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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秀红，女，吉林白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作品》《延安文学》等，出版长篇小说《离婚真相》《血色缠绵》。
1985年的夏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疯狂地迷恋上了水彩渲染的世界。是徐悲鸿的奔马还是齐白石的水墨触动了我呢？都不记得了，时间太久，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只记得是初三下学期，从专科学校毕业的美术老师来给我们代美术课，黑板上挂着一张粗硬的白纸，他从容淡定地站在讲台上，拈着一根水彩笔在水彩盒里蘸了蘸，刷刷几下就在纸上绘出了一副风景画，那花呀草啊风一吹就动，鸟一拍翅膀仿佛就会飞出教室。我好像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画画，非要弄到一套水彩不可。拥有了一套水彩，就能画出像真的一样的风景吧？
这是跟学习无关的东西，爸妈是不会为我买单的。我根本没敢跟他们提，中考结束，我就去罐头厂做临时工。那个年代很难找到工作，但罐头厂夏天总会招一批临时工。家乡地处松嫩平原深处，旁边就是嫩江，北面紧挨着大草原，四季分明，农作物丰茂，尤其西红柿特别好吃，皮薄肉厚，一到夏天柿子熟了，罐头厂就会做大批的番茄酱销往国外，固定工人不够用，就会招临时工。不过，临时工也不是谁都可以去，是需要罐头厂的干部介绍才能去的。我去罐头厂做临时工是后院小丽姐夫介绍的，他是罐头厂的供销员。
那年我16岁，考上一所普通高中。那年我姐考上黑龙江大学。那年我老妹考上初中。那年，我处在懵懂和清醒之间。
罐头厂三班倒，我去的那天，组长分配我上白班，他将我领到一个很大的车间，后来我才知道那车间是擦罐车间。他把我交给一个老工人，吩咐了几句就走了。老工人姓董，个子不高，也不壮实，还微微有点驼背，但裹在蓝色工装里的身体敦敦实实的，好像浑身都是劲，尤其一双眉毛又黑又粗，像两把小刷子刷在两只眼睛上方。他蹙着那对惊艳的眉毛，不太高兴地嘀咕一句：“又来个啥也干不了的丫头，都给我整几个能干活的小蛋子呀？”然后他就背着手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心里很憋气，我咋不能干活了？我来罐头厂就是来干活的！
车间空地上支着几个大大的案板，是乒乓球案子吗？案板四周堆積着很多箱子，左一堆，右一簇，有的叠得高高的，快顶到房顶了，有的扑扑拉拉的，跟窗台差不多平齐。靠北墙竖着一大排铁皮箱子，那是正规工人才拥有的服装箱。在其中一个服装箱里后来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地面上湿漉漉的，都是水，低洼的地方水都没了鞋窼儿。一些长条木板东一块西一块地扔在地上，有的地方则没有木板。后来我发现木板是垫在低洼地带积水多的地方，供人踩着。可我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于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木板和水泥地之间踉跄着，引得四周围的老工人时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傻逼，到边上来，货来了碰到你！”暗影处有个浑厚的声音响亮地喊。
是喊我吗？可我不是傻逼！我想听那人的话，又不想被当成傻逼，就走到一边靠服装箱站着，跟那些老工人拉开点距离。
车间是几扇巨大的铁门焊成的，几扇大铁门一开，好像半个车间都掀开了，很亮堂。那是盛夏，外面白花花的太阳炙烤着房顶，车间里闷热极了，一丝风都没有，站在那里不动都出汗。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生吆喝着什么，咕噜咕噜地推着一辆巨大的车子冲进车间，车轮将水泥地上的脏水溅了起来，嘣得到处都是，四外便想起女工的尖叫和老工人粗野的骂声。
“妈个巴的，谁家小鸡巴孩？家伙式儿长齐了吗就这么咋呼六斗的？”
“再得瑟把家伙式儿没收了下酒！”
