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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高税收高支出的社会体制闻名于世，这也意味着这里员工社会福利好，假期充裕。从经济传统观念来看，像瑞典这样的福利国家并不利于创业：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政府支出越多，个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就越少；因为高税收会减少企业家的预期收益，因此降低他们创办新公司的热情。
然而，瑞典却培育了大量雄心勃勃的新企业，对于一个仅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
像Spotify音乐服务公司、Klarna网上支付公司和King游戏公司等諸多国际企业都创立于此。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价值十亿美元的科技公司人均数量仅次于硅谷。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数据。连续三年以上平均每年拥有1000名员工的新兴公司，在瑞典共有20家，而美国只有5家。OECD经济学家弗拉维奥·卡尔维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的企业生存率很高，成长也很快。”在对机会的期望上，瑞典在发达国家中的排名也位居首位。18至64岁的瑞典人中，65%左右的认为他们生活的地方有创业的好机会，而在美国，只有47%的同龄群体这样认为。
对于任何追求效率、就业和各方面活力的经济体而言，推动新兴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尽管当前对新兴企业的文化迷恋盛行，但美国仅有8%的公司达到新兴企业的定义，1978年的比重则是15%。瑞典的情况则相反，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创业速度不断加快。就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缓慢之际，瑞典在2015和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4%和3%——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一开始瑞典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小得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的GDP增长同样超过其他欧洲大国。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总部位于斯德格尔摩的Spotify音乐报务公司
其实可以从几个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从过去三十年发生的一些变化说起。1990年以来，瑞典就出台相应政策让新兴企业更易与大公司和既有企业竞争。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得出—个理论——当“创造性破坏”出现时，意味着新的进入者能够取代已有的公司。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拉斯·佩尔森表示，过去，瑞典经济管制严格，公共垄断支配市场，导致替代者难以出现。改革之后，垄断经济难以在瑞典支配市场。与瑞典不同的是，美国正在改变其监管环境，对大公司和原有企业给予支持。
瑞典的改革是对1990年代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佩尔森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瑞典政府放松了对出租车、电力、通讯、铁路和国内航空旅行等行业的管制，以增加竞争。这样一来，通讯等行业的价格下跌，吸引更多顾客。像老人看护、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行业则被外包给私人公司。所谓的“产品市场改革”让新公司更容易拿到许可证，并强制效率低的传统公司退出市场。1993年的新竞争法更试图禁止大型合并和反竞争行为。
瑞典还采取了一些有争议性的措施，比如降低企业税率以刺激创业。1991年改革把瑞典公司所得税从52%降到30%（今天的瑞典公司税率是22%，远低于美国的39%）。90年代改革之前，相对于有意创业者，瑞典更青睐原有企业：瑞典的个人须为公司的收入和自己的收入纳税，而原有企业有很多方法来减少这种双重征税。
佩尔森说，这次改革“相当程度上”让市场变得更加公平。在20世纪，瑞典还废除了遗产税和对富人的征税，这进一步刺激人们赚更多钱，而且他们通常还会把钱投资回经济。瑞典皇家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庞特思·布劳纳希约姆说：“可用资金变多了，天使投资者就更多了。”今天，在瑞典开创和运营企业有很大的税收优惠。
