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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中,删除了之前“可以一次性领取养老金”的条款,规定养老金按月领取。
细微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养老金面临“吃紧”的隐忧。两天前的10月23日,人保部举行的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考虑到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不断给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带来的巨大压力”,“人保部密切关注世界各国调整退休年龄政策的动态,重视研究退休年龄相关问题。”
实际上,是否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形成“挺退派”和“延退派”两大阵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看来,之所以政府不敢贸然推行延退政策,主要是怕引起社会矛盾,但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缺口的养老金
10月1日,上海市出台《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简称《试行意见》),决定从当日起,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
此《试行意见》一出,立刻引起媒体质疑,称上海推行“柔性退休”政策的背后是为缓解基金缺口压力。
针对媒体质疑,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副局长鲍淡如立即回应,“出台试行意见目的是为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为了缓解养老基金的压力”。
对于上海试行的“柔性”退休政策,10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尹成基一语带过,“人保部将持续关注”。
“上海敢作敢为,开了历史先河。”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上海“柔性退休”政策给予积极评价。
郑秉文批评某些政府部门为了安抚网民,讨好舆论,一直都不敢直接答复和正面应对延迟退休政策问题,“媒体刚刚报道,记者一追问就谁也不敢得罪网民,都缩回去了”。
实际上,延长退休年龄很早就是社会关注的热点。2000年之时,老龄化问题被列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其标志性事件是成立国家老龄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担任。
同一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了《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的报告。该报告中,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理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
根据《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报告当时的统计,养老基金存在严重的收不抵支的情况:1997年基金收不抵支的城市有5个,1998年扩大到21个,1999年又增至25个,基金缺口187亿元,2000年基金缺口预计为357亿元。
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严重缺口。
为此,该报告向中央建议尽快确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报告认为,退休年龄的延长可以同时起到基金增收减支的功效,作用十分明显。根据测算,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报告建议具体分四阶段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第一步,用5年时间清理和取消提前退休工种,基本达到严格按法定退休年龄执行;第二步,用5年的时间取消女工人、女干部退休年龄的差别,女职工一律55岁退休;第三步,用10年时间初步将退休年龄推迟至65岁。
之所以分四步走,曾参与该报告起草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的解释是:以避免引起社会震动。在政策上必须严禁用早退休方式处理就业矛盾,防止将失业压力转为养老负担。
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在2030年前,职工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无法预测该负责人所透露的事实是否会成为现实,但从2009年起,中央对养老问题的应对之策变得更加密集,先是宣布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并提出了流动人口养老计划的草案,今年又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异地对接提出了新方案。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老龄办开始着手组织一个老龄战略研究课题,分20多个课题分别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涉及到老年人领域的方方面面。
今年9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白皮书称,到2035年,中国将出现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报告指出,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及其强化,劳动人口将逐渐减少,要赡养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承,在养老保险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未尝不是一个办法,这也是国际上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的通常做法。
“柔性”范围小
“现在全面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抗议。”唐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举例进行说明,“享受高福利待遇的政府机构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显然对延时退休持赞成态度,而待就业人员和多数自我缴纳保险费用的群体则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下岗人员强烈期待能够早日拿到养老金来享受幸福晚年。”
这些舆论基调表明,网民对延时退休的争论程度,很能代表社会不同群体对此问题的关注方向和期待。某个网站上一项关于“你支持推迟退休年龄吗”的调查,20万网友参与投票,92%投了反对票。
