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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应对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参与，新兴大国印度的气候政治变化呈现复杂性和动态性，其长期的保守立场逐步转向灵活。双层互动产生于政治系统与其总体环境之间，即通过内外环境向系统施压以促其变化的进程。印度的气候政治系统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干扰，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对双层互动的压力予以回应，从而获取相应的政治支持。
【关键词】双层互动 印度 气候政治 变化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因其长期性、非确定性和公共（产品）问题属性，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诚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全球变暖是目前最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仅因其潜在而可怕的长期威胁，而且由于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得激励……”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及国内政治中，所谓的“吉登斯悖论”几乎无所不在，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同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气候政治也带有某种自反性（reflexivity），即理性在运用反思能力的同时遭到自我抗拒与反驳，出现了确定性之外的意外后果。因此，气候政治既反映了一种全球风险，又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和全球气候治理动向，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气候政治研究中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主角之一，全面分析印度在气候政治当中的国家行为，对理解国际气候政治乃至全球环境治理有着较好的启迪。
国内已开始重视有关印度的气候政治研究，主要分析如：考虑基本国情，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脆弱性和大国责任感是印度采取应对行动的动因所在，而贫困和有限资源等则是关键制约因素；从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人手，寻找印度坚持强硬态度的根源；认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独特理解和看法在于满足能源需求、实现经济崛起、获得资金和技术、提升国际地位等；国际规范的演进影响国家行为，国际气候治理规范传人印度，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使得印度的气候谈判立场有所调整。
国外学界的相关认识则较为倚重理论分析传统，如从全球政治的权力转移进行考察，逐渐认可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更为突出、更有活力、更加重要；气候政治自哥本哈根谈判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基础四国开始掀起权力转移的浪潮，似乎大有迫使欧洲淡出气候谈判的中心舞台之势，并让美国在今非昔比的制度谈判背景中疲于招架。然而，由于仍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强化，以及崛起国仍摆脱不了源于旧世界之社会发展模式和地缘政治束缚等，提出印度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打破南北关系历史格局，仍是很难有较强说服力的；还有学者考虑到印度在国际谈判中日益受到孤立的现实，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大国责任感，解释印度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认为最好的理论在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讨论气候政策对印度整体外交地位的影响。
上述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我们认识印度气候政治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并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气候政治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特征，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政治互动进程也相应呈现出复杂性和动态性。同时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对其气候政治变化的分析需要系统性研究，以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政治“输入”与“输出”动态。本文尝试结合理论演绎与历史分析法，主要考察印度气候政治中的双层互动，以探讨其中的政治变化机制。
二、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分析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时，本文不打算沿袭已有相关研究所青睐的国内政治或国际体系论式的单一层次分析法，而转向对双层互动博弈理论的部分借鉴，以期做出可能的较为系统性的解释。
（一）理论综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与相互依存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两大发展动力。在如此动态转变中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赖”，针对管控国际议题的机制如何变化，提出了因果模式：经济模式、基于总体权力结构的模式、基于问题领域内权力分配的模式、国际组织模式。显然，“全球化”使得世界在气候变化、金融市场等特定问题或世界某些地区（如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复合相互依赖。其中，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其他国家的气候产生了代价效应。进一步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以及相关谈判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的全球主义是多维的，既包含相互依赖关系网络，也包含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
1978年，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提出“倒置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即主张避免将国际关系简单地视作国内政治的衍生，而强调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进行分析。基欧汉和米尔纳（Helen Milner）所编撰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文集正是从国际化人手，严格按照所谓“倒置的第二意象”，围绕着焦点问题，探讨国际化的结果（影响国内偏好乃至塑造国内政策等）。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特征和历史潮流，但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内化，强调跨国主义与相互依存的所谓大理论视域，其研究层次仍然是单一层次或单向度的，未能系统考虑诸如气候政治等后现代主义议题对于理论分析传统和归因惯性思维的冲击。因此，希望超越单一层次研究，融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所谓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应运而生。
双层博弈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普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但该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而更像是某种隐喻（metaphor），用以解释国际谈判中的国内国际层次间互动。他指出，国内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实施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政策，而政治家又与这些集团结盟以寻求权力；国际层次上，国家政府尽最大的能力应付国内压力，将对外发展中的损失最小化。只要国家还能够保持独立自主，那么处于决策核心的政治家们就不可偏废双层博弈中的任何一项。可以想见，这种国内与国际层次的相互联系或多或少限制了决策者的选择，尤其当考虑到国际协议的国内合理性时，所谓“获胜集合”（win sets）的重要性凸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两种源自国内政治行为体利益的解释：其一，“国际环境政策的利益基础解释”，指出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减排成本，是影响大国参与国际环境协议的重要因素，并可因之将国际气候谈判国家划分为推动者、观望者、左右摇摆和拖后腿者；其二，认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经济财富的水平，决定了工业化国家改善环境问题的决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减少总排放的副作用。后者可以进一步解释国家利益如何与国内政治行为体相联系，关注所谓污染者利益、受害者利益、第三方利益，结果是代表主要污染者利益的国家成了国际环境谈判的拖后腿者，代表受害者利益的国家则希望推动严格国际环境协议的达成，而代表第三方利益者的国家也往往倾向于达成国际协定。事实上，自双层博弈理论问世以来，一方面，与其他微观决策理论、中层理论、体系大理论等所能激起的学理思辨热潮相似，学界对于拓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框架亦显得兴趣盎然；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对普特南双层博弈理论进行或“升级”或“优化”的所谓努力中，我们或许第无数次地、略带审美疲劳地、再次感知理论的“效度”和解释力困境。