我当时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但知道不是好话，因为看到女工憋着脸笑得很暧昧。
几个男生叮叮咣咣地卸完货，拽着板车一溜烟地窜了出去。
卸下来的是一个个的罐头，银白色的铁皮罐头。这东西之前在小铺的货架上看到过，也在电影里看到过，好嚼裹，我们普通人家从来不会买这么贵重的东西，那会被我妈骂作败家子儿，至少骂一年。那些铁皮罐头被男孩子们叽里咕噜卸下来之后，有那么三两个磕瘪肚了，老工人就一把甩出去，说是将来要卖废品。再来个工人一脚把那些瘪肚罐头踢到角落的箱子底下。
那底下是个聚宝盆呢！
这些罐头刚在高温炉里蒸熟，要立即将罐头外面的污渍擦拭干净。擦罐儿这活儿又脏又累，午餐肉的罐头外面粘着一丝丝铁红色的肉丝，番茄酱的罐头外面则到处是橘红色的番茄酱，要用抹布反复地擦拭干净。罐头滚烫的，拿在手里，把手指和掌心都烫红了。一个老工人甩给我一条油渍麻花的抹布——他就是骂我傻逼的人，也是组长交代他分配我干活的那个微微驼背的人，也是刚才骂粗话的人，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师傅。董师傅看见我被烫得丝丝哈哈，就笑着骂：“你傻呀，不知道把罐头放在案板上擦？攥在手里当宝呢？”
我虽然感激他的提醒，但不喜欢他说的话，多好的话到他嘴里也变味了，难听死了。
案板是个方形的很大的铁板，我进车间第一眼就看见了这家伙，我还以为是乒乓球案子呢！心里想，嘿，罐头厂的领导真不错，工人干活累了还让大家打球娱乐娱乐。
天气热，罐头也热，忙碌得更热，刘海儿被汗水溻湿了，黏嗒嗒地贴在额头上，手一直是湿的。几天后指节处开始掉皮，丝丝拉拉地疼。地面也是湿的，我穿了父亲的旧雨靴。旧雨靴补过几次，前尖儿和后跟儿都黏贴着一块水粉色的塑料，长期泡在水里，黏贴的水粉色塑料和黑色雨靴之间不那么紧密了，从缝隙处时不时地往靴子里渗水。脚踩在里面，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好像里面藏着好几只小青蛙，不停地咕叽咕叽地叫。下班回家要把湿漉漉的鞋垫拿出来晾晒，第二天才可以继续穿。
见我腰酸背痛，妈爸都说，别去了，在家好好学习得了，画什么画？我就不敢说累了。干了几天，也顺过点架儿来，不像最初的几天难熬了。这时候，倒班儿轮到我，我开始上夜班儿。
上夜班儿可真遭罪，困死了，眼皮沉得像压了一座大山抬不起来。有罐儿擦的时候还容易打发时间，没活儿干的时候太难熬了，监工严禁工人睡觉。但我看见董师傅躲起来打盹，我也急忙偎在一堆箱子旁想歇一歇靠一靠，真的没想睡觉，但立刻就睡过去了。醒来后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万分痛苦，生无可恋——没睡够啊！四周昏黄的灯光模糊的人影，好像某个电影里的片段，对，《野麦岭》里缫厂女工们工作的夜景。一声吆喝：“来罐儿了——”我就跌跌撞撞地赶上干活儿的人流。嘴角还挂着梦中淌下的哈喇子，脸上还留着箱子的棱角硌出来的深深的印儿。 巨大的吊灯高高地挂在车间的棚顶，灯丝吱吱啦啦地响着，我真担心它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爆了，炸掉的碎片崩坏我的脸。嗡嗡叫着的蚊子汹涌着向灯光飞来，灯壁上黏贴着许多蚊子的尸体，要是把它们擦掉，灯光也许会更亮吧，但也会吸引来更远的蚊子。蚊子蜂拥而来，扑不到灯上，就落在下面干活的工人身上。它们用尖尖的利嘴哧地扎入皮肤里，又疼又痒，瞬间就会叮起一个红肿的大包。等你抬起手掌向蚊子拍去时，那些作案的小混蛋却灵巧而机敏地逃走了，只留下手掌呱唧一声重重地拍疼自己的胳膊。天呢，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我不断地往门口墙上挂着的大挂钟上瞄，真希望自己是孙悟空，变成个小人儿飞到钟上把时针拨到12点。
老工人为了防止发困，就躲在角落里甩扑克，赢烟卷的。董师傅抽的是长白参，三毛钱一盒，有个叫老球子的瘦男人抽金葫芦，一毛钱一盒。董师傅输三回掏一根长白参上供，老球子每输一次就掏出一根金葫芦上供。董师傅让我把眼儿（望风），监工来了叫他们。有一次我站着看他们甩扑克，竟然靠着箱子睡着了，监工来了之后把他们的烟卷都没收了。董师傅被没收了半盒长白参，老球子被没收了一盒金葫芦。我低着头跟着师傅想说对不起，董师傅摆摆手走了，不知道是没事儿的意思，还是不让我跟着他的意思。