根据《试行意见》,上海可以延迟退休的群体,包括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
唐钧分析认为,这项政策只会涉及一个很小的范围。因为民营企业用人,本来就没有年龄限制,只要对企业有用,70岁以上也照样可以上班。因此,这项政策很有可能涉及到的就是国有企业,或许被“柔”到的最终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龙头地区,目前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多美元;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占上海总人口的20%以上,是全国平均老龄化程度的一倍以上,接近日本、瑞典等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水平;其产业结构中高中端产业比较多。
苏海南因此赞成推行延迟退休,“上海有其特殊性。白领人群比重大,与我国其他地区有较大不同,可以做这个尝试。”
“但上海的尝试不具备在全国推广的条件。因为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程度、产业结构、人员构成都与上海差别较大或很大。”苏海南说。
面对各方质疑,鲍淡如多次解释“柔性”含义,“‘柔性’的做法符合不同层次、不同状况人群的各种需求:让符合法定退休年龄且希望准时退休的人退休;对于那些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但希望继续工作并有意愿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群能够延迟领取养老金。
苏海南认为,“挺退派”和“延退派”的背后,存在着“掌权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较量,“延长退休年龄,掌权者可以继续掌权捞好处。因此如果要延长,就不得继续掌权。体力工作者很辛苦,劳动量大,工作条件一般都比白领差,他们不想延长退休。”
渐进式改革
回溯我国现行退休政策,还是源于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
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
于是,退休年龄有了“女职工”和“女干部”之分。之后又对某些特殊情况也做了规定:连续工龄满10年可以退休,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少数高级专家可延长5～10年退休。个别行业或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延长退休年龄。因此退休年龄各不相同。
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是:男性60岁,女性中的工人50岁、干部则是55岁。如果从事特定行业,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分别再提早5年。
半个世纪过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变化,而现行退休政策始终没有进行修订。
苏海南认为,我国调整退休政策是目前急需的,但是要兼顾各方利益,现在只能研究这个问题,还不到决策和实施的阶段。“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涉及亿万劳动者的政策性很强、敏感度很高的事情,决不能轻率决策,否则就可能像法国一样。”
今年5月以来,法国工会为抗议法国政府欲提高60岁退休年龄的计划,在全国发动罢工,造成陆空交通受阻。
苏海南建议,调整退休政策要用渐进式的方法。所谓渐进式,一方面是延长退休年龄不要一下子放太宽,可以像法国一样先延长两年,不要一下子就延长到65岁;另一方面是要有范围限制,比如先从白领、高级技术人员试行,他们自己愿意延长的可以延长,掌权者和体力工作者则先除外。★
细微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养老金面临“吃紧”的隐忧。两天前的10月23日,人保部举行的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考虑到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不断给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带来的巨大压力”,“人保部密切关注世界各国调整退休年龄政策的动态,重视研究退休年龄相关问题。”
实际上,是否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形成“挺退派”和“延退派”两大阵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看来,之所以政府不敢贸然推行延退政策,主要是怕引起社会矛盾,但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缺口的养老金
10月1日,上海市出台《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简称《试行意见》),决定从当日起,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
此《试行意见》一出,立刻引起媒体质疑,称上海推行“柔性退休”政策的背后是为缓解基金缺口压力。
针对媒体质疑,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副局长鲍淡如立即回应,“出台试行意见目的是为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为了缓解养老基金的压力”。
对于上海试行的“柔性”退休政策,10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尹成基一语带过,“人保部将持续关注”。
“上海敢作敢为,开了历史先河。”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上海“柔性退休”政策给予积极评价。
郑秉文批评某些政府部门为了安抚网民,讨好舆论,一直都不敢直接答复和正面应对延迟退休政策问题,“媒体刚刚报道,记者一追问就谁也不敢得罪网民,都缩回去了”。
实际上,延长退休年龄很早就是社会关注的热点。2000年之时,老龄化问题被列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其标志性事件是成立国家老龄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担任。
同一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了《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的报告。该报告中,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理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
根据《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报告当时的统计,养老基金存在严重的收不抵支的情况:1997年基金收不抵支的城市有5个,1998年扩大到21个,1999年又增至25个,基金缺口187亿元,2000年基金缺口预计为357亿元。
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严重缺口。
