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不久写的一篇短文中说，信息技术发展及其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为教育变革提供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和探索空间。人们往往还没有来得及真正了解已经发生的事，又不得不于匆促间面对新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诸般“纠结”，时常难免有些头晕目眩的感觉。最新的例证，就是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慕课在中国骤然升温，关于慕课的争论也正在不同层面展开，不少人认为，慕课热中特别需要的是冷思考。对于慕课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的研究，包括那些基本的和关键的问题，现在的确都还不能说已经“破题”。结合这次青年论坛，有几点体会与各位同仁交流，可能不只针对慕课研究，而且比较多的是些“老生常谈”。
　　第一，责任担当。青年学者在教育研究，特别是远程教育研究中，似乎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学术勇气。教育改革正在进入所谓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许多问题和矛盾在远程教育领域都有相当集中和突出的反映。信息技术发展及其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也使远程教育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严峻挑战。换个角度看，这些问题和矛盾以及诸多新的挑战，对于研究者来讲，可能也意味着许多机会和空间。坦率地讲，当前教育研究的水平可能并不像业内人士自我感觉的那么高，远程教育研究对于实践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其作用恐怕也不像许多研究者想象的那么有效。几年前，我在一次中国远程教育学术圆桌上曾谈到新人和权威的问题，说目前在中国远程教育领域，似乎还没有什么人能够坦然地以理论权威自居，将来可能会出现权威，但权威只能是在远程教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作为远程教育领域的专业刊物，在发现、提携新锐方面还要多想些办法。我坚持认为，远程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新生力量。在技术革命推进教育创新的进程中，包括慕课研究等新的研究课题或者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应该而且能够走在相关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前列，要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我曾数次以“人”的因素为题，谈及远程教育领域同样应该成为汇聚拔尖人才的中心，说“人”的问题很可能成为远程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制约因素，并特别提到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堪当大任的“领军人物”的匮乏，希望青年学者中能够批量涌现远程教育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都在急切期待的领军人物。慕课当然不只是远程教育研究课题，但远程教育研究对于慕课的出现及其对远程教育发展的影响，对于慕课所涉及或者引发的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课题，应该予以充分的关注。青年学者作为信息时代的所谓“原住民”，在慕课研究中是有不少自身优势的，但同时可能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这次论坛呈现出青年学者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也体现出青年学者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二，聚焦问题。青年学者的远程教育研究，特别是刚刚走出校门甚至还没走出校门的青年学者，可能有必要特别强调问题意识。作为《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主编，这些年我曾多次就远程教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谈过看法，并经常引用以下两段话与同仁共勉。一段是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话：“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另一段是陶行知的话：“创造始于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思考，有了思考，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有找到独立思路的可能。有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造，但没有问题一定没有创造。”日本学者村井实在《教育学的理论问题》中说，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我非常赞成这句话，希望青年学者多些、更多些对问题的关注，致力于发现并提出远程教育发展中那些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问题。高校里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对于“怎么做红烧肉”这个问题，本科生的回答是“把猪肉放进锅里炒熟即可”；硕士生会把这道菜的主料、配料及制作流程都详细地列出来；博士生的答案则是厚厚的一本书，书的第一章赫然写着：如何养猪。这则笑话讽刺的对象其实不是青年学者，反映的是整个学术生态，尤其是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青年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坚守学术立场，令人担忧。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教授认为，无论是逻辑的分析，还是现实的审视，都可从教育理论发展或教育实践改善是否迫切需要，以及研究者本人有无研究的欲望和热情这两个维度，来审视教育研究者所确定的“研究问题”。他还据此将研究问题大致区分为四种类型：异己的问题，私己的问题，炮制的问题，联通的问题。一个真正“好的”研究问题，无论对教育理论发展或教育实践改善来说，还是对研究者自身发展来说，都应当是“真”问题。他指出，这些年来我国教育研究者所提出与建构的某些所谓的学术概念、命题、理论、研究领域乃至学科，其实既无教育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改善的真实需要，也无研究者个人满足愿望与施展能力的真实需要，只不过是这些研究者为“生存”所迫而刻意“制造”的结果——这种炮制的问题可以说是教育研究中令人深痛恶绝的一种丑行。当前关于慕课的研究，可能有必要特别警惕这类“炮制的问题”。所谓“聚焦问题”，我的体会是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研究的问题不要太泛；二是研究的问题不要太散；三是不要太贪，不要指望一个研究课题解决太多的问题。
