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爱的人余祚德:我在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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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研究战争的人,应该多研究一下抗美援朝战争;反对战争的人,也应该多研究一下抗美援朝战争”。
  的确,抗美援朝战争给人的启示太多,它何只是一部具体而形象的“孙子兵法”,要不为何迄今有些昔日的志愿军战士对那一次战火刻骨铭心。不信,请听一位经过从国民党军队士兵到共产党志愿军人演变的老英雄余祚德那不老的心底诉说……
  
  从国民党到解放军
  
  1924年秋,我出生在湖北省蒲圻市(今赤壁市)中伙铺镇官林寺村潘山冲一个贫农家庭。不幸的是,我10岁那年,母因伤寒不治而西去;我16岁那年,本是孤儿出身的父亲因病没钱治疗又实在忍受不了痛苦而上吊自杀——兄弟仨小小年纪便成了孤儿。
  1941年春,17岁的我在哥哥祚贤的帮助下,同邻村的一魏姓人家女子成了亲。成家后,肩上的责任也大了,为了养家糊口,外出当佣人,做零工,三两个月难得回一次家。魏家女子难捱孤苦的日子,趁机离家出走,“另谋高就”去了。这让我伤透了心,为什么人穷得连老婆也养不住——世界太不公平了!
  1947年农历五月十三中午,村里面来了一个挑担的货郎,出于凑热闹,我也趴在货郎担上看。不料,地方伪保长余拱新带20多人赶来,我愣了一下,想跑,可伪兵一奔过来就把我的双手倒剪背后,拿绳子就绑我。原来,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规矩,我兄弟仨要抽一个去兵。哥哥年龄大,家庭负担重;兄弟太年轻,不够格。于是,壮丁就抓到了我头上。“不用绑我,我又没犯法,不过是去当兵,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断挣扎,伪保长一边用枪托叩我,一边示意手下可以只捆我一只手。在兄弟敢怒不敢言的泪光中,我被倒拖着带出了潘山冲。
  从汉口、上海,再转至长春,我被分配到国民党60军一个机枪连。
  


  有一回,营房里不晓得被哪个人弄得湿淋淋的。营长发现了蛮恼火,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呆在旁边的我脱下军装擦干。我不服气,但碍于军纪要服从,便蹲下用手去扫地下的水。营长见我没脱衣服,恼羞成怒,抽出皮带对着我的后背一阵猛打,痛得我呼爹喊娘。说真的,虽说我是穷根结的苦果,自小吃了许多苦,但像这样的“苦”还是平生第一次尝到,一辈子也忘不了。至今后背还有这位狠心营长的皮带扣留下的伤疤。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日子,不是滋味。
  1948年下半年,我们作为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驻守在长春,经济被解放军封锁,补给困难,生活不能保证,是进是退,举棋不定。而当时,由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力上占有优势,后方也巩固,关内各区都有支援,把长春包围得严严实实。国民党军军心动摇,无可奈何,全军起义。
  那天,10月17日,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人步行出长春城,到一个叫五家子车站的广场上集合,宣布投诚。接应的人民解放军方面的教导员对我们讲:“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过是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军队。今天起,你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要解放全中国,过上幸福日子。”说完话后,台下一片欢呼。
  我当时也蛮激动,自己的身份摇头一变,从糠箩里掉到米箩里,从剥削阶级的队伍走到劳苦大众自己人的队伍里来了。
   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后,我被编入50军149师446团1营82迫击炮兵连。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将我们东北野战军编入第四野战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四野和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共100万人,从12月5日开始发动了平津战役,战斗打了50多日,先后解放了天津与北平,歼灭了敌人50多万人。经过平津等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王牌”差不多丢失完了。我们在1949年春都好像看到了革命的光亮,蛮有信心。
  不久,我们部队南下。12月10日,在四川峨眉山打败胡宗南的部队。蒋介石惊慌中,夹着尾巴爬上凤凰山登机,飞逃台湾。
  全国解放后,部队在四川一个叫太和的镇上组织了军民联欢会,我们同老百姓一块扭秧歌,军民同乐。联欢会上,每人发了三块现大洋作为奖励,还发了解放纪念章。
  会后,我们不少军人坐船回到湖北沙洋开荒,筑湖坝,种庄稼,备战备荒为人民。
  