例如米尔纳（Helen V.Milner）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均对普特南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以克服其理论化程度不足、缺乏可操作的假设等缺陷。他们提出国际合作行为在国内的影响大于国际层次受相对收益和对欺诈行为恐惧的影响，国内集团问的斗争影响国际协议达成，而国际谈判及其失败源自国内政治，受国内政治干扰和影响，国际合作因之是国内政治斗争的某种延续，外交决策受到国内约束而可能造成国际违约等合作后问题。 这里我们若将理论演绎的简单回顾稍稍对位于如前所述的历史背景，可见双层博弈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世界政治”的现实需要，并强化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间的边界趋于模糊这一假设/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和操作困难，仍有学者尝试严格按照双层博弈理论对气候政治进行经验实证分析，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恰好就选取了印度（发达国家/集团则选取美国、德国、欧盟）。该研究表明印度仅在三个小方面勉强符合所谓的理论解释，即“减排成本越高则国家越不希望强力减排”、“（国内）第三方利益者越强势，尤其这股势力支持减排时，国家更可能争取强力减排”、“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势力大于代表污染者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则国家更可能强力减排”（见表1）。可见这种假设验证和分析框架仍主要关注的是作为政治系统核心的国家对来自国内层次压力的回应上。
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梳理与解读，我们不难发现，用出自美国的双层博弈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政治问题，可能难以避免地重现“水土不服”之尴尬（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认知失调，与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补救”与修正，经常遭到国内外学者的批评，此处不再赘述缘由）。其中的危险在于“美国人把决策、冒险、官僚机构的预算之争、长期军备竞赛或严重危机中的互动行为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当作理性来考虑的时候，通过观察美国决策者的行为而得到的教训和经验，有可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到各种不同的决策环境中去，如莫斯科、北京、东京、新德里和曼谷。”
（二）基本假设与分析框架
现有相关研究构成了我们的理论来源和分析基础，为较为系统地勾勒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本文部分借鉴了前面提到的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即主要接受其有关双层互动的隐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因此，本文论述的核心概念将主要使用“双层互动”，广义上指的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具体而言，我们理解的互动是一种政治互动，它首先生发于政治系统（主要由主权民族国家或类似享有最高合法性权威的独立政治单位构成）与其总体（如国内与国际）环境之间。对手一个具体的政治系统而言，其总体环境总是变化的，这种系统外变化（exogenous）会对系统产生干扰（disturb-ance），使其遭到压力（stress）而引起系统失衡（disequilibrium）。那么，政治变化正是系统为重构自均衡（reconstruct self-balance）而主动适应（adjust-ment）环境变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在系统分析中，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的适应性，即调整或根本改变系统本身。诚如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Easton）的“系统思维”，认为系统置身于环境中且容易受环境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对系统造成较大冲击，系统为维持自身，必须按已掌握的信息在一定限度内做出回应。
如此，根据以上定义和系统分析路径，为进一步展开论述，我们不妨假设如下：
假设一，政治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与内环境/国内政治间的边界并非如前述全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般模糊化，至少两者间的二元对立或认知分野依然清晰可辨；
假设二，双层互动，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通过对政治系统施压而实现政治变化的进程。
基于这两个假设，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简易模型。对于现有的层次分析法和双层互动博弈理论而言，该模型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考虑了复杂系统效应，以系统自适应均衡/政治变化的动态分析，提供一个可能适用于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机制的解释。
三、印度气候政治进程：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维度来看，印度的气候政治进程较直观地显现于其在国际政治层次上的变化。早在1991年，政府间气候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印度对于自身被选为代表亚洲国家的副主席国感到满意，认为如此可以有助于掌握和影响气候变化谈判。同年第二次会议，印度提交反映发展中国家立场的“非正式文件”。及至1998年的第四次缔约方会议，强调“奢侈排放”和“生存排放”之别。2002年第八次会议上印度更是倡导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1991～2012），印度在全球气候政治参与中长期坚持其所谓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大程度上契合于其传统意识形态和多边主义立场。印度的多边主义溯源于开国总理尼赫鲁，并受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启发。历史上，印度常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并积极倡导某种“弱普遍主义”（the weak universalism）式的原则。具体表现为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在如今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实践中，为在冷战世界的强现实主义对抗中寻找间隙，不断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在国际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如此一来，尽管相关弱普遍原则可能多少被来自发达国家的主流话语所湮没，印度还是逐渐形成了在多边气候谈判中的连续立场，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人均排放原则。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重要原则，印度将这一国际规范内化为其在多边谈判战略中的核心信条。基于这项原则，印度一贯认为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在于北方，即发达国家是气候难题的制造者，为此发达国家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负主要责任。南方国家需要首先关注自身的发展优先目标，而在采取任何减排行动方面应遵循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印度将人均排放原则作为其气候政治参与的目标，在2000年第六次缔约方会议上得到阐述。此外，印度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强调不承诺量化减排等。
印度政府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一再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坚持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取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这种强硬的立场至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时开始松动。正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印度首次提出自愿减排的承诺，还宣称为减少碳排放量而在国内实施新的、积极主动的气候变化战略。其一，提出将努力减少工业生产、房屋设施与建筑的能源占用；其二，努力增强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份额；其三，努力扩大造林率。与此相伴的是印度的新环境行动，官方号召环境事务立法，在这方面如果按照2006年的新立法和制度革新来衡量，印度在环境关切方面算得上是走在最前沿了。这种国际气候政策方面的转向与环境友好型国内政策的大调整，我们大致可以描述为学习效应。换言之，印度的能源短缺及其日益依赖外部进口的事实，使其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似乎更易遭受全球变暖的巨大冲击。于是，在近来的四次气候大会上（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商讨气候变化的姿态更为活跃。 尽管在多边舞台上表达出讨论气候变化的意愿，印度仍然被视作“麻烦制造者”（hurdle maker），然而印度并非在多边谈判的气候政治进程中观望坐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履行承诺，而是积极参与，在缔约方会议（COP）及其他主要国际论坛中强调其气候变化应对观和能源安全关切（如图2）。印度在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一直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连。