为此,该报告向中央建议尽快确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报告认为,退休年龄的延长可以同时起到基金增收减支的功效,作用十分明显。根据测算,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报告建议具体分四阶段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第一步,用5年时间清理和取消提前退休工种,基本达到严格按法定退休年龄执行;第二步,用5年的时间取消女工人、女干部退休年龄的差别,女职工一律55岁退休;第三步,用10年时间初步将退休年龄推迟至65岁。
之所以分四步走,曾参与该报告起草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的解释是:以避免引起社会震动。在政策上必须严禁用早退休方式处理就业矛盾,防止将失业压力转为养老负担。
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在2030年前,职工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无法预测该负责人所透露的事实是否会成为现实,但从2009年起,中央对养老问题的应对之策变得更加密集,先是宣布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并提出了流动人口养老计划的草案,今年又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异地对接提出了新方案。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老龄办开始着手组织一个老龄战略研究课题,分20多个课题分别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涉及到老年人领域的方方面面。
今年9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白皮书称,到2035年,中国将出现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报告指出,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及其强化,劳动人口将逐渐减少,要赡养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承,在养老保险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未尝不是一个办法,这也是国际上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的通常做法。
“柔性”范围小
“现在全面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抗议。”唐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举例进行说明,“享受高福利待遇的政府机构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显然对延时退休持赞成态度,而待就业人员和多数自我缴纳保险费用的群体则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下岗人员强烈期待能够早日拿到养老金来享受幸福晚年。”
这些舆论基调表明,网民对延时退休的争论程度,很能代表社会不同群体对此问题的关注方向和期待。某个网站上一项关于“你支持推迟退休年龄吗”的调查,20万网友参与投票,92%投了反对票。
根据《试行意见》,上海可以延迟退休的群体,包括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
唐钧分析认为,这项政策只会涉及一个很小的范围。因为民营企业用人,本来就没有年龄限制,只要对企业有用,70岁以上也照样可以上班。因此,这项政策很有可能涉及到的就是国有企业,或许被“柔”到的最终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龙头地区,目前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多美元;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占上海总人口的20%以上,是全国平均老龄化程度的一倍以上,接近日本、瑞典等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水平;其产业结构中高中端产业比较多。
苏海南因此赞成推行延迟退休,“上海有其特殊性。白领人群比重大,与我国其他地区有较大不同,可以做这个尝试。”
“但上海的尝试不具备在全国推广的条件。因为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程度、产业结构、人员构成都与上海差别较大或很大。”苏海南说。
面对各方质疑,鲍淡如多次解释“柔性”含义,“‘柔性’的做法符合不同层次、不同状况人群的各种需求:让符合法定退休年龄且希望准时退休的人退休;对于那些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但希望继续工作并有意愿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群能够延迟领取养老金。
苏海南认为,“挺退派”和“延退派”的背后,存在着“掌权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较量,“延长退休年龄,掌权者可以继续掌权捞好处。因此如果要延长,就不得继续掌权。体力工作者很辛苦,劳动量大,工作条件一般都比白领差,他们不想延长退休。”
渐进式改革
回溯我国现行退休政策,还是源于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
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
于是,退休年龄有了“女职工”和“女干部”之分。之后又对某些特殊情况也做了规定:连续工龄满10年可以退休,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少数高级专家可延长5～10年退休。个别行业或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延长退休年龄。因此退休年龄各不相同。
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是:男性60岁,女性中的工人50岁、干部则是55岁。如果从事特定行业,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分别再提早5年。
半个世纪过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变化,而现行退休政策始终没有进行修订。
苏海南认为,我国调整退休政策是目前急需的,但是要兼顾各方利益,现在只能研究这个问题,还不到决策和实施的阶段。“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涉及亿万劳动者的政策性很强、敏感度很高的事情,决不能轻率决策,否则就可能像法国一样。”
今年5月以来,法国工会为抗议法国政府欲提高60岁退休年龄的计划,在全国发动罢工,造成陆空交通受阻。
苏海南建议,调整退休政策要用渐进式的方法。所谓渐进式,一方面是延长退休年龄不要一下子放太宽,可以像法国一样先延长两年,不要一下子就延长到65岁;另一方面是要有范围限制,比如先从白领、高级技术人员试行,他们自己愿意延长的可以延长,掌权者和体力工作者则先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