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生活》：不同于普通党员干部下沉，领导干部下沉社区担任“第一书记”的特殊用意是什么？
　　唐忠义：将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原本是基于疫情防控需求的应急举措，战时紧急、事务繁多、人手不足，需要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一起解决基层的困难。疫情期间，很多党员干部去了基层，但是原有的班子“消化”不了，很难用好，选派领导干部下沉社区担任“第一书记”，首先是着眼于化解这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当前，力量下沉、工作重心下沉，不再仅是临时应对疫情之举，更成为湖北基层治理改革的发力方向。尝试将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的经验制度化、常态化，推动单位党建与街道社区党建互联互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社区吹哨、党员报到”，做到平时服务、战时应急，对不断壮大社区治理力量、夯实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是关键，其中书记又是最关键的角色，派“第一书记”是抓住了关键之中的关键。
　　《党员生活》：领导干部担任社区“第一书记”，有哪些作用和意义？
　　唐忠义：领导干部担任社区“第一书记”，可以发挥以下积极作用：一是引领作用，发挥思想引领、政治引领，服务理论政策传达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二是指导作用，“第一书记”可以通过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角、更丰富的经验对社区书记的工作起到指导作用;三是补充作用，通过“第一书记”、其他党员干部下基层，输入新鲜血液，对基层原有职能、履职方式都能带来变化;四是协调作用，“第一书记”的到来有助于上传下达，也可以直接在基层与群众面对面;五是服务作用，“第一书记”下沉社区会力所能及地服务群众，处理群众急事、难事、烦心事。
　　领导干部下沉社区担任“第一书记”，是新形势下密切黨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新路径;也是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对策，这是输血式的做法，最终输血、造血要结合起来;还是提升整体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的有益探索。
　　《党员生活》：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
　　唐忠义：一是制度建设仍在探索之中，顶层设计没完成，“第一书记”怎么派、派下去之后干什么、究竟有什么职责、该怎么搞，需要制定制度规范。
　　二是制度摩擦，村一级城乡居民自治制度有相关法律法规，党组织有基层组织条例，如果过多强化“第一书记”，可能会产生制度冲撞问题。
　　三是派出的单位是否认识到位，派出优秀的干部下沉;派出“第一书记”是否能适应基层工作。比如有的在本职工作干得很好，角色转换有一个过程;或者有的人擅长理论，操作性强的细小的事情不一定能胜任等比较现实的情况。
　　《党员生活》：将来如果要常态化，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唐忠义：要常态化必须要制度化，首要问题还是制度设计。包括要明确任职条件和选拔机制，选拔“第一书记”谁来选，用什么机制遵照什么程序;选拔之后明确岗位职责，“第一书记”究竟要干什么（城乡分开）;“第一书记”和基层组织负责人的关系、边界;组织和基层分别该如何评价“第一书记”;评价结果如何运用，干得好坏是否会影响绩效或提拔等。
　　二是深化改革。制度化之后，围绕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深化改革，对目前的体制机制要全面梳理，厘清难点痛点，明确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施策，通过改革找出路。鼓励因地制宜，大胆探索。
　　三是人是关键。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思考“第一书记”是统一派出去就完了吗？建议派出前开始培训，就如何当“第一书记”进行理论教育、经验分享，了解社区期望，在下沉之前就提升能力，以便更好发挥“第一书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