气候变化时常在地区及双边层面的会谈中为印度所提及。作为南南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印度在G77中的作用仍不容小觑，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大国，开始积极着手与其他成员在G20峰会中讨论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等。印度成了500个多边环境协定（MEAs）/谅解备忘录（MOUs）中的主要缔约方之一，是20个主要MEAs的参与者，尤其强调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关，印度还通过不同的国际组织和论坛探讨可再生能源。例如，2009年，印度成为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IPEEC）和能源与气候主要经济体论坛（MEF）的成员国，从而便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参与多边合作；印度还计划在2013年组织第四次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2010年的墨西哥坎昆会议上，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Jairam Ramesh）提出建议每个国家接受某种法律形式上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并需要一种以非侵入和非惩罚方式存在的国际咨询。这一主张看来与发达国家所希冀的强制新兴经济体减排的意愿十分接近，而印度方面似乎自相矛盾的辩解不过是对印度既有立场进行了“微调”罢了，现阶段印度仍然不会接受国际强制减排。基于坎昆会议的表现，印度不仅算是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灵活”的国家，而且还善于利用自身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达成某种共识。作为一个长期奉行基于公平原则和历史责任的强硬政策之国家，印度为气候政治国际合作而做出的务实努力赢得了一定的国际赞誉。有评论指出，“印度部长可能拉近美国和基础国家间的关系，印度真正地成了谈判的重要号召者。”
然而，在大会上因为架构沟通桥梁的作用而为其他大国所欢迎境部长拉梅什在随后的内阁改组中让位于在环境问题上更为保守的继任者——纳塔拉简（Jayanthi Natarajan），纳塔拉简坚持此前及2011年底德班会议上有关京都议定书存续的建议，并继续反对发展中国家承诺强制减排。印度似乎又回到了“麻烦制造者”形象。
国内层次，历史上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内政策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着，比如主要通过能源或林业政策有所涉及，气候并未成为关注核心。标志性的变化始于2008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颁布了首个《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NAPCC），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重点强调实施八大计划，即国家太阳能计划、提高国家能源效率计划、可持续生活环境国家计划、水资源保持计划、维持喜马拉雅山脉生态系统国家计划、“绿色印度”国家计划、可持续农业国家计划、气候变化战略知识平台国家计划。此外在包括电力生产、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案。简言之，NAPCC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内政治方面首次建立起具体的应对框架。由八个大方面组成的国家行动计划，包含了减排与适应。比如其中的“绿色印度”、太阳能计划，表明政府转向之前从未开发的能源领域。与此相应，印度强调推动化石能源型经济向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型经济的转变。相比对印度气候谈判立场的反应，NAPCC所包含的国内政策受到印度气候共同体的欢迎。同时，对于NAPCC的批评则来自一些非政府组织，它们抱怨该计划忽略重要细节、缺少利益相关者参与、未改变主流的能源消耗方式、目标导向不明确等。相关的国内争议反映了印度国内民主政治动态，尤其关注所谓的高经济增长率与仍然庞大的贫困人口之间的矛盾。
四、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双层互动
印度的气候政治，是经由“发展优先考虑”（growth-first stonewallers）向“渐进现实主义者”（progressive realists）再到“渐进国际主义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ists）的变化进程。我们难以简单地找出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国内原因，国内的政治行为体，如政党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常常保持沉默，仅有少部分国内社会组织发表他们的环境立场宣言。这些少数社会组织对印度政府政策的影响难以评估。印度气候政策官方立场的缓慢蜕变，或许可以用国际关系经典理论路径来解析。新现实主义必须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印度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以及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之时，却同意妥协让步，尤其是当最强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逐渐衰弱且对待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仍旧顽固倒退之时，需要其他大国（包括印度）展现出灵活性；对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制度主义解释，或许在于面对印度更融于世界市场的事实，在如前所述的国际论坛与国际制度中享有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中的地位提升愿望尤为强烈），还有印度已被纳入国际气候、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中谈判回合的显要位置，如G8和G20，多哈回合的谈判等。那么，既然印度培育出了一种更为明显的全球观，并准备为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为什么在早些时候没有让步并调整自己的气候政策呢？因此，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务必在环境和其他利益集团仍旧占据重大影响的有关印度气候政策的技术方面做出合理解释，这些利益集团对印度的国际减排承诺常常持反对态度；再者，对国际气候专家们的核心理念的认同（即气候变化是人为的，并对农业生产和贫困产生严重的影响等）或许将使得建构主义路径大有可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通过京都机制等理性安排，来处理有关国际减排的更多义务承担和适应成本。
这里，本文不想对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分析继续做“三大主义式”的论证。除了反向格义或许伴随着“理论消化不良”的尴尬外，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路径其实只解释了“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这一政治等式的一部分，即来自政治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层次的压力，一国不得不应对或多或少来自其他国家联合对该国政策的强大支持或反对，而即使这种联合，也并不总是稳定的或者一致的。在政治等式中容易忽略的其他部分在于政治系统内环境/国内政治层次，其构成与反对力量的相对强势不同于外环境/国际政治层次，显然在对内部压力回应方面政府能够采取大量的能源保护和生态友好型政策。尽管渐进的规划比起实践来要容易得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一些难度大的结构调整（如能源定价与补贴）难以处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比起国际妥协让步来，印度政府的国内行动还是要明朗得多。印度的气候政治变化因之不妨以双层互动来做进一步分析，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在国际论坛和国际谈判中改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传统立场的支持者渐少，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变少了。显然这是一种系统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若失去大量“支持”则会导致系统“失衡”。鉴于全球气候的恶化（在科学认知上，IPCC评估报告姑且具有一定可信性）及全球碳空间的萎缩，国际争论中的公平优先性慢慢为减排目标的考虑所替代，而公平的人均排放权一度成为印度最珍视的信条。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峰会时，由于美国和附件一发达国家持续向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施压（强调新兴大国须强制减排），因而批评发达国家对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干扰（致使达成气候谈判协议方面收效甚微）一度成为优选策略。然而，当印度政府面对国家的增长繁荣（及不平等的内部碳排放权分配）和快速扩张的碳排放事实时，再为传统立场而声辩则缺乏说服力了。换言之，一味地反对他者也无助于在气候政治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其他新兴经济体已开始行动，比如中国提出自愿减排的承诺，基础四国中的巴西和南非赞同坎昆会议中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则遭到来自小岛国家联盟（AOSIS，由43国组成）的攻击。一部分非洲国家，甚至近邻（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和尼泊尔）都纷纷指责印度，使印度因逐渐明显的国际孤立担忧而无法保持其传统立场。
