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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有句俏皮话:卢森堡公园里的猴子还不如书上的猴子更有猴气。的确,如今的小孩大都先从故事里、童书里知道“猴子”这个名称,然后再让动物园里实实在在的猴子对号入座。在只听过故事、没有见过真猴的小孩心中,“猴子”的名字往往寄寓了过多的遐想:它诙谐多智、急躁好动、不畏强权、好大喜功……与此相比,动物园猴山里真实存在的猴子反而像是个平庸的副本,显得“猴气不足”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事物的现实往往滞后于它们的名字,二者之间有着值得玩味的区别和裂痕。
为了填平这道横亘在事物的名字与它们的现实之间的沟壑,动身旅行、亲自体察是个不错的办法。我的一位南方朋友熟读北京作家王蒙的小说,看到书里的人物吃了一个“花卷”,不由对这种有着漂亮名字的食品浮想联翩:这大概是一种“形如鲜花”而工艺繁复的精巧点心?而真相要靠动身调研才能揭晓。这位朋友来到北京后,偶尔在大学食堂排队就餐,恰巧听到前面的学生点了“花卷”。他连忙也买下多个品尝,才发现他憧憬多年的美食,只不过是一种掺有芝麻酱的螺旋状面团罢了,其粗糙程度,让我这位吃惯了江南面点的朋友痛心不已——但与其责备花卷的实物不争气,配不上它引人遐想的大名,倒不如说,这是我们的心灵与现实之间一种固有的落差。我们从名字到事物的认识旅程,难免经历“猴子”、“花卷”之类的幻灭,而其中包含的真相大白式的揭示感,倒有助于我们更成熟地安置自己的种种憧憬和期待。这是来自旅行的现实教益。
从名称与事物之间的裂痕中还诞生出不少乐趣。我的另一位朋友对此尤有偏好,每到一地旅行,总爱搜集当地方言对日常物品的特定称呼,并考证这些名称的源流。比如同是在汉语中,红薯就有“地瓜”、“山芋”、“白薯”、“甘薯”、“苕”和“番薯”等多种叫法,这位朋友曾对此做过详细的考辨,能讲解出所有这些称呼的由来。据他说,这项爱好的正式名称叫“名物学”,在中国古代,是受人尊崇的训诂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中文典籍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涉及巨大的跨度,所以文献中提到的鱼虫、车马、宫室、冠服、星宿、山川、郡国,乃至职官和人名,都可能存在“知名而不知物”、或者“多名不知是同物”的情况。凭借名物学的努力,在名称和事物之间才能架起桥梁,我们才能了解古代诗文中一些称呼的真实所指。
2011年我们在敦煌采访时,亲身见证过名物研究的成果。古代诗文中常提到一种名为“楼橹”的建筑形式,据说是无顶的楼台,多用于作战时的侦察、防御。楼橹多由木制,现在很少能留存下来,所以其具体形态今人已很难得知。而这恰恰是古代壁画的长处:敦煌研究院学者孙毅华将经文与壁画合观,令人信服地从莫高窟壁画中找到了楼橹的真实样貌。她向我们的采访团队展示不同画面描绘的“橹”的不同形态。经过名物学的考究,原本抽象的古代语词的本义终于浮现出来,历历在目。
本期杂志重点介绍的银川市,也曾这样牵涉了一桩学术悬案。在蒙古史籍《蒙古源流》中,有一座名为“Irghai”的中国西部城市被多次提及;这究竟是指哪个地方,东西方学界曾莫衷一是。1930年,历史学家陈寅恪发表了论文《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他对照蒙、满、汉多种文本,发现其他文字中提到“Irghai”之处,中文史书的对应地点都是“宁夏”。换言之,这被称为“Irghai”的,正是从前的西夏国都中兴府、《元秘史》所说的“额里合牙”、当时又称为宁夏镇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银川市。
在最后这个案例中,名称的繁复昭示了事物的丰富内涵:城市的每个名字都凝聚着一段湮没已久的历史年月,代表着一个曾经无比鲜活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我们从名称到事物的历程,因而也将向我们展示最为丰厚的收获。
为了填平这道横亘在事物的名字与它们的现实之间的沟壑,动身旅行、亲自体察是个不错的办法。我的一位南方朋友熟读北京作家王蒙的小说,看到书里的人物吃了一个“花卷”,不由对这种有着漂亮名字的食品浮想联翩:这大概是一种“形如鲜花”而工艺繁复的精巧点心?而真相要靠动身调研才能揭晓。这位朋友来到北京后,偶尔在大学食堂排队就餐,恰巧听到前面的学生点了“花卷”。他连忙也买下多个品尝,才发现他憧憬多年的美食,只不过是一种掺有芝麻酱的螺旋状面团罢了,其粗糙程度,让我这位吃惯了江南面点的朋友痛心不已——但与其责备花卷的实物不争气,配不上它引人遐想的大名,倒不如说,这是我们的心灵与现实之间一种固有的落差。我们从名字到事物的认识旅程,难免经历“猴子”、“花卷”之类的幻灭,而其中包含的真相大白式的揭示感,倒有助于我们更成熟地安置自己的种种憧憬和期待。这是来自旅行的现实教益。
从名称与事物之间的裂痕中还诞生出不少乐趣。我的另一位朋友对此尤有偏好,每到一地旅行,总爱搜集当地方言对日常物品的特定称呼,并考证这些名称的源流。比如同是在汉语中,红薯就有“地瓜”、“山芋”、“白薯”、“甘薯”、“苕”和“番薯”等多种叫法,这位朋友曾对此做过详细的考辨,能讲解出所有这些称呼的由来。据他说,这项爱好的正式名称叫“名物学”,在中国古代,是受人尊崇的训诂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中文典籍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涉及巨大的跨度,所以文献中提到的鱼虫、车马、宫室、冠服、星宿、山川、郡国,乃至职官和人名,都可能存在“知名而不知物”、或者“多名不知是同物”的情况。凭借名物学的努力,在名称和事物之间才能架起桥梁,我们才能了解古代诗文中一些称呼的真实所指。
2011年我们在敦煌采访时,亲身见证过名物研究的成果。古代诗文中常提到一种名为“楼橹”的建筑形式,据说是无顶的楼台,多用于作战时的侦察、防御。楼橹多由木制,现在很少能留存下来,所以其具体形态今人已很难得知。而这恰恰是古代壁画的长处:敦煌研究院学者孙毅华将经文与壁画合观,令人信服地从莫高窟壁画中找到了楼橹的真实样貌。她向我们的采访团队展示不同画面描绘的“橹”的不同形态。经过名物学的考究,原本抽象的古代语词的本义终于浮现出来,历历在目。
本期杂志重点介绍的银川市,也曾这样牵涉了一桩学术悬案。在蒙古史籍《蒙古源流》中,有一座名为“Irghai”的中国西部城市被多次提及;这究竟是指哪个地方,东西方学界曾莫衷一是。1930年,历史学家陈寅恪发表了论文《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他对照蒙、满、汉多种文本,发现其他文字中提到“Irghai”之处,中文史书的对应地点都是“宁夏”。换言之,这被称为“Irghai”的,正是从前的西夏国都中兴府、《元秘史》所说的“额里合牙”、当时又称为宁夏镇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银川市。
在最后这个案例中,名称的繁复昭示了事物的丰富内涵:城市的每个名字都凝聚着一段湮没已久的历史年月,代表着一个曾经无比鲜活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我们从名称到事物的历程,因而也将向我们展示最为丰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