命运。
睁大了眼看，陕西小说的获奖情况差强人意。在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年的八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178篇获奖作品中，陕西5位作家的6篇作品获奖(其中邹志安2篇)，仅仅等于张洁、王蒙两位北京作家获奖数的总和(各有3篇作品获奖。北京获奖的还有李陀、宗璞、张承志、刘心武、张抗抗等一批作家)。若按当时的29个省市自治区计算，陕西作家的获奖数只是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数。在1977～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奖的评选中，陕西只有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二等奖)、《人生》获第一、二届优秀中篇奖，但两获殊荣的作家比比皆是，如王蒙、李存葆、谌容、王安忆、张承志、蒋子龙、张一弓、汪浙成和温小钰等，而从维熙、邓友梅更是三次获此殊荣。四届鲁迅文学奖陕西只有红柯的短篇《吹牛》、叶广芩的中篇《梦也何曾到谢桥》榜上有名，加起来等于江苏作家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获短篇奖、《玉米》获中篇奖)或者河南作家阎连科《黄金洞》获中篇奖、《年月日》获短篇奖一个人的获奖总数，而黑龙江的迟子建更是三次获此殊荣(《雾月牛栏》、《厨房》获短篇奖，《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中篇奖)。六届茅盾文学奖陕西只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获奖，而北京作家张洁的作品则两次榜上有名《沉重的翅膀》、《无字》分别在第一、六届上获奖。在作家们普遍引以为荣的新时期优秀短、中篇小说奖上的获奖数未能跃居前列，而在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大奖项上，“小说大省”的获奖总数不仅等于江苏或者河南作家一个人的获奖数，还匪夷所思地分别少于或等于女作家迟子建、张洁的获奖数。当然，“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问题在于古往今来，陕西始终盛行“大男子主义”，而陕西作家的言谈中、作品中更是经常流露出男尊女卑、郎才女貌之类思想意识(诸如贾平凹不顾女儿的存在而发出父亲死后自己便“空前绝后”了的哀叹，路遥《人生》中郎才女貌的叙事模式等)，但迄今为止，陕西的一群作家却“败”在了外省市俩女将的笔下。英雄气短啊，即便怒发也难以冲冠。“小说大省”这顶帽子不适合于陕西这颗“脑袋”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
睁圆了眼看，陕西作家所获的大奖相当蹊跷。蹊跷得让人不敢恭维。陕西作家获茅盾文学奖后，其“责编”都义不容辞地发表了高见：《平凡的世界》华夏版的“责编”陈泽顺认为获奖带有“偶然性”，“与‘89风波’有直接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部分比较‘讲政治’的评委认为这是一部正正经经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比较‘讲艺术’的评委认为，这毕竟不是一部‘政治化’的作品。双方评委在这方面达到了一致。如果不是特殊的政治事件改变了文坛的标准倾向，这部作品未必能获此殊荣。”《白鹿原》的“责编”何启治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在关键的时刻做适当的妥协，可以达到更重要的目的，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有好处，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要过多去苛求或责难作者，应该说陈忠实修改《白鹿原》，比柳青修改《创业史》要好得多了。”而《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后，贾平凹在庆贺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耐人寻味：“我并不要做持不同政见者，不是要发泄个人的什么怨恨，也不是为了金钱。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们民族，热爱并关注国家的改革，我 以我的观察和感受的角度写这个时代。但我的这种忧患常常被一些人曲解或者先入为主地去阅读我的作品。这是我的悲哀。但我坚信，文学是讲大道的，需要时空的检验。”两位“责编”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中国的国情”，亦即“当时的政治环境”。但世界上“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而“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某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甚至文学奖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并非只有中国才独具如此特色。姑且不论评奖时《白鹿原》尚在胎中的“修改”是如何“好得多”，单就陈忠实捧出子虚乌有的“修订本”的行为本身而论，也只能视为对评奖制度的献媚，而所谓的“妥协”事实上也达到了所谓“更重要的目的”：获奖。至于一部作品的获奖，是否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有好处”，姑且不去管它，但断言《白鹿原》的获奖引发了文学中性描写的严重泛滥，则不能说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相对于陈忠实临时抱佛脚的迟钝，路遥则显得较为精明和自觉。