其次，国内政党和有影响力的主要社会团体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印度影响的严重性，从而对印度政府施压，希望其能减缓危机。显然，这种国内层次的“需求”，是一种系统内环境压力的输入。环境问题包括气候问题一度不为政党所看重，只是2009年在印度国内政党选举中首次被提及。其中，国大党的努力较为微弱，环境和气候问题在他们长达21页的宣言中只占了半页的篇幅；在印度人民党的宣言中，环境问题所占的分量略为显著些，在48页的宣言中占1.25页，其中还提到需减少化肥补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也谈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支持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等。在长期否定或至少淡化全球变暖对本国的影响（甚至对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的看法都有争议）之后，政党和社会团体开始承认印度易受到气候变化冲击。干旱和洪涝会对支撑庞大人口生计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将影响水资源供应、海平面上升、印度滨海地区消失、生态栖息地大面积覆灭。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将首先对农民造成严重冲击，并影响到城市的贫民。根据世界银行的专家预测，相比全球气温零变暖这样的反事实，到2040年印度国内贫困率将增加3%～4%。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印度国内多数企业受到进步的商业组织/协会如印度工业联合会（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的影响而期望国家实施实际减排行动，他们不赞同印度政府固守僵化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除了私人企业要求政府更负责的态度外（这多半由印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大有可为的商机意识所驱使），印度还涌现出大量的生态友好型非政府组织，他们反对森林采伐、“土地侵占”（land-grabbing）、破坏生物多样性等，这些绿色倡议得到了司法制度的支持，执行相关环境法规，管理或可强制关闭那些破坏生态的工厂。当然，保守力量依然存在着，如印度工商联盟（the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FICCI）反对在国际减排上做任何妥协和让步。
再次，印度政府希望国际社会认可其负责任国家身份。这反映了政治系统的“输出”效应，系统自均衡/政治变化对其外环境主体的反向建构，强调主体间性。印度所谓“大国责任”所在的领域有：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参与创建和推动G20、批评联合国安理会的“非代表性”等，这些都反映了其大国政治雄心。当然，国际气候政治方面的“责任”，则意味着首先印度已经是一个主要的排放国，理应承担起更多的减排义务。作为新兴经济体，印度实施减排理应凭借自己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力，而不必坐等依赖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然而，我们不难联想到的是，印度在其传统的身份定位上所存留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印度是大量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从这一点来讲，印度似乎需要国际社会给予自身较多关照，或者说为全球气候治理做贡献对印度而言须“量力而行”。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印度重塑自身大国国际形象的战略诉求，其去殖民化后跻身大国俱乐部，可能失去一些原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支持，因而在未来气候政治角力中，印度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和抗压能力也就难免大打折扣。
最后，印度气候政治变化还可以解读为双层互动中政治输入/输出的失调。具体而言，印度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将比2005年减排20%～25%。事实上，如果印度保持当前作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头，到2020年，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增长1倍，而到2035年将增长3倍，照这样来看，即使各生产部门按部就班也可以完成减排20%～25%的目标；反过来讲，如果印度的发电效率和交通工具燃料消耗提高到了国际水准、公共交通的覆盖率提高，以及其他积极的措施得以生效的话，那么，印度甚至可实现减排35%。所以说，印度在哥本哈根及之后的气候谈判中承诺更大的目标，且不过度牺牲经济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在减排承诺方面似有所保留，一方面可使国家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则在应对国内强大利益集团反对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总之，我们很难仅用日趋紧张的能源紧缺、对非稳定的国外能源供应日益严重的依赖、全球变暖对印度的影响来简单解释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考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双层互动，我们看到印度的气候政治立场由强硬转为某种程度的软化，除非其他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放弃实用主义，以及发达国家不在乎印度所谓的承诺，否则很难想象印度轻易放弃当前有所软化的气候政治战略。不过，可能的倒退似乎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浮现，如前所述，像我们在2011年年底的德班会议前后所见证的那样。然而，就印度的国内能源和气候政策而论，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印度在有关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国际会议中的回旋余地小于其国内能源节约、植树造林等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双层互动系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想为经济增长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传统上执行缓慢的政策以应对来自利益集团的潜在阻力。事实上，印度的国际立场仍有些僵化，但总体上已经更为灵活，国内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政治努力，以求减少能源密集度，改进发电和输电的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以及使农业、大众消费和公共交通更为生态友好等。 结语
气候政治从其长期性和全球公共问题属性而言，应对或处理的难度似乎不亚于国际关系的传统议题如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事实上，仍未解决的传统议题还可能与气候变化议题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更为棘手的、更加复杂的全球风险。为此，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承担起全球气候治理的重任也属时代要求使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逐步崛起的新兴经济体，面对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态势，在包括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接近复合相互依赖的问题领域，难免遭遇国际与国内层次“需求”和“支持”的双重压力。国际方面，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施压，也包括发展中国家阵营的质疑——同属南方国家但现已跃升为新兴大国的印度等国理应“反思”自身的发展代价和全球责任，或至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减排方面的立场相协调；国内方面，有来自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团体等的压力。这些施动者共同施压于仍为解决发展问题（如国内庞大人口的贫困问题）而努力并在气候政治上长期坚持“发展优先”立场的印度，致使其气候政治变化，逐步转向“渐进现实主义”和“渐进国际主义”。政治变化的系统“输出”效应在于印度对国际、国内两个层次“需求/支持”的回应，以在国际上获得崛起大国合法性认同或建构责任大国身份，在国内则进一步夯实政治统治基础，获取国内的政治支持等。
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本文提出以双层互动系统分析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这里似乎仍存在着经验与理论的双重困惑。其一，经验实证的解释力不足。从案例分析的角度来说，研究仅为新兴大国——印度的个案，于是难免遭遇所谓“单一案例”说服力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一方面的质疑，笔者在理论综述部分已有所考虑，在充分尊重已有的研究范式并部分借鉴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的“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简易模型是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而限于篇幅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也只是初步的，需要更多相关案例予以补充，对其进行证伪或证实。其二，理论的逻辑自洽与适配效度如何。相比前者，这方面的批评恐怕更为致命。然而，对此我们不妨首先设想另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相关理论的每一次进步及可能的飞跃，都与广泛的批评相伴，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话语能够引起广泛批评式的“关注”，本身就算得上一种成就。试想，如果没有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进程，那么新知识的产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奢望。当然，我们也不能因追求所谓“创新”而滑向另一个极端即盲目地“标新立异”，因此本文尽量使用已有的概念和术语来进行思考与分析。在这一点上，英国学派的马丁·怀特的训诫提醒我们，“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象征着一种智识和精神的贫困”。为尽可能避免这种困境和堕入概念的循环，本文在对印度气候政治变化进程和机制的考察中主要还是借重历史分析法。此外，关于分析框架对印度以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是否适用，如对中国、巴西、俄罗斯，乃至韩国、土耳其、埃及等的启示，尚待历史检验和在现实中进一步观察。