也有快乐的时候。那个时代大家都用饭盒带饭，吃饭时，老工人从角落的箱子底下翻出要做废品处理的瘪肚罐头，他们从工装的后屁股兜里掏出一把小巧的折叠刀，一甩，啪地一声，两寸多长的尖刀就甩了出来。把刀刃按在罐头盖儿上，把住刀背用力摁，铁皮盖儿就切开一到口子，再竖着切一道口子，铁皮盖儿上就有了个十字口子，把四个尖尖的铁皮角向外翘，再向下掰开，里面的罐头就露出来了。如果是午餐牛肉，那香味在车间门口都能闻到，要立刻分吃干净，不能让监工发现。有一次董师傅让我去角落拿水盆，我拿起水盆要走，董师傅说：“傻逼，真是让你拿水盆啊？给你——”他冲我扬扬手里的罐头，用刀子从罐头里剜出一大块午餐肉递给我。我用手小心翼翼地拿着，舍不得一口吞下。但董师傅叮嘱：“快点吃，别让人看见！”
偷吃东西本身就香，何况吃那么好的东西啊！以前从来都没吃过。整个晚上我都在兴奋中度过，唇齿间一直留着午餐肉那贼香贼香的味儿。
天色一点点地黑下去，黑到浓时那种无望和迷惘让人窒息。但又盼着天快点全黑下来，那样离下班的时间就近了。午夜12点钟声一响，浑身都轻松了，好像脱掉一件重重的铁皮衣服，又好像从地狱里放出来一样。可高兴之余又是恐惧，因为没人跟我同路，而路上没有路灯，没有车辆，没有行人，我一个人要走两条路三条街再走过家门前那条长长的胡同，这绝对是件漫长而恐怖的事情。我已经长大了一些，不再是几年前那个无知又无畏的小孩，我大到不足以保护自己，却又懂得了足够的恐惧。我提心吊胆地出了厂门，准备硬着头皮往家走。突然，路边一束手电筒的光亮直直地射了过来。
“是二姑娘吗？”那是爸的声音。
我的心呼啦一下亮堂起来，踩着那束光，就像踩着暗夜里一道明亮的梯子，蹦跳着走到爸的面前。原以为爸不同意我打工，不会来接我，何况他白天要上班。
“让你一个人走夜路，爸能放心嗎？”爸推起自行车片腿上了车子。
“丫头有人接你啊，那我们就不送你了——”粗大的嗓音从后面传来，竟然是董师傅，董师傅身后还跟着一个瘦弱的男人，是老球子。
没想到董师傅竟然知道我怕走夜路，还想着送我回家。我冲他们感激地摇摇手，有些炫耀地说：“我爸来接我了。”
我跳上自行车后座，双手环抱着爸的腰，右脸贴在爸温暖结实的后背，有时竟然会睡着。爸一路上跟我说着话，具体说的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劝我好好学习，向考上大学的姐姐学习，别再干这又苦又累的活儿。爸以前经常对我们说：“要念好书考上大学，到时候大学毕业就能坐办公室，不像工人出苦大力挣钱，人家坐办公室的不哼不哈就把钱挣到手了。”他说没说当官发财什么的？好像没说。那个事情离我太遥远了。也可能说了，因为我睡着了，不记得了，只记得爸似乎把许多他年轻时的梦想都付诸在我的身上，也或者是我们姐弟身上。
夜色变得轻松起来，不知名的鸟虫藏在壕沟的草窼儿里哼着歌，自行车轮碾过寂静的街道发出悦耳的沙沙声。
好像工作了十多天左右，罐头厂来外宾了，我们临时工也分了一套工装打扮起来。车间里还进行了一次大清扫，角落里那些瘪肚的罐头被工友们藏到服装箱里。也正因为这次的大清扫，才随后发生了那件大事。
第一次看见外国人很激动，外国人个子很高，黄头发，蓝眼睛，皮肤很白，说话全是英文，我一句都没听懂，恍惚好像听见他跟厂长说了一次桑可由。厂长喝得红光满面，满身酒气，陪着老外在车间里绕了一圈，出门就钻进小汽车带着老外去宾馆了。那天晚上吃饭时，董师傅从箱子里拿出两盒瘪肚罐头分给我们女工，学着厂长的口吻说：“工厂得以兴盛繁华，是你们这些主人翁创造的，现在把罐头分给大家，犒劳犒劳你们这些主人翁！”引得大家笑成一片。
翌日一早，我们正在案子旁擦罐，监工带着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走进车间，那是厂保卫科的干部。他们突击搜查，打开一个个的服装箱，其中在老球子的箱子里搜到十几盒瘪肚的罐头。老球子被带走了，听说不仅要罚款，还要被送到派出所判刑，蹲笆篱子。
