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上海市纪委、组织部、财政局、人事局等六部门联合颁布《上海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实施方案》，针对公务员津贴补贴名目繁多、发放秩序混乱的现状，要求用三年时间，逐步消除地区和部门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最终促成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与单位占有的国有资产和行政权力彻底脱钩。
　　这是个将对上海十余万公务员实际利益产生直接影响的方案，也是一个被称为“动了真格”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方案。此次改革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操作的规范化。方案将公务员津贴补贴统一归并为工作津贴和生活补贴两大类，一律通过财政集中支付平台统一发放；同时要求各项政府非税收入一律上缴财政专户，杜绝政府部门利用收费等权力设置“小金库”和发放“灰色补贴”。二是结果的可量化。对照公务员的职级、供职年限等项目，方案为改革后的工作津贴和生活补贴制定了“精确到个位数的标准”，“全市所有公务员将统一以此为标准，按图索骥即可”。三是严格问责。方案规定，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式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对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一律先行免职，再按党纪法规追究责任。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能同时达到以上三方面要求，可以说已成功一半。在现代公共财政体系中，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是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及有关单位，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公务员，每个人对照职级、供职年限和绩效考核结果等项目，应该获得什么水平的报酬，都应该由财政预算按照合理合法的标准予以确定，并作为政府信息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一旦经立法机关审议通过，就成为刚性的法律，任何人不得违反。在法治发达的国家，如果有政府部门未经财政许可，用预算外收入为公务员发放补贴或福利，将被课以贪污罪追究刑责。以此而论，在上海这样一个地位和功能都十分重要的大城市，公务员薪酬改革在规范化、可量化（为公开化、透明化打基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符合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以财政预算保障和约束公务员薪酬的大势所趋，具有可贵的探索价值和鲜明的示范意义。
　　但是，真正嚴峻考验还在后面。从有关报道披露的情况看，改革将使部分公务员实际收入有所减少，“青浦区一位科级干部最终发现，自己的收入将缩水20％多，以往他可以轻松拿到12万左右的年薪。松江区一同级干部的降薪幅度大致相当”，而且“越是层级高的领导可能承受的损失越大”，某位区级领导“年收入据说下降7万元”。可以预料，虽然改革方案对违规者制定了空前严厉的重罚措施，但由于改革降低了一些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必然会引起某种程度的反弹。
　　近年来，公务员群体一直是诸多领域改革的主导者，也是改革的实际受益者，公务员无可争辩地成为最抢手的职业，中央国家机关和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逐年攀升，最热门职位的竞争比例高达3592∶1，即为明证。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不但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取向，而且会令公务员群体日益强势，其主导改革的能力将越来越强大，通过改革维护并不断巩固自身利益的倾向也将越来越突出。一些公务员对于自身利益也会越来越敏感，任何可能损及他们的利益或需要他们作出某种让步与牺牲的改革，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在调整公务员利益与国家改革之关系的问题上，韩国的做法值得借鉴。韩国新总统李明博认为，“韩国公务员已经到了阻碍时代发展的危险境地”，“韩国的公务员们成了时代的绊脚石，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他们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李明博上任伊始，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务员整风”，一举裁减中央政府公务员3427名，大幅度增加了公务员的工作压力，并准备修改《国家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将部分公务员职位向外国人开放。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韩国当然有许多不同，但在待遇之优越、保障之丰厚以及职业竞争之烈度上，可谓惊人地相似。鉴于韩国的“公务员整风”，中国的一些公务员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我现在拿到的高薪酬、享受的高待遇是否合情合理？我是固守自己的实际利益，成为阻碍时代发展的“绊脚石”呢，还是积极调整心态，更新观念，摆正自身利益与国家改革的关系，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
　　由于公务员群体在社会政治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公务员薪酬改革能否排除阻力切实推进，就这样成了财政体制改革能否如期推行，乃至公共财政制度能否最终建成的一块试金石。温家宝总理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我们下决心推进公务员薪酬改革，既是一个用规范化、可量化的标准，用财政预算手段对公务员薪酬进行保障和约束的过程，也将是一个发展和扩大民主，用预算权力制约政府权力，用民众权益协调公务员权益，大力改善社会结构和提高公平正义程度的过程。这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公务员群体自然无以回避，民众和社会的力量更是不可缺席。（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