（编辑 毛悦）
【关键词】双层互动 印度 气候政治 变化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因其长期性、非确定性和公共（产品）问题属性，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诚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全球变暖是目前最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仅因其潜在而可怕的长期威胁，而且由于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得激励……”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及国内政治中，所谓的“吉登斯悖论”几乎无所不在，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同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气候政治也带有某种自反性（reflexivity），即理性在运用反思能力的同时遭到自我抗拒与反驳，出现了确定性之外的意外后果。因此，气候政治既反映了一种全球风险，又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和全球气候治理动向，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气候政治研究中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主角之一，全面分析印度在气候政治当中的国家行为，对理解国际气候政治乃至全球环境治理有着较好的启迪。
国内已开始重视有关印度的气候政治研究，主要分析如：考虑基本国情，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脆弱性和大国责任感是印度采取应对行动的动因所在，而贫困和有限资源等则是关键制约因素；从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人手，寻找印度坚持强硬态度的根源；认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独特理解和看法在于满足能源需求、实现经济崛起、获得资金和技术、提升国际地位等；国际规范的演进影响国家行为，国际气候治理规范传人印度，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使得印度的气候谈判立场有所调整。
国外学界的相关认识则较为倚重理论分析传统，如从全球政治的权力转移进行考察，逐渐认可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更为突出、更有活力、更加重要；气候政治自哥本哈根谈判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基础四国开始掀起权力转移的浪潮，似乎大有迫使欧洲淡出气候谈判的中心舞台之势，并让美国在今非昔比的制度谈判背景中疲于招架。然而，由于仍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强化，以及崛起国仍摆脱不了源于旧世界之社会发展模式和地缘政治束缚等，提出印度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打破南北关系历史格局，仍是很难有较强说服力的；还有学者考虑到印度在国际谈判中日益受到孤立的现实，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大国责任感，解释印度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认为最好的理论在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讨论气候政策对印度整体外交地位的影响。
上述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我们认识印度气候政治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并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气候政治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特征，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政治互动进程也相应呈现出复杂性和动态性。同时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对其气候政治变化的分析需要系统性研究，以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政治“输入”与“输出”动态。本文尝试结合理论演绎与历史分析法，主要考察印度气候政治中的双层互动，以探讨其中的政治变化机制。
二、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分析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时，本文不打算沿袭已有相关研究所青睐的国内政治或国际体系论式的单一层次分析法，而转向对双层互动博弈理论的部分借鉴，以期做出可能的较为系统性的解释。
（一）理论综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与相互依存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两大发展动力。在如此动态转变中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赖”，针对管控国际议题的机制如何变化，提出了因果模式：经济模式、基于总体权力结构的模式、基于问题领域内权力分配的模式、国际组织模式。显然，“全球化”使得世界在气候变化、金融市场等特定问题或世界某些地区（如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复合相互依赖。其中，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其他国家的气候产生了代价效应。进一步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以及相关谈判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的全球主义是多维的，既包含相互依赖关系网络，也包含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
1978年，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提出“倒置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即主张避免将国际关系简单地视作国内政治的衍生，而强调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进行分析。基欧汉和米尔纳（Helen Milner）所编撰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文集正是从国际化人手，严格按照所谓“倒置的第二意象”，围绕着焦点问题，探讨国际化的结果（影响国内偏好乃至塑造国内政策等）。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特征和历史潮流，但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内化，强调跨国主义与相互依存的所谓大理论视域，其研究层次仍然是单一层次或单向度的，未能系统考虑诸如气候政治等后现代主义议题对于理论分析传统和归因惯性思维的冲击。因此，希望超越单一层次研究，融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所谓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应运而生。
双层博弈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普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但该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而更像是某种隐喻（metaphor），用以解释国际谈判中的国内国际层次间互动。他指出，国内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实施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政策，而政治家又与这些集团结盟以寻求权力；国际层次上，国家政府尽最大的能力应付国内压力，将对外发展中的损失最小化。只要国家还能够保持独立自主，那么处于决策核心的政治家们就不可偏废双层博弈中的任何一项。可以想见，这种国内与国际层次的相互联系或多或少限制了决策者的选择，尤其当考虑到国际协议的国内合理性时，所谓“获胜集合”（win sets）的重要性凸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两种源自国内政治行为体利益的解释：其一，“国际环境政策的利益基础解释”，指出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减排成本，是影响大国参与国际环境协议的重要因素，并可因之将国际气候谈判国家划分为推动者、观望者、左右摇摆和拖后腿者；其二，认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经济财富的水平，决定了工业化国家改善环境问题的决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减少总排放的副作用。后者可以进一步解释国家利益如何与国内政治行为体相联系，关注所谓污染者利益、受害者利益、第三方利益，结果是代表主要污染者利益的国家成了国际环境谈判的拖后腿者，代表受害者利益的国家则希望推动严格国际环境协议的达成，而代表第三方利益者的国家也往往倾向于达成国际协定。事实上，自双层博弈理论问世以来，一方面，与其他微观决策理论、中层理论、体系大理论等所能激起的学理思辨热潮相似，学界对于拓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框架亦显得兴趣盎然；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对普特南双层博弈理论进行或“升级”或“优化”的所谓努力中，我们或许第无数次地、略带审美疲劳地、再次感知理论的“效度”和解释力困境。例如米尔纳（Helen V.Milner）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均对普特南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以克服其理论化程度不足、缺乏可操作的假设等缺陷。他们提出国际合作行为在国内的影响大于国际层次受相对收益和对欺诈行为恐惧的影响，国内集团问的斗争影响国际协议达成，而国际谈判及其失败源自国内政治，受国内政治干扰和影响，国际合作因之是国内政治斗争的某种延续，外交决策受到国内约束而可能造成国际违约等合作后问题。 这里我们若将理论演绎的简单回顾稍稍对位于如前所述的历史背景，可见双层博弈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世界政治”的现实需要，并强化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间的边界趋于模糊这一假设/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和操作困难，仍有学者尝试严格按照双层博弈理论对气候政治进行经验实证分析，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恰好就选取了印度（发达国家/集团则选取美国、德国、欧盟）。该研究表明印度仅在三个小方面勉强符合所谓的理论解释，即“减排成本越高则国家越不希望强力减排”、“（国内）第三方利益者越强势，尤其这股势力支持减排时，国家更可能争取强力减排”、“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势力大于代表污染者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则国家更可能强力减排”（见表1）。可见这种假设验证和分析框架仍主要关注的是作为政治系统核心的国家对来自国内层次压力的回应上。