老球子走了之后，董师傅和几个老工人也出了车间。听女工说董师傅是带着大伙到厂长那里给老球子说情去了。老球子家穷，一个瘫吧在床的老母亲，还有一窝孩子，都等他挣钱买米下锅呢，他妻子几年前就得病去世了。我那天下班的时候也没看到董师傅回来，第二天上班才知道董师傅他们的求情没有用，老球子被押到派出所去了。厂长还说我们擦罐车间的工人故意砸瘪罐头，就为了偷吃。老球子就是破坏生产的典型，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那个年代法律很严苛，进了派出所，公职就被取消了。我后怕了很长时间，担心监工或者保卫科的人来审问我，到底偷吃了多少公家的午餐罐头。嘴馋真不是好事，让人提心吊胆。吃饭时，董师傅再给我罐头，打死我也不敢要了。董师傅笑着说：“看你那小胆儿，吓破了吧？这噶哒有个规矩，咋吃都行，就是不能往家顺！”顺就是偷。老球子藏到服装箱里的瘪肚罐头是要顺回家给老娘和孩子吃。不知道老球子后来咋样了，但没见他回车间，也不知道他家的老娘和孩子咋过日子。工作太累了，三班倒折腾得我昼夜颠倒，糊里糊涂的，后来就淡忘了这件事。 那时的工钱是一天八毛钱，这事儿我记得很清楚，成年临时工则每人一块二。可我跟成年工人干一样的活，没比他们少擦一个罐儿，却比他们一天少挣四毛钱，一个月是多少啊！我把这不公平的事回家对爸说了，我爸说：哪有那么多的公平？你将来考上大学当上干部，第一个月开支就比你爸的工资高，我们厂新分来的大学生都比我开得多！还得好好念书，书里自有黄金屋。
我不跟我爸谈考大学，我那时隐隐地有了厌学的感觉。却又不知道如果不上学，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水彩笔一盒是八块六毛。我起初算计着干上半个月就可以不干了。但金钱的诱惑还是蛮大的，我每天都累积着我的工钱，多干一天，就多挣八毛钱。这想法最终支撑我干了二十五天，整整一个暑假我都泡在罐头厂，一共挣了二十块钱。那时暑期放假不到一个月，临上学前一天我辞职，在会计室领到二十块钱工资，我急忙跑到厂子对面的小铺买了两盒长白参，想孝敬董师傅，没想到董师傅没在车间，其他工人也没在车间。听看大门的说，擦罐车间的工人都去厂长办公室为老球子请愿去了，正好外国人在，厂长在外国人面前，肯定能给工人一个面子，饶了老球子。
我因为急着走，就把两盒烟放到看大门的师傅那里，让他交给董师傅。我则喜滋滋地揣着我的工资离开了罐头厂。
攥着自己挣的钱，兴奋得不得了，好像之前那些天受的苦遭的罪都不是个事儿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百货公司的二楼去买水彩。下楼时，忽然在拐角的柜台看见了雨靴，我毫不犹豫地掏钱给爸买了双新靴子。
那双墨绿色的靴子，爸头两年不舍得穿。下小雨时，爸说，雨这么小，穿旧靴子将就将就不能进水。下大雨时，爸说，这么大雨，太造祸靴子，还是穿旧的吧。后来旧靴子被我偷偷地卖给收废品的白胡子老头了，白胡子给了我两斤金黄色的沙果呢！记得那天晚上爸回来我递给他两个金黄色的沙果，他咬了一口，酸得又闭眼睛又缩脖子，说：“二姑娘你挣那俩钱不容易，别总瞎買东西胡花了。”我偷偷地笑了，他不知道那是他的旧靴子换来的。
旧靴子没了，爸才开始穿我买的新靴子。每次下雨天爸拿出那双墨绿色的靴子坐在炕沿儿上，就会喜滋滋地念叨一句：我二姑娘用第一笔工资买的呢！
我画画的梦想终究没有坚持下去，一盒水彩还没有用完我就失去了兴趣。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拥有一套水彩并不能画出绝美的风景，还需要天赋悟性和一颗喜欢画画并愿意十年如一日勤奋作画的心。
离开罐头厂后，我没再见到董师傅，也不知道老球子后来从派出所出来没。四年后，我考大学再次落榜（我考了两年），背着啤酒月饼坐着小火车跑到海坨子做小买卖时，在泡子的斜坡上，倚着盐碱地的水草哼着二人转的人一回头，我惊呆了，竟然是罐头厂的董师傅。
董师傅比四年前老了不止四岁，背也似乎驼得严重了，鬓角有了隐约的白发，人也瘦了一圈。他告诉我老球子被判了一年拘留，出来之后在大街上蹬倒骑驴，整个人竟然气吹似的胖了。董师傅则因为破坏安定团结被厂子辞退。那天我临上火车前给他买了两盒长白参，他并没推辞，笑着接了，并说四年前的长白参他也抽到了，看大门的给他了，不过，看大门的留了一盒。我问他当年为了老球子而被辞退有没有后悔，董师傅没说话，穿着沉重的水杈到泡子里去起卦子，人走得远远的了，有风顺着泡子沿儿溜过来，传来一道豁亮的歌声：“二更啊里呀，敲打窗棱啊，尊声郎君莫要高声，下地我打开了门，笑脸来相迎，一把拉住郎君的手，呀嘛嘿，郎啊郎啊叫了好几声啊……”
我坐上小火车，在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里，远处的泡子被夕阳染成了一片橘黄色。那段擦罐儿的日子竟然铺天盖地向我涌来。那些回忆不是连贯的，是片段的，在记忆的风景里静静地蹁跹：董师傅向我扬着手里的罐头，董师傅骂我傻逼，老球子箱子里被搜出的十几个瘪肚的罐头，我脚下的靴子咕叽咕叽地叫，爸在厂门口向我照过来的手电光，我在黑暗中踩着明亮的梯子向爸走去……
