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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的局面，应该说比交锋1998的时候更复杂，思想观念的交锋和利益的纠葛混在一起。
某老板在席间听说“万言书”，是1995年盛夏。他已经是“万言书”里说的那种“亿万富翁”，雇佣一千多工人、每年缴税数百万元。
席终人散，他立即采取了行动：私下里到国外购地买宅，将他的老婆孩子移居出去，自己仍然坐镇京师，怀揣某国绿卡静观事变。
这一年，京城中像这位老板一样转移财产，甚至卷款而走的私营老板，不算少……
——摘编自凌志军、马立诚合著《交锋》
“我们开始吧!”
在朝阳区一家餐厅见到本刊记者，马立诚快速伸出手，麻利地切人正题。
“忙碌”是近期他的生活状态的最大特征。和本刊记者见面之前，他刚刚在搜狐网做完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访谈。
62岁的马立诚以政论立世，浩繁卷帙中，最为他带来名气的是1998年与凌志军合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以及2002年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前者发行200万册，成为当年最流行的畅销书，“按照现在的版税标准，收入应该是易中天乘以二，”他哈哈一笑，“但那时候只拿稿费。”
《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则让他戴上了“头号大汉奸”的帽子，甚至一度遭到来自愤青的生命威胁。
“其实我已经遍体鳞伤。”他看似轻松地说。
“我赞成唐德刚过历史三峡的说法，中国的转型从1840年，转成现代民主和经济发达的国家需要200年。今天正好转到一半，出现种种的焦虑、摩擦、急迫、暴力……你看学生杀老师，拿菜刀直接往老师脖子上砍去……种种的痛苦也会传达到我身上。”
“我希望我们这个大民族能够妥善转型，国内国际的各种风险能避免一点是一点。”他说，他的写作致力于这个目标，包括最近刚刚出版的新作《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这本书是《交锋》的延续。10年，中国变化纷纭，而“交锋”却依旧激烈，马立诚的人生也仍处交锋之中。
四份万言书与一场改革官司
1998年3月，马立诚与《人民日报》同事凌志军合著的《交锋》一书出版。这本书系统描述了20年来中国围绕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事件——在台前幕后展开的激烈交锋。
《交锋》还披露了90年代中期引起“京师震恐”的四份万言书。这四份万言书以印刷件方式在北京散发，并很快流布海外，它们出自左派精英之手，包括《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等。
四份万言书大体的意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非公有制经济崛起，一个“民间资产阶级”正在形成，这将危及社会主义和党的生命。
“四份万言书在京城公开的场合谁都不提，属于理论界政界人士私下耳语的部分。”马立诚说。
《交锋》对四份万言书的内容予以批驳。在书的结语中，作者写道：“三次思想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交锋》犹如重磅炸弹，在京城知识界引起另一场“交锋”。改革派召开研讨会支持《交锋》，左派也召开会议痛批《交锋》。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左派人士说，这本书的指导思想有一条主线，“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改革引入歧途，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两位作者的压力可想而知。万里的支持缓解了作者的部分压力。这年4月18日，万里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马立诚，并直言“《交锋》写得好……有了‘左’的东西，我们就要克服它，中国才能发展。”
到了6月份，交锋进一步激化。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的作者、《当代思潮》杂志主编段若非以该文未经他许可被引用为由，状告交锋作者侵犯了他的发表权，请求法院“责令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20万元。”
这桩著作权诉讼案的影响超出了国界。美国《新闻周刊》说：“《交锋》如果胜利，那将是改革的胜利，而原告如果胜利，将是左派的胜利。”
“法官向上请示，高层领导表态，《交锋》这个官司，按法律判，两边都不要找路子。”马立诚说，“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按法律判我们肯定能赢。”。
1999年4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驳回原告段若非的诉讼请求。”段若非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4个月后，北京高院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扳一下一边倒的情绪
马立诚和凌志军笑着走出了法院大门。
但此后他们在《人民日报》写文章“十年没有署真名”。有一天他忍不住问领导为什么，领导告诉他，只要一署真名，就会有人打电话过来问，怎么他们两个还没被开除啊?
2002年，马立诚再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这一年12月，他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主张中国“应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此文一出，马立诚立刻被网民封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我自己理直气壮，并没有害怕什么，也并不后悔。”时隔6年，马立诚说。
他说，网民们骂日本，正好彰显了中国威胁论，人家也不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柏杨说，中国人总是情绪化，他毕生的写作目标就是想往中国人的脑袋里增加一点理性。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与写《交锋》也是这样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扳一下一边倒的情绪”，他右手转动，做出一个“扳”的手势。
尽管理直气壮，但创伤仍然难免。
“我收到很多信件。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写信来，信的内容直接写在信封上，没有信纸，他就是要让沿途所有人都看到信的内容：你这个大汉奸，我们已经成立了除奸队，一定要杀掉你”。
不过，马立诚澄清说，至于那时候媒体上流传的“爱国青年痛殴马立诚”的消息，“纯属谣言，我从来没有受到直接的人身攻击。”
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马立诚的压力才得到关键性的缓解。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有媒体解读，从声明中看到了“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影子。
时局比1998年更复杂
2008年初，马立诚在深圳做改革开放30年主题演讲。演讲刚结束，一个中年人站起来，激动地向他提问：“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贫富差距有多大吗?你知道我们几辈子都买不起房吗?你知道我们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吗?我们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候大家拿的都差不多，谁也不眼红谁!”