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梳理与解读，我们不难发现，用出自美国的双层博弈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政治问题，可能难以避免地重现“水土不服”之尴尬（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认知失调，与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补救”与修正，经常遭到国内外学者的批评，此处不再赘述缘由）。其中的危险在于“美国人把决策、冒险、官僚机构的预算之争、长期军备竞赛或严重危机中的互动行为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当作理性来考虑的时候，通过观察美国决策者的行为而得到的教训和经验，有可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到各种不同的决策环境中去，如莫斯科、北京、东京、新德里和曼谷。”
（二）基本假设与分析框架
现有相关研究构成了我们的理论来源和分析基础，为较为系统地勾勒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本文部分借鉴了前面提到的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即主要接受其有关双层互动的隐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因此，本文论述的核心概念将主要使用“双层互动”，广义上指的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具体而言，我们理解的互动是一种政治互动，它首先生发于政治系统（主要由主权民族国家或类似享有最高合法性权威的独立政治单位构成）与其总体（如国内与国际）环境之间。对手一个具体的政治系统而言，其总体环境总是变化的，这种系统外变化（exogenous）会对系统产生干扰（disturb-ance），使其遭到压力（stress）而引起系统失衡（disequilibrium）。那么，政治变化正是系统为重构自均衡（reconstruct self-balance）而主动适应（adjust-ment）环境变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在系统分析中，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的适应性，即调整或根本改变系统本身。诚如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Easton）的“系统思维”，认为系统置身于环境中且容易受环境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对系统造成较大冲击，系统为维持自身，必须按已掌握的信息在一定限度内做出回应。
如此，根据以上定义和系统分析路径，为进一步展开论述，我们不妨假设如下：
假设一，政治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与内环境/国内政治间的边界并非如前述全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般模糊化，至少两者间的二元对立或认知分野依然清晰可辨；
假设二，双层互动，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通过对政治系统施压而实现政治变化的进程。
基于这两个假设，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简易模型。对于现有的层次分析法和双层互动博弈理论而言，该模型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考虑了复杂系统效应，以系统自适应均衡/政治变化的动态分析，提供一个可能适用于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机制的解释。
三、印度气候政治进程：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维度来看，印度的气候政治进程较直观地显现于其在国际政治层次上的变化。早在1991年，政府间气候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印度对于自身被选为代表亚洲国家的副主席国感到满意，认为如此可以有助于掌握和影响气候变化谈判。同年第二次会议，印度提交反映发展中国家立场的“非正式文件”。及至1998年的第四次缔约方会议，强调“奢侈排放”和“生存排放”之别。2002年第八次会议上印度更是倡导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1991～2012），印度在全球气候政治参与中长期坚持其所谓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大程度上契合于其传统意识形态和多边主义立场。印度的多边主义溯源于开国总理尼赫鲁，并受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启发。历史上，印度常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并积极倡导某种“弱普遍主义”（the weak universalism）式的原则。具体表现为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在如今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实践中，为在冷战世界的强现实主义对抗中寻找间隙，不断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在国际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如此一来，尽管相关弱普遍原则可能多少被来自发达国家的主流话语所湮没，印度还是逐渐形成了在多边气候谈判中的连续立场，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人均排放原则。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重要原则，印度将这一国际规范内化为其在多边谈判战略中的核心信条。基于这项原则，印度一贯认为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在于北方，即发达国家是气候难题的制造者，为此发达国家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负主要责任。南方国家需要首先关注自身的发展优先目标，而在采取任何减排行动方面应遵循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印度将人均排放原则作为其气候政治参与的目标，在2000年第六次缔约方会议上得到阐述。此外，印度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强调不承诺量化减排等。
印度政府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一再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坚持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取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这种强硬的立场至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时开始松动。正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印度首次提出自愿减排的承诺，还宣称为减少碳排放量而在国内实施新的、积极主动的气候变化战略。其一，提出将努力减少工业生产、房屋设施与建筑的能源占用；其二，努力增强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份额；其三，努力扩大造林率。与此相伴的是印度的新环境行动，官方号召环境事务立法，在这方面如果按照2006年的新立法和制度革新来衡量，印度在环境关切方面算得上是走在最前沿了。这种国际气候政策方面的转向与环境友好型国内政策的大调整，我们大致可以描述为学习效应。换言之，印度的能源短缺及其日益依赖外部进口的事实，使其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似乎更易遭受全球变暖的巨大冲击。于是，在近来的四次气候大会上（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商讨气候变化的姿态更为活跃。 尽管在多边舞台上表达出讨论气候变化的意愿，印度仍然被视作“麻烦制造者”（hurdle maker），然而印度并非在多边谈判的气候政治进程中观望坐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履行承诺，而是积极参与，在缔约方会议（COP）及其他主要国际论坛中强调其气候变化应对观和能源安全关切（如图2）。印度在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一直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连。气候变化时常在地区及双边层面的会谈中为印度所提及。作为南南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印度在G77中的作用仍不容小觑，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大国，开始积极着手与其他成员在G20峰会中讨论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等。