责任编辑：惠潮
1985年的夏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疯狂地迷恋上了水彩渲染的世界。是徐悲鸿的奔马还是齐白石的水墨触动了我呢？都不记得了，时间太久，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只记得是初三下学期，从专科学校毕业的美术老师来给我们代美术课，黑板上挂着一张粗硬的白纸，他从容淡定地站在讲台上，拈着一根水彩笔在水彩盒里蘸了蘸，刷刷几下就在纸上绘出了一副风景画，那花呀草啊风一吹就动，鸟一拍翅膀仿佛就会飞出教室。我好像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画画，非要弄到一套水彩不可。拥有了一套水彩，就能画出像真的一样的风景吧？
这是跟学习无关的东西，爸妈是不会为我买单的。我根本没敢跟他们提，中考结束，我就去罐头厂做临时工。那个年代很难找到工作，但罐头厂夏天总会招一批临时工。家乡地处松嫩平原深处，旁边就是嫩江，北面紧挨着大草原，四季分明，农作物丰茂，尤其西红柿特别好吃，皮薄肉厚，一到夏天柿子熟了，罐头厂就会做大批的番茄酱销往国外，固定工人不够用，就会招临时工。不过，临时工也不是谁都可以去，是需要罐头厂的干部介绍才能去的。我去罐头厂做临时工是后院小丽姐夫介绍的，他是罐头厂的供销员。
那年我16岁，考上一所普通高中。那年我姐考上黑龙江大学。那年我老妹考上初中。那年，我处在懵懂和清醒之间。
罐头厂三班倒，我去的那天，组长分配我上白班，他将我领到一个很大的车间，后来我才知道那车间是擦罐车间。他把我交给一个老工人，吩咐了几句就走了。老工人姓董，个子不高，也不壮实，还微微有点驼背，但裹在蓝色工装里的身体敦敦实实的，好像浑身都是劲，尤其一双眉毛又黑又粗，像两把小刷子刷在两只眼睛上方。他蹙着那对惊艳的眉毛，不太高兴地嘀咕一句：“又来个啥也干不了的丫头，都给我整几个能干活的小蛋子呀？”然后他就背着手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心里很憋气，我咋不能干活了？我来罐头厂就是来干活的！
车间空地上支着几个大大的案板，是乒乓球案子吗？案板四周堆積着很多箱子，左一堆，右一簇，有的叠得高高的，快顶到房顶了，有的扑扑拉拉的，跟窗台差不多平齐。靠北墙竖着一大排铁皮箱子，那是正规工人才拥有的服装箱。在其中一个服装箱里后来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地面上湿漉漉的，都是水，低洼的地方水都没了鞋窼儿。一些长条木板东一块西一块地扔在地上，有的地方则没有木板。后来我发现木板是垫在低洼地带积水多的地方，供人踩着。可我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于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木板和水泥地之间踉跄着，引得四周围的老工人时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傻逼，到边上来，货来了碰到你！”暗影处有个浑厚的声音响亮地喊。
是喊我吗？可我不是傻逼！我想听那人的话，又不想被当成傻逼，就走到一边靠服装箱站着，跟那些老工人拉开点距离。
车间是几扇巨大的铁门焊成的，几扇大铁门一开，好像半个车间都掀开了，很亮堂。那是盛夏，外面白花花的太阳炙烤着房顶，车间里闷热极了，一丝风都没有，站在那里不动都出汗。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生吆喝着什么，咕噜咕噜地推着一辆巨大的车子冲进车间，车轮将水泥地上的脏水溅了起来，嘣得到处都是，四外便想起女工的尖叫和老工人粗野的骂声。
“妈个巴的，谁家小鸡巴孩？家伙式儿长齐了吗就这么咋呼六斗的？”
“再得瑟把家伙式儿没收了下酒！”
我当时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但知道不是好话，因为看到女工憋着脸笑得很暧昧。
几个男生叮叮咣咣地卸完货，拽着板车一溜烟地窜了出去。