还没等他回答，坐在前排的一位老者倏地站起来，回头痛斥这个中年人是“倒退”，双方在会场上展开激烈争辩。类似的争论，马立诚说在各地演讲中经常 遇到。
这样的争论是一个缩影，折射出当下更为波澜壮阔的交锋。“比如近两年，‘左’的人物反对改革开放的劲头越来越足，有的‘左’的网站还号召发动人民革命，推翻权贵资本主义。他们甚至公开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要求再搞几次‘文化大革命’。”
这是与以前不同的局面。“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更多的是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的斗争。10年来，改革过程中利益博弈、利益纷争更加突出了。现在我们面对的局面呢，应该说比1998年写《交锋》的时候更复杂，人们对于改革的信心也比十年前更低了。”
《交锋三十年》记录了这些争论。《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一节征引了在网上流布甚广并在海外发表的17人签名信件，这封信写给“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各位委员和候补委员”。
信件分析了黑砖窑事件的性质并提出建议，“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他们并建议“由十七大做出决议：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人党的错误规定”。
“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口实。”马立诚说，因此，写此书也是希望借此为改革张目，警醒人们。
还权于民
“左派和右派看到的社会问题是相同的，但是解决的方案和目标都不一样。”马立诚说，左派并不是造谣，“他们说的腐败、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都有现实根据。”
改革派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建设更好的法制，不但经济体制要改，而且政治领域也要改，通过这样的办法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而左派则要求不但要加强政府控制，连经济也不要改，最极端的一部分人则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
在《交锋三十年》全书的最后一段，马立诚征引了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今年8月31日关于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电视电话会议上的一句话——“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加偏重于还权于民!”
《交锋》将马立诚的生活也带人交锋之中，至今整整十年。眼下他辞去了凤凰卫视评论员的身份，“与电视相比，我感觉自己更适合写作”。至于下一个写作计划，他作神秘状，“到时候再揭晓”。
遗憾的是，他的搭档凌志军已经被疾病剥夺了写作的可能。2007年，刚刚完成新作《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书稿的凌志军忽感一阵头晕，医院诊断为脑癌。“经过治疗，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现在每天阅读不能超过5分钟。”马立诚说。
搭档的遭遇让马立诚更警醒，“时间是有限的，我只能紧促地生活。”
某老板在席间听说“万言书”，是1995年盛夏。他已经是“万言书”里说的那种“亿万富翁”，雇佣一千多工人、每年缴税数百万元。
席终人散，他立即采取了行动：私下里到国外购地买宅，将他的老婆孩子移居出去，自己仍然坐镇京师，怀揣某国绿卡静观事变。
这一年，京城中像这位老板一样转移财产，甚至卷款而走的私营老板，不算少……
——摘编自凌志军、马立诚合著《交锋》
“我们开始吧!”
在朝阳区一家餐厅见到本刊记者，马立诚快速伸出手，麻利地切人正题。
“忙碌”是近期他的生活状态的最大特征。和本刊记者见面之前，他刚刚在搜狐网做完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访谈。
62岁的马立诚以政论立世，浩繁卷帙中，最为他带来名气的是1998年与凌志军合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以及2002年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前者发行200万册，成为当年最流行的畅销书，“按照现在的版税标准，收入应该是易中天乘以二，”他哈哈一笑，“但那时候只拿稿费。”
《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则让他戴上了“头号大汉奸”的帽子，甚至一度遭到来自愤青的生命威胁。
“其实我已经遍体鳞伤。”他看似轻松地说。
“我赞成唐德刚过历史三峡的说法，中国的转型从1840年，转成现代民主和经济发达的国家需要200年。今天正好转到一半，出现种种的焦虑、摩擦、急迫、暴力……你看学生杀老师，拿菜刀直接往老师脖子上砍去……种种的痛苦也会传达到我身上。”
“我希望我们这个大民族能够妥善转型，国内国际的各种风险能避免一点是一点。”他说，他的写作致力于这个目标，包括最近刚刚出版的新作《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这本书是《交锋》的延续。10年，中国变化纷纭，而“交锋”却依旧激烈，马立诚的人生也仍处交锋之中。
四份万言书与一场改革官司
1998年3月，马立诚与《人民日报》同事凌志军合著的《交锋》一书出版。这本书系统描述了20年来中国围绕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事件——在台前幕后展开的激烈交锋。
《交锋》还披露了90年代中期引起“京师震恐”的四份万言书。这四份万言书以印刷件方式在北京散发，并很快流布海外，它们出自左派精英之手，包括《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等。
四份万言书大体的意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非公有制经济崛起，一个“民间资产阶级”正在形成，这将危及社会主义和党的生命。
“四份万言书在京城公开的场合谁都不提，属于理论界政界人士私下耳语的部分。”马立诚说。
《交锋》对四份万言书的内容予以批驳。在书的结语中，作者写道：“三次思想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交锋》犹如重磅炸弹，在京城知识界引起另一场“交锋”。改革派召开研讨会支持《交锋》，左派也召开会议痛批《交锋》。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左派人士说，这本书的指导思想有一条主线，“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改革引入歧途，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两位作者的压力可想而知。万里的支持缓解了作者的部分压力。这年4月18日，万里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马立诚，并直言“《交锋》写得好……有了‘左’的东西，我们就要克服它，中国才能发展。”
到了6月份，交锋进一步激化。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的作者、《当代思潮》杂志主编段若非以该文未经他许可被引用为由，状告交锋作者侵犯了他的发表权，请求法院“责令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20万元。”
这桩著作权诉讼案的影响超出了国界。美国《新闻周刊》说：“《交锋》如果胜利，那将是改革的胜利，而原告如果胜利，将是左派的胜利。”
“法官向上请示，高层领导表态，《交锋》这个官司，按法律判，两边都不要找路子。”马立诚说，“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按法律判我们肯定能赢。”。
1999年4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驳回原告段若非的诉讼请求。”段若非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4个月后，北京高院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扳一下一边倒的情绪
马立诚和凌志军笑着走出了法院大门。
但此后他们在《人民日报》写文章“十年没有署真名”。有一天他忍不住问领导为什么，领导告诉他，只要一署真名，就会有人打电话过来问，怎么他们两个还没被开除啊?
