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0日，邓力群去世了，享年100岁。有人赞扬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也有称他为“左王”的。其实这都是政治标签，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情愿用百岁老人来称呼邓力群。
　　1985年初夏，当时邓力群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宣传部派我去北京向他汇报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的情况。因为事先有夏征农的推荐，所以到京后很快就联系上了他的秘书王怀臣，答应安排半小时的当面汇报。
　　那天上午，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中南海东门，告诉警卫要见邓力群。他好奇地打量了我一下，也许很少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步行进中南海，指名道姓要见某中央领导人的。警卫核对了访客名单后，通知王秘书把我带进了勤政殿。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长方形平房，整个建筑呈“日”字形，房屋中间有两个四四方方的院落，中央书记处就在此地办公，邓在办公室接见我。当时我刚从学校进入机关，还没有在官场浸润，不知道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无知者无畏，就信马由缰地侃侃而谈起来。为了说明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就大肆批评起传统的思想工作方法来，有些话几乎是针对邓力群说的。谁知他不仅没有被触怒，反而听得津津有味，中途还召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卫建林和谢宏旁听。
　　记得我说到当时企业规定下班后要求职工参加一小时的政治学习，缺席的要扣罚奖金。许多职工宁可被扣奖金，也不愿参加学习，但究竟扣多少钱，往往会和领导讨价还价，因此有政治学习“议价”之说。邓力群听到“议价”的说法有点错愕，再三追问细节。我们的各级组织习惯报喜不报忧，以致中央领导人完全不了解基层群众的真实思想状态。这次汇报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邓力群意犹未尽，直到过了午餐时间，才不得不吩咐王秘书用他的专车把我送回住地。
　　到了第二年春，我们决定召开一次文化发展战略大型研讨会。市委领导示意，如果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话，可以把会议提升到最高规格。我就给王秘书打电话，邀请邓力群参加。不久他回复说首长很高兴地接受邀请，要我在确定会期后再和他联系。我们向市委正式报告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会议。不料传来消息说，被邀请的一批北京学者扬言，只要邓力群与会，他们就集体抵制这次会议。我们希望他们出席，但又无法收回向邓发出的邀请。情急之下，我耍了一点小手腕：把给邓力群的会议通知拖到会前的一个星期内才发出。因为中央领导人的日程都是一个星期前就已经排定的，所以他肯定来不了，而我们对市委也有了交待。30年过去了，此事一直令我对邓力群充满内疚。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落选。一时间门庭冷落，思想理论界的“左派”也因而遭到重挫。舆论出现一边倒的倾向。此时，我正按照市委书记的要求创办了《理论研究内刊》。在我看来，思想文化的发展必须提倡百家争鸣，左派不应剥夺右派的话语权，右派同样也不能取消左派的发言权。因此，在内刊上发表了质疑“一切以生产力为标准”的文章。同时，还派出内刊的两名编辑带着我的亲笔信去北京，拜访邓力群。他们回来后，我还把邓力群有关理论工作的谈话记录刊登在给中央的内参上。这些举动给邓力群留下深刻印象，但也惹来不少争议。
　　后来，政治风云变幻，远在北京的邓力群想到了我。派中宣部研究室主任朱通南下，说是“上海不用你，我们用你”，希望我调北京到中宣部研究室任职。我告诉老朱，无意继续从政，想回到学界，并已准备出国深造。老朱听了也就不再挽留，说是今后任何时候到北京都可以来找我们。这番话令当时身处逆境中的我非常感动。

　　1994年夏，我从美国到香港《明报》工作。第一次出差去北京，见到朱通，畅谈别后之情。他说力群同志一直在关心你，这次我可以安排你去见见他。几天后，邓力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老朱就陪着我去新鲜胡同的邓家拜访。那是一个安静整洁的小四合院。在书房坐下等候时，我打量了周围的环境。房间内的布置十分简陋，除了一长排书柜和两把旧沙发椅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值钱的陈设。过了片刻，邓力群走了进来，我们开始交谈，他的秘书坐在一旁记录。谈话的内容大多遗忘了，只记得他谈到对国企改革的看法，并顺手拿起一份文件让我看。大概他忘了我此时已是海外媒体记者的身份。我不想给他和给自己惹麻烦，接过文件就放在一边，始终没有看一眼。坐了两个多小时，告辞出门时遇到他的女儿罗晓韵。
　　我们有很多共同认识的朋友，如周其仁和王小强，于是就聊了起来。她还送了我一本刚出版的摄影作品集。晓韵是个才华出众的摄影家，在美国纽约大学摄影专业取得硕士学位，还举办过个人摄影展，但她学成后马上回国，以向媒体提供摄影作品谋生。她的哥哥英淘是最早一批投身农村改革的著名学者，后来一直在社科院研究农村经济理论，出版了许多著作，前几年不幸病逝。邓力群的一双儿女都没有依仗他的地位去经商或当官。
　　邓力群对自己的信仰是身体力行的，一生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完全不同于那些口是心非、满嘴谎言、没有信仰的政客。对邓力群这样的左派，我是怀有敬意的。此后，我一直通过朱通和邓力群保持着联系。他出版的著作都会亲笔签名后让老朱转送给我。从邓力群身上，我悟到人性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回事，因此不再以政治理念作为交友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