卸下来的是一个个的罐头，银白色的铁皮罐头。这东西之前在小铺的货架上看到过，也在电影里看到过，好嚼裹，我们普通人家从来不会买这么贵重的东西，那会被我妈骂作败家子儿，至少骂一年。那些铁皮罐头被男孩子们叽里咕噜卸下来之后，有那么三两个磕瘪肚了，老工人就一把甩出去，说是将来要卖废品。再来个工人一脚把那些瘪肚罐头踢到角落的箱子底下。
那底下是个聚宝盆呢！
这些罐头刚在高温炉里蒸熟，要立即将罐头外面的污渍擦拭干净。擦罐儿这活儿又脏又累，午餐肉的罐头外面粘着一丝丝铁红色的肉丝，番茄酱的罐头外面则到处是橘红色的番茄酱，要用抹布反复地擦拭干净。罐头滚烫的，拿在手里，把手指和掌心都烫红了。一个老工人甩给我一条油渍麻花的抹布——他就是骂我傻逼的人，也是组长交代他分配我干活的那个微微驼背的人，也是刚才骂粗话的人，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师傅。董师傅看见我被烫得丝丝哈哈，就笑着骂：“你傻呀，不知道把罐头放在案板上擦？攥在手里当宝呢？”
我虽然感激他的提醒，但不喜欢他说的话，多好的话到他嘴里也变味了，难听死了。
案板是个方形的很大的铁板，我进车间第一眼就看见了这家伙，我还以为是乒乓球案子呢！心里想，嘿，罐头厂的领导真不错，工人干活累了还让大家打球娱乐娱乐。
天气热，罐头也热，忙碌得更热，刘海儿被汗水溻湿了，黏嗒嗒地贴在额头上，手一直是湿的。几天后指节处开始掉皮，丝丝拉拉地疼。地面也是湿的，我穿了父亲的旧雨靴。旧雨靴补过几次，前尖儿和后跟儿都黏贴着一块水粉色的塑料，长期泡在水里，黏贴的水粉色塑料和黑色雨靴之间不那么紧密了，从缝隙处时不时地往靴子里渗水。脚踩在里面，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好像里面藏着好几只小青蛙，不停地咕叽咕叽地叫。下班回家要把湿漉漉的鞋垫拿出来晾晒，第二天才可以继续穿。
见我腰酸背痛，妈爸都说，别去了，在家好好学习得了，画什么画？我就不敢说累了。干了几天，也顺过点架儿来，不像最初的几天难熬了。这时候，倒班儿轮到我，我开始上夜班儿。
上夜班儿可真遭罪，困死了，眼皮沉得像压了一座大山抬不起来。有罐儿擦的时候还容易打发时间，没活儿干的时候太难熬了，监工严禁工人睡觉。但我看见董师傅躲起来打盹，我也急忙偎在一堆箱子旁想歇一歇靠一靠，真的没想睡觉，但立刻就睡过去了。醒来后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万分痛苦，生无可恋——没睡够啊！四周昏黄的灯光模糊的人影，好像某个电影里的片段，对，《野麦岭》里缫厂女工们工作的夜景。一声吆喝：“来罐儿了——”我就跌跌撞撞地赶上干活儿的人流。嘴角还挂着梦中淌下的哈喇子，脸上还留着箱子的棱角硌出来的深深的印儿。 巨大的吊灯高高地挂在车间的棚顶，灯丝吱吱啦啦地响着，我真担心它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爆了，炸掉的碎片崩坏我的脸。嗡嗡叫着的蚊子汹涌着向灯光飞来，灯壁上黏贴着许多蚊子的尸体，要是把它们擦掉，灯光也许会更亮吧，但也会吸引来更远的蚊子。蚊子蜂拥而来，扑不到灯上，就落在下面干活的工人身上。它们用尖尖的利嘴哧地扎入皮肤里，又疼又痒，瞬间就会叮起一个红肿的大包。等你抬起手掌向蚊子拍去时，那些作案的小混蛋却灵巧而机敏地逃走了，只留下手掌呱唧一声重重地拍疼自己的胳膊。天呢，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我不断地往门口墙上挂着的大挂钟上瞄，真希望自己是孙悟空，变成个小人儿飞到钟上把时针拨到12点。
老工人为了防止发困，就躲在角落里甩扑克，赢烟卷的。董师傅抽的是长白参，三毛钱一盒，有个叫老球子的瘦男人抽金葫芦，一毛钱一盒。董师傅输三回掏一根长白参上供，老球子每输一次就掏出一根金葫芦上供。董师傅让我把眼儿（望风），监工来了叫他们。有一次我站着看他们甩扑克，竟然靠着箱子睡着了，监工来了之后把他们的烟卷都没收了。董师傅被没收了半盒长白参，老球子被没收了一盒金葫芦。我低着头跟着师傅想说对不起，董师傅摆摆手走了，不知道是没事儿的意思，还是不让我跟着他的意思。