  上外国战场过把瘾
  
  全国解放后,本想跟家人团聚过上好日子。可是,1950年6月,朝鲜爆发了战争。
  作为军人,我们自然蛮关心朝鲜的局势。后来从报上看到9月中旬美国佬在朝鲜的仁川登陆了,我们似乎意识到了朝鲜局势的严重性。当时我对战友讲,“朝鲜是我们的邻居,我们不能看着美国佬欺侮邻居不管。再说,美国鬼子蹲在鸭绿江边,他们要侵略我们随时可找借口。看来,我们复员回老家的梦又吹了。”见战友都在认真听我讲,还以为蛮有道理。
  我停了一会儿又说,“毛主席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晚点回家,没什么了不起,能到国外战场上过把瘾多好。”说着说着,战友们都哈哈大笑。这以后,我们都主动放弃了复员或探亲回家的机会,盼望能有一日再上战场;当然没忘记加紧地方的生产,抢收粮食入库,努力训练军事技术,准备应战。
  真叫我说准了,1950年10月,美国佬把侵略的战火从朝鲜半岛烧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去东北边防拼一把。终于得到上级命令,我们所在部队从沙洋步行到孝感,再上火车到沈阳,又转车到安东。
  你们不要笑,好汉不提当年勇。我算不上好汉,也要提提当年勇。也许是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也许是那场战争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你们一采访,我的记忆又被重新带到了那血与火的战场上。战争太残酷了,那么多可敬可爱的战友都牺牲了,有的连姓名都没留下。
  唉,不好意思,一讲这些,我就爱流眼泪。男子汉有泪不能轻弹呀!
  安东,是一个靠山临江的东北边境小城,与朝鲜的新义州隔江相望。当时好像并不希望大打,不是向美国鬼子宣战,只是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
  我们是第二批去的,第一批在10月19日去的,一夜之间,一次性出动了26万人进入朝鲜,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美国鬼子做梦也可能不会想到。首批入朝后打响了第一战役,虽然打死敌人不多,但初战获胜,蛮振奋人心,鼓舞军心。11月4日,根据战争的需要,驻扎在边境的50军,就是我们,也被调入作战。在夜色的掩护下,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朝鲜。
  那日傍晚,天上飘着小雨,蛮冷。这种天气并不影响我们的士气,倒影响了美国佬的士气,他们怕艰苦,怕寒冷,放松了警惕。走在雨中的鸭绿江大桥上,我暗暗地想,“战争无情呀,或许我还能活着回来,或许就牺牲在朝鲜了。”走到中朝两国国土分界线,我们都顿了顿,不由自主地向身后的祖国大地了望,情不自禁回望身后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疆土。虽然大家都默默无语,但一股股热流直往上涌,冲击自己的鼻腔与眼眶……
  