2002年，马立诚再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这一年12月，他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主张中国“应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此文一出，马立诚立刻被网民封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我自己理直气壮，并没有害怕什么，也并不后悔。”时隔6年，马立诚说。
他说，网民们骂日本，正好彰显了中国威胁论，人家也不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柏杨说，中国人总是情绪化，他毕生的写作目标就是想往中国人的脑袋里增加一点理性。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与写《交锋》也是这样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扳一下一边倒的情绪”，他右手转动，做出一个“扳”的手势。
尽管理直气壮，但创伤仍然难免。
“我收到很多信件。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写信来，信的内容直接写在信封上，没有信纸，他就是要让沿途所有人都看到信的内容：你这个大汉奸，我们已经成立了除奸队，一定要杀掉你”。
不过，马立诚澄清说，至于那时候媒体上流传的“爱国青年痛殴马立诚”的消息，“纯属谣言，我从来没有受到直接的人身攻击。”
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马立诚的压力才得到关键性的缓解。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有媒体解读，从声明中看到了“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影子。
时局比1998年更复杂
2008年初，马立诚在深圳做改革开放30年主题演讲。演讲刚结束，一个中年人站起来，激动地向他提问：“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贫富差距有多大吗?你知道我们几辈子都买不起房吗?你知道我们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吗?我们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候大家拿的都差不多，谁也不眼红谁!”
还没等他回答，坐在前排的一位老者倏地站起来，回头痛斥这个中年人是“倒退”，双方在会场上展开激烈争辩。类似的争论，马立诚说在各地演讲中经常 遇到。
这样的争论是一个缩影，折射出当下更为波澜壮阔的交锋。“比如近两年，‘左’的人物反对改革开放的劲头越来越足，有的‘左’的网站还号召发动人民革命，推翻权贵资本主义。他们甚至公开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要求再搞几次‘文化大革命’。”
这是与以前不同的局面。“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更多的是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的斗争。10年来，改革过程中利益博弈、利益纷争更加突出了。现在我们面对的局面呢，应该说比1998年写《交锋》的时候更复杂，人们对于改革的信心也比十年前更低了。”
《交锋三十年》记录了这些争论。《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一节征引了在网上流布甚广并在海外发表的17人签名信件，这封信写给“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各位委员和候补委员”。
信件分析了黑砖窑事件的性质并提出建议，“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他们并建议“由十七大做出决议：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人党的错误规定”。
“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口实。”马立诚说，因此，写此书也是希望借此为改革张目，警醒人们。
还权于民
“左派和右派看到的社会问题是相同的，但是解决的方案和目标都不一样。”马立诚说，左派并不是造谣，“他们说的腐败、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都有现实根据。”
改革派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建设更好的法制，不但经济体制要改，而且政治领域也要改，通过这样的办法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而左派则要求不但要加强政府控制，连经济也不要改，最极端的一部分人则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
在《交锋三十年》全书的最后一段，马立诚征引了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今年8月31日关于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电视电话会议上的一句话——“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加偏重于还权于民!”
《交锋》将马立诚的生活也带人交锋之中，至今整整十年。眼下他辞去了凤凰卫视评论员的身份，“与电视相比，我感觉自己更适合写作”。至于下一个写作计划，他作神秘状，“到时候再揭晓”。
遗憾的是，他的搭档凌志军已经被疾病剥夺了写作的可能。2007年，刚刚完成新作《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书稿的凌志军忽感一阵头晕，医院诊断为脑癌。“经过治疗，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现在每天阅读不能超过5分钟。”马立诚说。
搭档的遭遇让马立诚更警醒，“时间是有限的，我只能紧促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