也有快乐的时候。那个时代大家都用饭盒带饭，吃饭时，老工人从角落的箱子底下翻出要做废品处理的瘪肚罐头，他们从工装的后屁股兜里掏出一把小巧的折叠刀，一甩，啪地一声，两寸多长的尖刀就甩了出来。把刀刃按在罐头盖儿上，把住刀背用力摁，铁皮盖儿就切开一到口子，再竖着切一道口子，铁皮盖儿上就有了个十字口子，把四个尖尖的铁皮角向外翘，再向下掰开，里面的罐头就露出来了。如果是午餐牛肉，那香味在车间门口都能闻到，要立刻分吃干净，不能让监工发现。有一次董师傅让我去角落拿水盆，我拿起水盆要走，董师傅说：“傻逼，真是让你拿水盆啊？给你——”他冲我扬扬手里的罐头，用刀子从罐头里剜出一大块午餐肉递给我。我用手小心翼翼地拿着，舍不得一口吞下。但董师傅叮嘱：“快点吃，别让人看见！”
偷吃东西本身就香，何况吃那么好的东西啊！以前从来都没吃过。整个晚上我都在兴奋中度过，唇齿间一直留着午餐肉那贼香贼香的味儿。
天色一点点地黑下去，黑到浓时那种无望和迷惘让人窒息。但又盼着天快点全黑下来，那样离下班的时间就近了。午夜12点钟声一响，浑身都轻松了，好像脱掉一件重重的铁皮衣服，又好像从地狱里放出来一样。可高兴之余又是恐惧，因为没人跟我同路，而路上没有路灯，没有车辆，没有行人，我一个人要走两条路三条街再走过家门前那条长长的胡同，这绝对是件漫长而恐怖的事情。我已经长大了一些，不再是几年前那个无知又无畏的小孩，我大到不足以保护自己，却又懂得了足够的恐惧。我提心吊胆地出了厂门，准备硬着头皮往家走。突然，路边一束手电筒的光亮直直地射了过来。
“是二姑娘吗？”那是爸的声音。
我的心呼啦一下亮堂起来，踩着那束光，就像踩着暗夜里一道明亮的梯子，蹦跳着走到爸的面前。原以为爸不同意我打工，不会来接我，何况他白天要上班。
“让你一个人走夜路，爸能放心嗎？”爸推起自行车片腿上了车子。
“丫头有人接你啊，那我们就不送你了——”粗大的嗓音从后面传来，竟然是董师傅，董师傅身后还跟着一个瘦弱的男人，是老球子。
没想到董师傅竟然知道我怕走夜路，还想着送我回家。我冲他们感激地摇摇手，有些炫耀地说：“我爸来接我了。”
我跳上自行车后座，双手环抱着爸的腰，右脸贴在爸温暖结实的后背，有时竟然会睡着。爸一路上跟我说着话，具体说的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劝我好好学习，向考上大学的姐姐学习，别再干这又苦又累的活儿。爸以前经常对我们说：“要念好书考上大学，到时候大学毕业就能坐办公室，不像工人出苦大力挣钱，人家坐办公室的不哼不哈就把钱挣到手了。”他说没说当官发财什么的？好像没说。那个事情离我太遥远了。也可能说了，因为我睡着了，不记得了，只记得爸似乎把许多他年轻时的梦想都付诸在我的身上，也或者是我们姐弟身上。
夜色变得轻松起来，不知名的鸟虫藏在壕沟的草窼儿里哼着歌，自行车轮碾过寂静的街道发出悦耳的沙沙声。
好像工作了十多天左右，罐头厂来外宾了，我们临时工也分了一套工装打扮起来。车间里还进行了一次大清扫，角落里那些瘪肚的罐头被工友们藏到服装箱里。也正因为这次的大清扫，才随后发生了那件大事。
第一次看见外国人很激动，外国人个子很高，黄头发，蓝眼睛，皮肤很白，说话全是英文，我一句都没听懂，恍惚好像听见他跟厂长说了一次桑可由。厂长喝得红光满面，满身酒气，陪着老外在车间里绕了一圈，出门就钻进小汽车带着老外去宾馆了。那天晚上吃饭时，董师傅从箱子里拿出两盒瘪肚罐头分给我们女工，学着厂长的口吻说：“工厂得以兴盛繁华，是你们这些主人翁创造的，现在把罐头分给大家，犒劳犒劳你们这些主人翁！”引得大家笑成一片。
翌日一早，我们正在案子旁擦罐，监工带着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走进车间，那是厂保卫科的干部。他们突击搜查，打开一个个的服装箱，其中在老球子的箱子里搜到十几盒瘪肚的罐头。老球子被带走了，听说不仅要罚款，还要被送到派出所判刑，蹲笆篱子。
老球子走了之后，董师傅和几个老工人也出了车间。听女工说董师傅是带着大伙到厂长那里给老球子说情去了。老球子家穷，一个瘫吧在床的老母亲，还有一窝孩子，都等他挣钱买米下锅呢，他妻子几年前就得病去世了。我那天下班的时候也没看到董师傅回来，第二天上班才知道董师傅他们的求情没有用，老球子被押到派出所去了。厂长还说我们擦罐车间的工人故意砸瘪罐头，就为了偷吃。老球子就是破坏生产的典型，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那个年代法律很严苛，进了派出所，公职就被取消了。我后怕了很长时间，担心监工或者保卫科的人来审问我，到底偷吃了多少公家的午餐罐头。嘴馋真不是好事，让人提心吊胆。吃饭时，董师傅再给我罐头，打死我也不敢要了。董师傅笑着说：“看你那小胆儿，吓破了吧？这噶哒有个规矩，咋吃都行，就是不能往家顺！”顺就是偷。老球子藏到服装箱里的瘪肚罐头是要顺回家给老娘和孩子吃。不知道老球子后来咋样了，但没见他回车间，也不知道他家的老娘和孩子咋过日子。工作太累了，三班倒折腾得我昼夜颠倒，糊里糊涂的，后来就淡忘了这件事。 那时的工钱是一天八毛钱，这事儿我记得很清楚，成年临时工则每人一块二。可我跟成年工人干一样的活，没比他们少擦一个罐儿，却比他们一天少挣四毛钱，一个月是多少啊！我把这不公平的事回家对爸说了，我爸说：哪有那么多的公平？你将来考上大学当上干部，第一个月开支就比你爸的工资高，我们厂新分来的大学生都比我开得多！还得好好念书，书里自有黄金屋。
