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刚一驶上铁路街，那辆货车便不紧不慢地跟在了我的车后。每次瞟看，它都在那里，好像在用我的倒车镜自拍一样。
　　“什么嘛，”我自言自语道：“好像电影《决斗》一样！”
　　“老妈，你说什么？”坐在后排座上的儿子，突然摘下耳机问我，那耳机是他一上车就塞上去的，动作与每天回家关上自己的房门一样干脆而利落。自从步入青春期，他的性格便变得沉默而叛逆，笑容变为稀有资源，交谈成了罕见现象，整天关在自己的世界里，耳机就是那个世界的锁。常常为“怎么能打开锁”而绞尽脑汁的我，没想到竟将一句无心的话变成钥匙。（后来知道“电影”这个词才是锁孔。）
　　我告诉他，后面那辆货车，让我想起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处女作《决斗》，影片讲述的是凶恶的大卡车怎样置无辜的小汽车于死地的故事，他全神贯注地听着，随后还以《大白鲨》为例，补充道：“斯皮尔伯格表现惊悚的手段总是如此”。
　　那是很久以来，我们母子俩聊天最久的一次。所以我真心感谢斯皮尔伯格，而要对他表达谢意的可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加拿大著名影评人大卫·吉尔莫。
　　在发现自己十六岁的儿子杰西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并且开始撒谎、叛逆、故意捣乱时，大卫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杰西辍学回家！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时时沉浸在苦苦思索中：如果做错了怎么办？如果因此毁掉了儿子的人生，又会怎样？最重要的是，让儿子在家做什么，才能避免重演他的学校悲剧呢？
　　杰西不读书，不喜欢运动，唯一喜欢做的事是看电影。对，电影！大卫自己曾在一档电视节目里担当影评人，他决定利用父子俩的共同爱好做点什么，于是他对杰西说：“你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付房租，可以睡到每天下午五点，只有一个条件：每周我们得一起看三部电影。片子我来选。这是你要接受的唯一教育。”杰西同意了。
　　2007年，大卫·吉尔莫出版了《父子电影俱乐部》一书，详尽记述了在人生最脆弱的三年里，父子俩一起观看的一百二十部电影，怎样成为渡河之舟，成为他们之间最亲密的话题。
　　起初，两代人的观影格格不入：大卫认为《一夜狂欢》的那种手持摄影风格太完美了，杰西却淡淡地说：“我感觉不到什么”；大卫为影片《蒂凡尼的早餐》中的赫本久久迷醉，杰西却勉强按住了打哈欠的冲动：“奇怪的电影，讲的是两个‘妓女’的故事，但这部电影本身似乎并不知晓这点”——直到一起看了《决斗》之后，“父子电影俱乐部”的运营才变得顺遂起来。
　　“……一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它们之间没有对白。它们只是在高速公路上追逐。我问杰西，其他人有可能这样处理素材吗？‘像从岩石上挤出酒来一样不可能吧’他说。”影评人出身的大卫告诉儿子，这就是导演的视觉攻击法，还说，成名后的斯皮尔伯格每隔两三年就会重看一次《决斗》，以“记住我当时是怎么拍出来的”，他的画外音是：只有年轻，才能不顾一切地自信。这样的话不能不触动杰西。
　　那一天，他们还一起看了《决斗》的拍摄花絮。大卫惊奇地发现杰西饶有兴趣地听斯皮尔伯格讲述他如何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构建这部电影，他告诉大卫，自己对斯皮尔伯格有了重新认识。
　　后来，我反复地想：为什么《决斗》能成为调节父子俩（以及母子俩）关系的润滑剂呢？那部七十多分钟的电影几乎没有对白，而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与他们的父母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几乎没有对白；而他们之间无声的相处看似平静，其实正潜藏着隐隐的较量：你进我退，你追我逃，實在逃不脱了就交火——这不正像一场《决斗》吗？！
　　其实没那么复杂，真正的原因是，《决斗》是一部在适当的时机出现的适当的电影。对，一部电影！
　　在与儿子痛快地聊了一番《决斗》之后，我发现到自己忘记了一件事：儿子自小就是电影迷，当别的小孩着迷于电子游戏时，他却痴迷于一部部地看电影。从前的他遇到喜欢的影片，都会邀请我与他一起看，可渐渐地，这样的邀请再收不到，因为我总是认为听课温习补课做题……哪一样都比看电影重要。可是，直到儿子变得越来越沉默之后，我才真正明白龙应台写给孩子的话——“对我最重要的事，不是你是否有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意义何在。
　　于是，我常常利用琐碎的时间与儿子聊电影，果然，一提到喜欢的影片，儿子惜字如金的状态立刻更改为滔滔不绝模式，比如我随口问：“谁是‘灭霸’？”，他会立刻为我列出自己总结的漫威电影中十大最厉害角色排行榜，见我欲言又止，马上说：“我知道——把这精神头用在学习上多好！我会好好学习的！”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所以我非常认同大卫与儿子杰西的相处之道：看电影，是分享迷茫岁月最动人的方式。正如他们一起观看的第一部影片《四百击》的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常常说起的那样：是电影挽救了他的人生，电影令他这个一度失足的顽劣学生找到了人生的追求。
　　三年后，杰西主动提出温课备考，并顺利考上了大学。你看，电影最终陪伴他走出了人生的困境。
　　《父子电影俱乐部》一书，很值得家有高中生的中国家长们读一读，因为，“有时候，在一个家庭里充满疑惑与愤怒的时刻，没有比电影更受欢迎的东西了。”（《纽约时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