印度成了500个多边环境协定（MEAs）/谅解备忘录（MOUs）中的主要缔约方之一，是20个主要MEAs的参与者，尤其强调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关，印度还通过不同的国际组织和论坛探讨可再生能源。例如，2009年，印度成为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IPEEC）和能源与气候主要经济体论坛（MEF）的成员国，从而便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参与多边合作；印度还计划在2013年组织第四次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2010年的墨西哥坎昆会议上，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Jairam Ramesh）提出建议每个国家接受某种法律形式上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并需要一种以非侵入和非惩罚方式存在的国际咨询。这一主张看来与发达国家所希冀的强制新兴经济体减排的意愿十分接近，而印度方面似乎自相矛盾的辩解不过是对印度既有立场进行了“微调”罢了，现阶段印度仍然不会接受国际强制减排。基于坎昆会议的表现，印度不仅算是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灵活”的国家，而且还善于利用自身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达成某种共识。作为一个长期奉行基于公平原则和历史责任的强硬政策之国家，印度为气候政治国际合作而做出的务实努力赢得了一定的国际赞誉。有评论指出，“印度部长可能拉近美国和基础国家间的关系，印度真正地成了谈判的重要号召者。”
然而，在大会上因为架构沟通桥梁的作用而为其他大国所欢迎境部长拉梅什在随后的内阁改组中让位于在环境问题上更为保守的继任者——纳塔拉简（Jayanthi Natarajan），纳塔拉简坚持此前及2011年底德班会议上有关京都议定书存续的建议，并继续反对发展中国家承诺强制减排。印度似乎又回到了“麻烦制造者”形象。
国内层次，历史上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内政策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着，比如主要通过能源或林业政策有所涉及，气候并未成为关注核心。标志性的变化始于2008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颁布了首个《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NAPCC），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重点强调实施八大计划，即国家太阳能计划、提高国家能源效率计划、可持续生活环境国家计划、水资源保持计划、维持喜马拉雅山脉生态系统国家计划、“绿色印度”国家计划、可持续农业国家计划、气候变化战略知识平台国家计划。此外在包括电力生产、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案。简言之，NAPCC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内政治方面首次建立起具体的应对框架。由八个大方面组成的国家行动计划，包含了减排与适应。比如其中的“绿色印度”、太阳能计划，表明政府转向之前从未开发的能源领域。与此相应，印度强调推动化石能源型经济向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型经济的转变。相比对印度气候谈判立场的反应，NAPCC所包含的国内政策受到印度气候共同体的欢迎。同时，对于NAPCC的批评则来自一些非政府组织，它们抱怨该计划忽略重要细节、缺少利益相关者参与、未改变主流的能源消耗方式、目标导向不明确等。相关的国内争议反映了印度国内民主政治动态，尤其关注所谓的高经济增长率与仍然庞大的贫困人口之间的矛盾。
四、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双层互动
印度的气候政治，是经由“发展优先考虑”（growth-first stonewallers）向“渐进现实主义者”（progressive realists）再到“渐进国际主义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ists）的变化进程。我们难以简单地找出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国内原因，国内的政治行为体，如政党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常常保持沉默，仅有少部分国内社会组织发表他们的环境立场宣言。这些少数社会组织对印度政府政策的影响难以评估。印度气候政策官方立场的缓慢蜕变，或许可以用国际关系经典理论路径来解析。新现实主义必须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印度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以及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之时，却同意妥协让步，尤其是当最强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逐渐衰弱且对待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仍旧顽固倒退之时，需要其他大国（包括印度）展现出灵活性；对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制度主义解释，或许在于面对印度更融于世界市场的事实，在如前所述的国际论坛与国际制度中享有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中的地位提升愿望尤为强烈），还有印度已被纳入国际气候、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中谈判回合的显要位置，如G8和G20，多哈回合的谈判等。那么，既然印度培育出了一种更为明显的全球观，并准备为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为什么在早些时候没有让步并调整自己的气候政策呢？因此，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务必在环境和其他利益集团仍旧占据重大影响的有关印度气候政策的技术方面做出合理解释，这些利益集团对印度的国际减排承诺常常持反对态度；再者，对国际气候专家们的核心理念的认同（即气候变化是人为的，并对农业生产和贫困产生严重的影响等）或许将使得建构主义路径大有可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通过京都机制等理性安排，来处理有关国际减排的更多义务承担和适应成本。
这里，本文不想对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分析继续做“三大主义式”的论证。除了反向格义或许伴随着“理论消化不良”的尴尬外，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路径其实只解释了“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这一政治等式的一部分，即来自政治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层次的压力，一国不得不应对或多或少来自其他国家联合对该国政策的强大支持或反对，而即使这种联合，也并不总是稳定的或者一致的。在政治等式中容易忽略的其他部分在于政治系统内环境/国内政治层次，其构成与反对力量的相对强势不同于外环境/国际政治层次，显然在对内部压力回应方面政府能够采取大量的能源保护和生态友好型政策。尽管渐进的规划比起实践来要容易得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一些难度大的结构调整（如能源定价与补贴）难以处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比起国际妥协让步来，印度政府的国内行动还是要明朗得多。印度的气候政治变化因之不妨以双层互动来做进一步分析，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在国际论坛和国际谈判中改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传统立场的支持者渐少，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变少了。显然这是一种系统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若失去大量“支持”则会导致系统“失衡”。鉴于全球气候的恶化（在科学认知上，IPCC评估报告姑且具有一定可信性）及全球碳空间的萎缩，国际争论中的公平优先性慢慢为减排目标的考虑所替代，而公平的人均排放权一度成为印度最珍视的信条。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峰会时，由于美国和附件一发达国家持续向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施压（强调新兴大国须强制减排），因而批评发达国家对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干扰（致使达成气候谈判协议方面收效甚微）一度成为优选策略。然而，当印度政府面对国家的增长繁荣（及不平等的内部碳排放权分配）和快速扩张的碳排放事实时，再为传统立场而声辩则缺乏说服力了。换言之，一味地反对他者也无助于在气候政治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其他新兴经济体已开始行动，比如中国提出自愿减排的承诺，基础四国中的巴西和南非赞同坎昆会议中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则遭到来自小岛国家联盟（AOSIS，由43国组成）的攻击。一部分非洲国家，甚至近邻（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和尼泊尔）都纷纷指责印度，使印度因逐渐明显的国际孤立担忧而无法保持其传统立场。