　　第三，关注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只能来自于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国远程教育学科的形成和成长都不能脱离中国远程教育实践，而且理论研究成果最重要的还是要能用于指导实践。强调关注实践并不等于轻忽理论，实际上理论研究本身也可能是个实践过程，关注实践就是要在实践中对相关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强调关注本土实践也不是轻忽国际经验。这几年，我对教育研究中管理者、实践者和研究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教育研究者往往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为决策者所采纳，而教育决策者则认为相当多的所谓研究成果脱离了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并不是他们所想得到的”——1995年，国际教育局曾与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共同组织召开过一次教育改革与教育研究国际会议，集中探讨的就是“建立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之间有效联系的问题”。会议形成的报告说，“促进这三类群体进行合作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是让他们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共同目标使得教育研究所生产的知识和信息能最大程度地为决策者和教育实践者所利用”。我认为，教育研究的价值正是通过这三者的互动而体现出来的，要改变远程教育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的状况，对“研究”本身进行研究可能是个切入点，其中非常重要的正是探索“建立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之间有效联系”的路径。青年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对而言都比较弱，青年学者的研究要实现这三者的互动可能会遭逢更多的“瓶颈”，应该正视并努力解决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青年学者的成长过程也是处理这三者关系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的过程。按照《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一书中的说法，“以决策为目标的研究”已取代“以结论为目标的研究”，教育研究不再着重于得出结论（理论、一般概念等），而是注重面临的问题和决策者、教育者的需要。该书并提到，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任何革新都应以对教育的深入思考和实验研究作先导并以此为依据；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教育体系的演进可以不依赖理论和研究成果。前者有严重妨碍人们作任何决定的危险，后者则可能导致心血来潮的作法和专断的决定。“对教育研究的需求程度能如实反映出决策者对变革的一般态度”。这对远程教育研究及其成果的使用，现在看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最近看到杨国荣教授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演讲，内容是谈实践智慧。核心观点是，哲学上的智慧并不是一种空乏、抽象的形态，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过程，实践过程本身则处处受到智慧的引导，所以，智慧与实践这两者本身很难分离。实践智慧联结了对世界的解释与对世界的变革，展现为“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与“应当如何做”的理性追问的统一。他认为，“纯粹的”理论理性或知识经验往往主要关注“是什么”的问题，“纯粹的”实践理性或价值关切则以“应该成为什么”为首要的关切之点。在实践智慧中，“是什么”与“应当做什么”不再呈现为彼此分离的问题：“是什么”的理论性追问，以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引向“应当做什么”的实践性关切；解决“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则以“是什么”的追问为其现实的根据。这些论述，对于远程教育研究，包括当前对于慕课的研究，可能都是有些启示的。
　　第四，重视方法。我想引述我自己几年前在一篇短文中的两段话：“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研究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研究者从事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中的方法。对于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理解与使用，因而被认为是教育研究者非常重要的学术素养。的确很难想象，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方法论缺失的教育研究成果，会有什么样的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我国远程教育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总体说还相当有限，与研究方法的不足及方法论的缺失似有直接关系。”“研究方法本身通常被认为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不可能不受到研究者所持方法论立场的影响。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显然还受到学术评价标准及评价方式的直接制约，目前国内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和国外有个明显区别，就是不太注重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我觉得，从学士到硕士到博士，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接受更多现成的知识和结论，而是方法论及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希望随着更多青年学者进入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对于改变我国远程教育研究中研究方法的不足以及方法论缺失的问题能够产生“正能量”，青年学者当然也有必要特别注意方法论及研究方法的问题。同时，青年学者的研究，在方法论及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可能而且应该有些自己的特点。我始终认为，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是创新，对于现有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的创造性应用同样也是创新，其意义恐怕不亚于发现和提出新的所谓范式及研究方法。
　　第五，学风养成。这也是个老话题了，对于青年学者可能尤其重要。当下的学术生态的确不理想，不利于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发展，青年学者自身的判断和选择很重要。能否耐得住寂寞，顶得住诱惑，受得住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自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包括是否有能力处理好各种关系，既不能格格不入，又不能“同流合污”，能否把握好其中的度非常重要——无论如何，有些底线是必须坚守的。许多青年学者意识到在远程教育研究中要力戒浮躁，时刻保持学术理性，这很难能可贵。前不久，我看到一则学界“逸事”，说的是王叔岷当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时，所长傅斯年对他的告诫是“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遵嘱“痛下功夫”，果然三年内未发表文章，后来却著作等身，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在学风浮躁的今天，还有多少青年学者能理解并认同傅斯年这样的苦心呢？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机械地理解傅斯年“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告诫，但青年学者的学风养成，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轻忽的。《中国远程教育》这样的学术期刊，同样负有一份不能推卸的责任。
　　（本文系严冰在题为“MOOC：颠覆与创新？”的第4次“中国远程教育青年学者论坛”上的小结发言，根据录音资料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 池 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