但这并不意味着削减公司税就能激发创业，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蒂诺·萨南达季这样说道。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削减也许还会增加经济不平等。但瑞典的情况表明有针对性的减税能让经济更具活力。今天的瑞典税收比以往低得多，对企业的税收也比其他发达国家低。如今，瑞典的税收体制相对公平，许多人都交很高的税额，而非仅仅富人。尽管这意味着中产阶级要交很多个人所得税，但笔者采访过的许多瑞典人说他们不介意税率高，因为他们会得到回报，如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
90年代以前，瑞典很少有外国公司参与竞争。瑞典立法禁止外国人在瑞典公司拥有所有权；上世纪80年代，不到5%的瑞典私营部门雇员在外企工作。然后，瑞典在90年代对外来竞争开放市场。很快，有更多的公司可以收购成熟的新兴企业，这也增加了启动新业务的动力。比如，Mojang游戏公司在2014年被微软以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无法与外国公司竞争的效率低下的瑞典国内公司则逐渐退出市场，为新公司提供了空间。瑞典公司的外国所有权份额从1989年的7%上升到1999年的40%。
这些放松管制措施实施的同时伴随着因特网的崛起。在上世纪90年代，瑞典政府对给员工提供电脑的公司给予了税收优惠，这种情况下，所有员工都能使用电脑。与此同时，政府在早期投资快速互联网服务。尽管瑞典的电脑使用率与美国相当，但90年代的改革推动国家发展时，让瑞典企业家有了数字化思维。“瑞典40岁以下的人基本上每人家里都有电脑伴随他们成长，”Northzone公司合伙人帕尔森告诉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瑞典人都能上网。”今天，瑞典的网速居世界第一。
这正是Tictail公司创立者之一的比尔克·尾尔森的真宴写照。Tictail是一家瑞典电子商务公司，融资3200万美元。如今33岁的尼尔森说，因为从小就有电脑，他几岁开始学编码，高中开始研究科技问题，16岁为一家瑞典杂志制作博客，19岁遇到台伙人并创办了Tictail。 鉴于瑞典市场有限，跟许多瑞典新兴公司一样，Tictail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全球性的，面临很多国际竞争，这也使得它们变得更加灵活。相反，在美国，企业几乎可以完全只关注国内消费者。“我们有了出口的想法。”尼尔森告诉我。最近Tictail的总部搬到了纽约，并在下东区开了一家店面。美国是Tictail当前最大的市场。
所有这一切催生了很多企业，反过来又雇了很多人。根据OECD的数据，在瑞典现有的每100个岗位中，就有5个是由运营了三年以上的新兴公司创造的，在美国，这一数据则是2个。“看看瑞典的净就业创造数据时，相比于其他国家，瑞典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OECD经济学家卡尔维诺说。瑞典的新兴企业在开办三年后的生存率也是最高的。达到了74%。
瑞典令人钦佩的创业纪录也可归功于其他更多的因素。比如，瑞典的社会保障网让企业家们放心去冒险。在瑞典，上大学是不用花钱的，学生能够贷款生活，这样每个人都能追求高等教育。医疗也是免费的，儿童保育可以得到大量资助。这些福利都跟有没有工作无关，瑞典人都明白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可以尝试创业。
瑞典企业与创新部长米卡尔·丹贝里称，“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创新，就应该给人们安全感，让他们敢于冒险。”例如，比尔克·尼尔森知道就算他的公司倒闭了，他仍有医保；他也没有学生贷款要还。“即便你失败了，申请破产了，瑞典还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他指出，“所以我认为在瑞典冒险创业不像在美国那样可怕。”
瑞典的新兴企业似乎较少从瑞典经济中获益，更多的是从文化上受益。比如说，瑞典国家相对较小，尼尔森和他的合伙人经常跟Spotify、Klarna和其他成功企业的创始人合作，向他们取经。这种企业家之间的信息共享让彼此得到更多成长。也有人说瑞典人身上的文化特质让他们更倾向于合作。乌特勒支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埃里克·斯坦认为，相比于其他国家，瑞典人更容易相信其他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与其他人合作时较少要求签订复杂的合同，这让合作变得更加简单。也有人说，正因为这种信任，管理人员较能容忍员工在工作中的灵活性，从而有利于激发新的创意。
King游戏公司
与此同时，瑞典人也有高度的“内部企业家精神”，即同事之间在日常任务之外的合作。比如，电信公司爱立信有家叫做爱立信车库的分公司，员工可从事从穿戴技术到老年人护理人员工具的项目。根据斯德哥尔摩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最近研究，在瑞典。过去三年里有28%的瑞典工作人员参与到企业内部活动中，美国仅有11.7%。
当然，瑞典体制中还有些东西不利于创业。瑞典工业巨头Melly G·rd的创始人兼董事如尼·安德森说，相比于其他国家，瑞典中产阶级的个人所得税很高，因此很难从国外招聘到人才。目前瑞典对股票期权征收所得税，而这是许多新兴企业为吸引潜在员工而做出的一种补偿方式。瑞典政府打算明年初改变这项政策。