换言之，与其说“讲政治”与“讲艺术”的评委因“特殊的政治事件”而“达到了一致”，倒不如说路遥的创作早就具备了使双方达到一致的条件。抛弃高加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愤，甚至抛弃其悲剧性的宿命。在直面黄土地上苦难人生的同时。“成功地创造了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亦即“《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这套信仰“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此而言，《平凡的世界》不仅是放大了的《人生》，而且是将平凡世界的政治文化环境美化、幻化之后的特殊人生，作家所坚持的并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而是自前苏联传入的“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也就是对于那以现实的发展为基础的未来前途的革命幻想”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孙氏兄弟能一如既往地得到大人物的赏识和帮助，还能像中国的董永、西方的灰姑娘那样得到仙女或王子的爱情。不幸的是，这种现实主义“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中国文学、中国读者早已深受其害。高加林没有孙氏兄弟幸运，现实主义的《人生》却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平凡的世界》成就更高，文学史家之所以青睐前者而漠视后者，其奥妙在于此。至于《废都》。问世后的确遭遇了不少尖锐泼辣的批评，但迄今为止，无一批评指责作家不爱国，或者断言作家是持不同政见者。贾平凹之所以强调这些，揭穿了说，乃在于《废都》获奖以及他自己被《法国新观察》杂志评为“世界最杰出的十位作家”有着90年代的特殊国际背景。作品被中国读者“曲解或者先入为主”地误读了。自己被中国人误解了，贾平凹坚信“时空的检验”，但在经过“时空的检验”之后，大洋彼岸的“蓝眼睛”不仅正读、正解，而且还频频为其颁奖时，他却在指出获奖对校正中国读者误读的作用的同时。又亮出了自己的“三不”“三热爱”原则，这绕来绕去的一团乱麻，似乎只有能掐会算而且乐此不疲，并深信不疑的贾平凹本人才能理顺。
当然，“作品的意义并不在获奖”。这个道理人所共知，贾平凹也曾如此这般地说过。但《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后，陕西作协、《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在大峡谷休闲俱乐部联合召开获奖座谈会时。贾平凹不仅强调“获奖重在给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关于人格和文格的正名”。而且宣称“上帝终于对忠实发出了微笑，我们全都有了如莲的喜悦”。众所周知，“所谓中国文学的影响在法国不超过100个人圈子里的影响，出了这100个人没有人知道中国文学”，而《废都》获法国女评委评出的“费米娜文学奖”时，西安文学界、新闻界与企业界“百余人”在北郊的桃花山庄举行庆获性的座谈会，贾平凹在会上既声称“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大体无所谓”，又强调“这个奖在外国，法国又是小说大国。它毕竟对校正这本书的误读有好处，为更多的一层人去读。供作者产生一份写作的自信”。中国读者对中国小说的误读、曲解需要外国评委来“校正”，被中国读者误解了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由外国评委来“正名”，借用陕西某评论家的话说，贾平凹真不愧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呵。饶有趣味的是，在大洋彼岸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超过100个人”的法国获奖，却在陕西由“百余人”举行庆获性的座谈会，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作品的意义在作家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上帝”的“微笑”怎么就慷慨到如此的地步?……答案不言自明，恕不赘述。奉劝陕西作家：互联网缩小了时空，中国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也日益加大。国内外的各类奖项在国人心中“祛魅”(disenchant)已是既成事实，还是少干或不干“这个奖在外国，法国又是小说大国”之类拉大旗做虎皮的傻事为好。1827年歌德就曾说过：“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中国便有了传奇文学。中国不仅是举世公认的小说大国，而且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小说大国，作为作家，应该具备这最起码、最浅显的文学史常识。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学习和继承鲁迅先生所倡导、所践行的“敢于正视”的精神。使文学评论及其相关的各种宣传报道取实于名，是文学界所面临的首要任务紧迫任务。往小些说，使“小说大省”的帽子尽快地适合陕西这颗“脑袋”，是笔者对于陕西小说界的真挚期望殷切期望。否则，“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繁荣、发展中国文学”云云，永远只会是一篇瞒和骗的官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