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育改革，是英国战后以来主导大选的关键议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仅次于经济和NHS(国民健康系统)政策。英国教育体系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层面。在高等教育层面，所有大学都接受国家资助，可操刀的空间很小，而中小学教育则不同，特别是中学，英国的私立中学非常发达，而中学教育可以影响一个人未来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上好大学，还是差大学。因此对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
　　
　　文法学校改革的历史阴影
　　
　　简单地说，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1)的废立，是英国中学教育改革的症结。文法学校，在英国历史上以教授拉丁语等古典语言课程而著称，注重学生的智力和知识拓展。二战以前，英国中学的管理权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团体手中，中产阶级以上人家才接受中学教育，从而进入大学。文法学校保证了中产以上阶级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一直到1964年之前，英国中学都采用一种叫三方系统(Tripartite svstem)的结构。所谓的三方系统，就是指文法学校、技术中学和职业中学三类，其中文法学校继承了历史上文法学校的教学和自主招生传统，而后两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力量和政府财政支持。
　　然而从1949年开始，另外一种类型中学——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1)在试点中起步，这是工党福利国家概念的一个体现。中央政府出钱资助学校，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掌管了学校管理权，目的是普及中学教育，扩大工人阶级子女入学率，降低传统文法学校门槛，甚至让文法学校改制为综合学校。其负面结果，综合学校的普及降低了平均教育水准，背后的利益争夺则是，未来进入大学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倘若大学教育慢慢变成一种通才教育，那么牛津、剑桥一类的大学，也会逐渐失去精英教育的统治地位。
　　综合学校与文法学校之争，核心之一在于教学方法上。前者强调普及教学，不偏科，但教得浅；后者偏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能力，进行分科教育，类似于中国的文理分科，这种观念为传统的英国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所接受。其次，综合学校采取就近入学和标准化考试，学校领导不能对学生的背景进行挑剔。这使得一批并不聪明的中产阶级孩子失去了家庭背景的荫庇，失去了接受优秀教育的机会。
　　上世纪60~70年代，工党主政时期，政府甚至发起了一场近乎强迫性的文法学校改制运动。1964年工党上台，教育大臣克洛斯兰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在英格兰、威尔士、北爱的那些操他妈的文法学校都给毁了。”随着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改制受到批评，但是保守党政府也无力制止这个潮流。时至今日，当年一些老牌的文法学校，沦为表现一般的公立学校，成为一批保守人士心头永远的痛。
　　
　　新工党教改，改革了自己
　　
　　1997年，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知识经济”、“全球化”等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布莱尔和他领导的工党重新获得了英国的合法执政地位。“教育、教育、教育”，这个布莱尔式的口号，向人们展示了英国工党政府将教育视为重中之重，当成是本党咸鱼翻身的利器。
　　计算机、生物科学、通讯技术、微电子、金融等高尖端领域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经济失去了引领世界潮流的资本。1997年后的英国政府意识到，英国要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就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人。换句话说，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这一目标。2007年接替布莱尔上台的布朗，虽饱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困扰，却仍加大了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其中当然包括深受工党政府重视的教育领域。
　　英国政府在教育改革中运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强调“个人主义”，“选择性和自由性”，“平等的机会，而非平等的结果”，以及“社会办学和公民自治的重要性”。而1997年前的英国工党所持有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强调国家提供所有的教育服务，教育全免费，不准私有机构进入教育领域，资金投入也由政府全部埋单。新工党的教育理念对于过去是一个自我革新。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1997年后的英国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具体特点为：第一，接受1979～1997年保守党政府所推出的全国统一课程改革，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提高中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此外，用于教师培训的全国统一课程基本维持不变；第二，通过市场化和“专业学校”的机制，使得对于学校的选择更加多样化；第三，把学校更多地交给私有化机构经营，特别是“表现差”的学校，将由政府主持，由私有机构接替管理；第四，强调学校的质量考核，并建立一系列的考核与监督机制；第五，注重实用的职业教育。
　　虽然工党政府一直强调要给予教育更多的财政倾斜，然而英国北安普顿大学的大卫·赫尔博士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工党政府对于教育并没有更多的财政投入，而只是流于政策言论。另外，工党政府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方式，使教育由传统的国家主导转变为社会积极参与。工党政府更为强调了私有部门、第三方机构、志愿性团体以及公民共同经营学校。例如，在工党政府2001年推出的“教育行动区域”中，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主要的教育服务，而转由上述部门、机构及公民共同参与。
　　有趣的是，工党政府虽然一方面不断强调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办学，但另一方面却给这些机构强加了许多来自中央政府的控制，例如，设置出一系列的以目标和绩效为考核标准的监督机制。工党政府主要是通过由财政部创立的“公共服务协议”来对各个非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教育改革，不会朝秦暮楚
　　
　　经历了13年的新工党教育改革，“第三条道路”上的教育改革引入了社会力量，却又加大了国家监管。关键的教育质量问题，引发了社会担忧。2010年大选后，新首相卡梅伦指责工党政府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怪物”，扼杀了社会力量与公民的积极性，并立誓要重建一个以非政府机构为主导的“大社会”治理机制。
　　那么“大社会”理念下的教育改革，是不是要推倒一切重来，或者说，提出一套与新工党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政策来呢?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政府由民选产生的国家里，政策如何保持延续性，权力交接会不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朝秦暮楚?
　　在英国选举中，这个问题一般是这样操作的：第一，政府部门长官由党派的议员出任，但是具体的执行交给独立的公务员阶层，后者至少需要吃透两大党的政策方案，以备大选结果的变化；第二，作为政策方案的提供者，不同政党可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同的取向，但是也不能够否认，它们对于社会问题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尤其是在执政之后，议会公开的辩论制度，看似造成了决策的分裂、效率低下，实际上给问题的认知和解决，提供了充分透明的空间。英国议会的辩论，很快会在媒体、社会、专业团体中出现。而多重讨论的结果，常常使最终方案上出现互相妥协和吸纳的折中。
　　撒切尔夫人时代开始的中小学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从布莱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思路，到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思路，英国政府对于教育的改革有其连续性和一致性。当然，这从学术的角度上看，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作用结果。1979-1997年撒切尔夫人对于英国政治、经济、福利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也直接影响到了对教育的改革。1997年工党政府执政后。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保守党和工党都在往中间路线靠近，国家和市场的分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1997年的工党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重视非政府成员，包括私有机构、第三方成员、志愿性团体以及公民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工党政府认为，只有给予非政府成员更多的权力才能实现教育的多样化与可选择性，才能更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
　　2010年卡梅伦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大社会”理念下的教育改革，老调重谈地提到了继续发挥非政府成员的作用，让家长进入学校的自治管理机构，决定每个学校的课程设置、班级学生数量等议题。也许保守党的“大社会”理念，又将会是另一个“新自由主义”，改革只不过是不同党派在玩耍政治时所抛出的不同“政治语言”。这场看似朝秦暮楚的大手术，也许仅仅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