不论如何，瑞典的确证明了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可以与高税收和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共存，同时也说明了经济须因时而变。安德森表示，自己创业25年以来，瑞典对企业家越来越好了。“我们好像要变成一个企业国家了，这是一个新现象。”布劳纳希约姆教授说道。
瑞典大量的新兴企业
然而，瑞典却培育了大量雄心勃勃的新企业，对于一个仅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
像Spotify音乐服务公司、Klarna网上支付公司和King游戏公司等諸多国际企业都创立于此。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价值十亿美元的科技公司人均数量仅次于硅谷。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数据。连续三年以上平均每年拥有1000名员工的新兴公司，在瑞典共有20家，而美国只有5家。OECD经济学家弗拉维奥·卡尔维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的企业生存率很高，成长也很快。”在对机会的期望上，瑞典在发达国家中的排名也位居首位。18至64岁的瑞典人中，65%左右的认为他们生活的地方有创业的好机会，而在美国，只有47%的同龄群体这样认为。
对于任何追求效率、就业和各方面活力的经济体而言，推动新兴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尽管当前对新兴企业的文化迷恋盛行，但美国仅有8%的公司达到新兴企业的定义，1978年的比重则是15%。瑞典的情况则相反，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创业速度不断加快。就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缓慢之际，瑞典在2015和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4%和3%——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一开始瑞典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小得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的GDP增长同样超过其他欧洲大国。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总部位于斯德格尔摩的Spotify音乐报务公司
其实可以从几个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从过去三十年发生的一些变化说起。1990年以来，瑞典就出台相应政策让新兴企业更易与大公司和既有企业竞争。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得出—个理论——当“创造性破坏”出现时，意味着新的进入者能够取代已有的公司。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拉斯·佩尔森表示，过去，瑞典经济管制严格，公共垄断支配市场，导致替代者难以出现。改革之后，垄断经济难以在瑞典支配市场。与瑞典不同的是，美国正在改变其监管环境，对大公司和原有企业给予支持。
瑞典的改革是对1990年代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佩尔森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瑞典政府放松了对出租车、电力、通讯、铁路和国内航空旅行等行业的管制，以增加竞争。这样一来，通讯等行业的价格下跌，吸引更多顾客。像老人看护、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行业则被外包给私人公司。所谓的“产品市场改革”让新公司更容易拿到许可证，并强制效率低的传统公司退出市场。1993年的新竞争法更试图禁止大型合并和反竞争行为。
瑞典还采取了一些有争议性的措施，比如降低企业税率以刺激创业。1991年改革把瑞典公司所得税从52%降到30%（今天的瑞典公司税率是22%，远低于美国的39%）。90年代改革之前，相对于有意创业者，瑞典更青睐原有企业：瑞典的个人须为公司的收入和自己的收入纳税，而原有企业有很多方法来减少这种双重征税。
佩尔森说，这次改革“相当程度上”让市场变得更加公平。在20世纪，瑞典还废除了遗产税和对富人的征税，这进一步刺激人们赚更多钱，而且他们通常还会把钱投资回经济。瑞典皇家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庞特思·布劳纳希约姆说：“可用资金变多了，天使投资者就更多了。”今天，在瑞典开创和运营企业有很大的税收优惠。
但这并不意味着削减公司税就能激发创业，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蒂诺·萨南达季这样说道。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削减也许还会增加经济不平等。但瑞典的情况表明有针对性的减税能让经济更具活力。今天的瑞典税收比以往低得多，对企业的税收也比其他发达国家低。如今，瑞典的税收体制相对公平，许多人都交很高的税额，而非仅仅富人。尽管这意味着中产阶级要交很多个人所得税，但笔者采访过的许多瑞典人说他们不介意税率高，因为他们会得到回报，如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