其次，国内政党和有影响力的主要社会团体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印度影响的严重性，从而对印度政府施压，希望其能减缓危机。显然，这种国内层次的“需求”，是一种系统内环境压力的输入。环境问题包括气候问题一度不为政党所看重，只是2009年在印度国内政党选举中首次被提及。其中，国大党的努力较为微弱，环境和气候问题在他们长达21页的宣言中只占了半页的篇幅；在印度人民党的宣言中，环境问题所占的分量略为显著些，在48页的宣言中占1.25页，其中还提到需减少化肥补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也谈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支持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等。在长期否定或至少淡化全球变暖对本国的影响（甚至对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的看法都有争议）之后，政党和社会团体开始承认印度易受到气候变化冲击。干旱和洪涝会对支撑庞大人口生计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将影响水资源供应、海平面上升、印度滨海地区消失、生态栖息地大面积覆灭。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将首先对农民造成严重冲击，并影响到城市的贫民。根据世界银行的专家预测，相比全球气温零变暖这样的反事实，到2040年印度国内贫困率将增加3%～4%。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印度国内多数企业受到进步的商业组织/协会如印度工业联合会（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的影响而期望国家实施实际减排行动，他们不赞同印度政府固守僵化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除了私人企业要求政府更负责的态度外（这多半由印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大有可为的商机意识所驱使），印度还涌现出大量的生态友好型非政府组织，他们反对森林采伐、“土地侵占”（land-grabbing）、破坏生物多样性等，这些绿色倡议得到了司法制度的支持，执行相关环境法规，管理或可强制关闭那些破坏生态的工厂。当然，保守力量依然存在着，如印度工商联盟（the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FICCI）反对在国际减排上做任何妥协和让步。
再次，印度政府希望国际社会认可其负责任国家身份。这反映了政治系统的“输出”效应，系统自均衡/政治变化对其外环境主体的反向建构，强调主体间性。印度所谓“大国责任”所在的领域有：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参与创建和推动G20、批评联合国安理会的“非代表性”等，这些都反映了其大国政治雄心。当然，国际气候政治方面的“责任”，则意味着首先印度已经是一个主要的排放国，理应承担起更多的减排义务。作为新兴经济体，印度实施减排理应凭借自己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力，而不必坐等依赖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然而，我们不难联想到的是，印度在其传统的身份定位上所存留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印度是大量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从这一点来讲，印度似乎需要国际社会给予自身较多关照，或者说为全球气候治理做贡献对印度而言须“量力而行”。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印度重塑自身大国国际形象的战略诉求，其去殖民化后跻身大国俱乐部，可能失去一些原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支持，因而在未来气候政治角力中，印度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和抗压能力也就难免大打折扣。
最后，印度气候政治变化还可以解读为双层互动中政治输入/输出的失调。具体而言，印度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将比2005年减排20%～25%。事实上，如果印度保持当前作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头，到2020年，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增长1倍，而到2035年将增长3倍，照这样来看，即使各生产部门按部就班也可以完成减排20%～25%的目标；反过来讲，如果印度的发电效率和交通工具燃料消耗提高到了国际水准、公共交通的覆盖率提高，以及其他积极的措施得以生效的话，那么，印度甚至可实现减排35%。所以说，印度在哥本哈根及之后的气候谈判中承诺更大的目标，且不过度牺牲经济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在减排承诺方面似有所保留，一方面可使国家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则在应对国内强大利益集团反对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总之，我们很难仅用日趋紧张的能源紧缺、对非稳定的国外能源供应日益严重的依赖、全球变暖对印度的影响来简单解释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考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双层互动，我们看到印度的气候政治立场由强硬转为某种程度的软化，除非其他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放弃实用主义，以及发达国家不在乎印度所谓的承诺，否则很难想象印度轻易放弃当前有所软化的气候政治战略。不过，可能的倒退似乎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浮现，如前所述，像我们在2011年年底的德班会议前后所见证的那样。然而，就印度的国内能源和气候政策而论，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印度在有关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国际会议中的回旋余地小于其国内能源节约、植树造林等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双层互动系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想为经济增长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传统上执行缓慢的政策以应对来自利益集团的潜在阻力。事实上，印度的国际立场仍有些僵化，但总体上已经更为灵活，国内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政治努力，以求减少能源密集度，改进发电和输电的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以及使农业、大众消费和公共交通更为生态友好等。 结语
气候政治从其长期性和全球公共问题属性而言，应对或处理的难度似乎不亚于国际关系的传统议题如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事实上，仍未解决的传统议题还可能与气候变化议题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更为棘手的、更加复杂的全球风险。为此，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承担起全球气候治理的重任也属时代要求使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逐步崛起的新兴经济体，面对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态势，在包括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接近复合相互依赖的问题领域，难免遭遇国际与国内层次“需求”和“支持”的双重压力。国际方面，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施压，也包括发展中国家阵营的质疑——同属南方国家但现已跃升为新兴大国的印度等国理应“反思”自身的发展代价和全球责任，或至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减排方面的立场相协调；国内方面，有来自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团体等的压力。这些施动者共同施压于仍为解决发展问题（如国内庞大人口的贫困问题）而努力并在气候政治上长期坚持“发展优先”立场的印度，致使其气候政治变化，逐步转向“渐进现实主义”和“渐进国际主义”。政治变化的系统“输出”效应在于印度对国际、国内两个层次“需求/支持”的回应，以在国际上获得崛起大国合法性认同或建构责任大国身份，在国内则进一步夯实政治统治基础，获取国内的政治支持等。
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本文提出以双层互动系统分析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这里似乎仍存在着经验与理论的双重困惑。其一，经验实证的解释力不足。从案例分析的角度来说，研究仅为新兴大国——印度的个案，于是难免遭遇所谓“单一案例”说服力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一方面的质疑，笔者在理论综述部分已有所考虑，在充分尊重已有的研究范式并部分借鉴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的“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简易模型是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而限于篇幅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也只是初步的，需要更多相关案例予以补充，对其进行证伪或证实。其二，理论的逻辑自洽与适配效度如何。相比前者，这方面的批评恐怕更为致命。然而，对此我们不妨首先设想另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相关理论的每一次进步及可能的飞跃，都与广泛的批评相伴，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话语能够引起广泛批评式的“关注”，本身就算得上一种成就。试想，如果没有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进程，那么新知识的产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奢望。当然，我们也不能因追求所谓“创新”而滑向另一个极端即盲目地“标新立异”，因此本文尽量使用已有的概念和术语来进行思考与分析。在这一点上，英国学派的马丁·怀特的训诫提醒我们，“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象征着一种智识和精神的贫困”。为尽可能避免这种困境和堕入概念的循环，本文在对印度气候政治变化进程和机制的考察中主要还是借重历史分析法。此外，关于分析框架对印度以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是否适用，如对中国、巴西、俄罗斯，乃至韩国、土耳其、埃及等的启示，尚待历史检验和在现实中进一步观察。
（编辑 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