  有战争,就有牺牲
  
  在朝鲜战场西线,50军派我们149师到定州地区,立即投入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我们师采取运动防御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遇到小股敌人就消灭掉,遇到大股敌人就边打边退,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内,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他们。
  记得在一次往后撤时,我们有意地丢一些东西,给敌人造成错觉,以为我们是败逃的。
  那个时候,听说敌人蛮厉害,有制空权,有制海权,有现代化装备。但我们并不怕,他们离开了飞机大炮,攻也不行,守也不行,战斗力并不强。敌机不时地光顾驻地,我们多利用夜间穿插作战。
  我们一退再退,边打边退,的确使敌人产生了错觉,以为他们进行的空中战迫使我们没办法前进而只有后退。他们真可笑,也真傻,一点不懂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奥妙。11月底,美国佬向全世界宣布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快开始了”,还讲什么“战争胜利后回家过圣诞节”。
  战斗时机到了,我们50军与39、40、66这三个军一块儿把敌人的攻势打掉了,来个反包围,把敌人装进口袋。还有两个军好像是38军与42军把袋口扎紧,不让敌人找到缺口跑掉。正面击,侧面打,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到处逃。这时突然天降大雪,气温降到零下30度左右,山高雪深,寒风刺骨,我们好多战士没穿棉衣,在冰天雪地冻伤了不少。我的鞋子与袜子都冻到了一起,脱不下来。
  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天气,是人,这是美国佬那现代化的武器没法比的。我用迫击炮对准他们撤逃的汽车拼命地射击,打得好几辆稀巴烂。当然,牺牲的志愿军官兵在美军的尸体中发现也不少,好多是同敌人同归于尽的。
  打胜仗,不容易呀。有战争,就有牺牲。
  打到第二战役,志愿军入朝作战还没对外公开宣布。两次战役一结束,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无需保密了,便公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元帅的指挥下两次作战消灭了美、伪军五万多人的消息。
  这时,国内进行了各种庆祝活动,我们收到了不少寄到战场的慰问信、包裹。你看,这是当时山西省沁源县城关全体青年送的茶杯袋,上面还绣有“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字哩!这个时候,我往家里写了封平安信,免得兄弟惦记呀!
  可是,美国佬打败了没有收兵回去,由进攻转入了防御。我们的战略战术也转变,又连续发动了三次战役,消灭敌人十七八万。我亲眼看到不少敌人扔掉了自己的步枪、机枪、火炮、迫击炮,拼命地逃,什么军用物资、罐头、饼干,漫山遍野,应有尽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美国佬的战术太差劲了。
  后来,边打边同敌人谈判,逼他们停战。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下了军事停战协定。这一天,我们欢天喜地。
  
  荣誉应当属于那些牺牲的战友
  
   1955年3月,部队开了个隆重的庆功会。我因作战勇敢,同朝鲜群众相处融洽,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被授予“三等功臣”。部队领导向我颁发了军勋章与抗美援朝纪念章,还给我戴上了红艳艳的大礼花。说真的,我不配得勋章,荣誉应当属于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才是我们世代要纪念的英雄。
  离开朝鲜那块土地时,我们恋恋不舍,朝鲜群众泪水相送。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硬要替我背那50多斤重的背包,群众给我们好多手帕、照片、肥皂作纪念。有些学生大喊,“叔叔,你们好走,谢谢你们给我们赶走了敌人,帮我们搞建设,太谢谢你们了。”尽管是用方言讲的,但我们听得懂,边走边打招呼,他们一直送我们到宣川车站上火车。
   回到国内后,国家又一次性给了我900块钱。回到老家时,地方政府又送给了我一套简单的家具,敲锣打鼓送我回家乡潘山余家。乡亲们见到我蛮高兴,把我抬起来往空中抛,都抢着看我的军勋章与五枚纪念章。
  1956年5月,经人介绍我又成了家。搞集体时,我当过生产队长,但是安排生产没经验,只得推荐别人担任。尔后又调到东海水库当炊事员,也参加过蒲圻大桥、金兰水库、北渠等一些大型水利建设。
  而今,我孤身一人,老伴在1992年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四个孩子,三个已成家立业,小儿子在外打工。日子虽然不宽裕,但比旧社会强多了,只是有个关节炎,难受,这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病。
  我现在还能自耕自食。春耕时,媳妇、孙子有时帮我搬犁耙,我可以勉强下田耕地。就这些,蛮平凡,没什么好讲的。
  
  正在享受和平年代美好生活的余祚德,忆起青年时期“保家卫国”的经历时表示,如果为了和平,他还会义无反顾。“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朝鲜大地上奉献出的热血和生命将伴随着捍卫正义与和平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把其谱写的忠诚与英勇的辉煌篇章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特别是我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他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朝鲜战争爆发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新的世纪里,余祚德希望“世界稳定,不再打仗,安宁一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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