外国公司和全球市场
90年代以前，瑞典很少有外国公司参与竞争。瑞典立法禁止外国人在瑞典公司拥有所有权；上世纪80年代，不到5%的瑞典私营部门雇员在外企工作。然后，瑞典在90年代对外来竞争开放市场。很快，有更多的公司可以收购成熟的新兴企业，这也增加了启动新业务的动力。比如，Mojang游戏公司在2014年被微软以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无法与外国公司竞争的效率低下的瑞典国内公司则逐渐退出市场，为新公司提供了空间。瑞典公司的外国所有权份额从1989年的7%上升到1999年的40%。
这些放松管制措施实施的同时伴随着因特网的崛起。在上世纪90年代，瑞典政府对给员工提供电脑的公司给予了税收优惠，这种情况下，所有员工都能使用电脑。与此同时，政府在早期投资快速互联网服务。尽管瑞典的电脑使用率与美国相当，但90年代的改革推动国家发展时，让瑞典企业家有了数字化思维。“瑞典40岁以下的人基本上每人家里都有电脑伴随他们成长，”Northzone公司合伙人帕尔森告诉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瑞典人都能上网。”今天，瑞典的网速居世界第一。
这正是Tictail公司创立者之一的比尔克·尾尔森的真宴写照。Tictail是一家瑞典电子商务公司，融资3200万美元。如今33岁的尼尔森说，因为从小就有电脑，他几岁开始学编码，高中开始研究科技问题，16岁为一家瑞典杂志制作博客，19岁遇到台伙人并创办了Tictail。 鉴于瑞典市场有限，跟许多瑞典新兴公司一样，Tictail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全球性的，面临很多国际竞争，这也使得它们变得更加灵活。相反，在美国，企业几乎可以完全只关注国内消费者。“我们有了出口的想法。”尼尔森告诉我。最近Tictail的总部搬到了纽约，并在下东区开了一家店面。美国是Tictail当前最大的市场。
强大的社会保障
所有这一切催生了很多企业，反过来又雇了很多人。根据OECD的数据，在瑞典现有的每100个岗位中，就有5个是由运营了三年以上的新兴公司创造的，在美国，这一数据则是2个。“看看瑞典的净就业创造数据时，相比于其他国家，瑞典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OECD经济学家卡尔维诺说。瑞典的新兴企业在开办三年后的生存率也是最高的。达到了74%。
瑞典令人钦佩的创业纪录也可归功于其他更多的因素。比如，瑞典的社会保障网让企业家们放心去冒险。在瑞典，上大学是不用花钱的，学生能够贷款生活，这样每个人都能追求高等教育。医疗也是免费的，儿童保育可以得到大量资助。这些福利都跟有没有工作无关，瑞典人都明白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可以尝试创业。
瑞典企业与创新部长米卡尔·丹贝里称，“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创新，就应该给人们安全感，让他们敢于冒险。”例如，比尔克·尼尔森知道就算他的公司倒闭了，他仍有医保；他也没有学生贷款要还。“即便你失败了，申请破产了，瑞典还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他指出，“所以我认为在瑞典冒险创业不像在美国那样可怕。”
講究合作
瑞典的新兴企业似乎较少从瑞典经济中获益，更多的是从文化上受益。比如说，瑞典国家相对较小，尼尔森和他的合伙人经常跟Spotify、Klarna和其他成功企业的创始人合作，向他们取经。这种企业家之间的信息共享让彼此得到更多成长。也有人说瑞典人身上的文化特质让他们更倾向于合作。乌特勒支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埃里克·斯坦认为，相比于其他国家，瑞典人更容易相信其他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与其他人合作时较少要求签订复杂的合同，这让合作变得更加简单。也有人说，正因为这种信任，管理人员较能容忍员工在工作中的灵活性，从而有利于激发新的创意。
King游戏公司
与此同时，瑞典人也有高度的“内部企业家精神”，即同事之间在日常任务之外的合作。比如，电信公司爱立信有家叫做爱立信车库的分公司，员工可从事从穿戴技术到老年人护理人员工具的项目。根据斯德哥尔摩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最近研究，在瑞典。过去三年里有28%的瑞典工作人员参与到企业内部活动中，美国仅有11.7%。
当然，瑞典体制中还有些东西不利于创业。瑞典工业巨头Melly G·rd的创始人兼董事如尼·安德森说，相比于其他国家，瑞典中产阶级的个人所得税很高，因此很难从国外招聘到人才。目前瑞典对股票期权征收所得税，而这是许多新兴企业为吸引潜在员工而做出的一种补偿方式。瑞典政府打算明年初改变这项政策。
不论如何，瑞典的确证明了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可以与高税收和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共存，同时也说明了经济须因时而变。安德森表示，自己创业25年以来，瑞典对企业家越来越好了。“我们好像要变成一个企业国家了，这是一个新现象。”布劳纳希约姆教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