我不跟我爸谈考大学，我那时隐隐地有了厌学的感觉。却又不知道如果不上学，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水彩笔一盒是八块六毛。我起初算计着干上半个月就可以不干了。但金钱的诱惑还是蛮大的，我每天都累积着我的工钱，多干一天，就多挣八毛钱。这想法最终支撑我干了二十五天，整整一个暑假我都泡在罐头厂，一共挣了二十块钱。那时暑期放假不到一个月，临上学前一天我辞职，在会计室领到二十块钱工资，我急忙跑到厂子对面的小铺买了两盒长白参，想孝敬董师傅，没想到董师傅没在车间，其他工人也没在车间。听看大门的说，擦罐车间的工人都去厂长办公室为老球子请愿去了，正好外国人在，厂长在外国人面前，肯定能给工人一个面子，饶了老球子。
我因为急着走，就把两盒烟放到看大门的师傅那里，让他交给董师傅。我则喜滋滋地揣着我的工资离开了罐头厂。
攥着自己挣的钱，兴奋得不得了，好像之前那些天受的苦遭的罪都不是个事儿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百货公司的二楼去买水彩。下楼时，忽然在拐角的柜台看见了雨靴，我毫不犹豫地掏钱给爸买了双新靴子。
那双墨绿色的靴子，爸头两年不舍得穿。下小雨时，爸说，雨这么小，穿旧靴子将就将就不能进水。下大雨时，爸说，这么大雨，太造祸靴子，还是穿旧的吧。后来旧靴子被我偷偷地卖给收废品的白胡子老头了，白胡子给了我两斤金黄色的沙果呢！记得那天晚上爸回来我递给他两个金黄色的沙果，他咬了一口，酸得又闭眼睛又缩脖子，说：“二姑娘你挣那俩钱不容易，别总瞎買东西胡花了。”我偷偷地笑了，他不知道那是他的旧靴子换来的。
旧靴子没了，爸才开始穿我买的新靴子。每次下雨天爸拿出那双墨绿色的靴子坐在炕沿儿上，就会喜滋滋地念叨一句：我二姑娘用第一笔工资买的呢！
我画画的梦想终究没有坚持下去，一盒水彩还没有用完我就失去了兴趣。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拥有一套水彩并不能画出绝美的风景，还需要天赋悟性和一颗喜欢画画并愿意十年如一日勤奋作画的心。
离开罐头厂后，我没再见到董师傅，也不知道老球子后来从派出所出来没。四年后，我考大学再次落榜（我考了两年），背着啤酒月饼坐着小火车跑到海坨子做小买卖时，在泡子的斜坡上，倚着盐碱地的水草哼着二人转的人一回头，我惊呆了，竟然是罐头厂的董师傅。
董师傅比四年前老了不止四岁，背也似乎驼得严重了，鬓角有了隐约的白发，人也瘦了一圈。他告诉我老球子被判了一年拘留，出来之后在大街上蹬倒骑驴，整个人竟然气吹似的胖了。董师傅则因为破坏安定团结被厂子辞退。那天我临上火车前给他买了两盒长白参，他并没推辞，笑着接了，并说四年前的长白参他也抽到了，看大门的给他了，不过，看大门的留了一盒。我问他当年为了老球子而被辞退有没有后悔，董师傅没说话，穿着沉重的水杈到泡子里去起卦子，人走得远远的了，有风顺着泡子沿儿溜过来，传来一道豁亮的歌声：“二更啊里呀，敲打窗棱啊，尊声郎君莫要高声，下地我打开了门，笑脸来相迎，一把拉住郎君的手，呀嘛嘿，郎啊郎啊叫了好几声啊……”
我坐上小火车，在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里，远处的泡子被夕阳染成了一片橘黄色。那段擦罐儿的日子竟然铺天盖地向我涌来。那些回忆不是连贯的，是片段的，在记忆的风景里静静地蹁跹：董师傅向我扬着手里的罐头，董师傅骂我傻逼，老球子箱子里被搜出的十几个瘪肚的罐头，我脚下的靴子咕叽咕叽地叫，爸在厂门口向我照过来的手电光，我在黑暗中踩着明亮的梯子向爸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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