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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曾有一条南北往来的文化通道,这就是“草原茶叶之路”。它不仅是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更是草原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张家口地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的重要区域,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张家口成为连接欧亚大陆文化与贸易的纽带。
追溯北方茶叶贸易之路
众所周知,契丹是宋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饮食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饮茶则可以在溶解脂肪的同时,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因而游牧民族将茶视同粮食和盐,是生活必须品。
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欧亚、中东地区的是契丹人。在大量查阅各类资料后,张家口市博物馆顾问陶宗冶发现,契丹的茶叶在早期主要来自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和南唐。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后,契丹是和宋朝通过茶榷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叶。此后一段时间宋辽双方战事不断,本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嘶鸣几十年,茶叶贸易中断。直至宋景德年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终于就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茶叶之路才再次畅通。
与上述历史相对应,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15座辽金墓葬的年代都在公元1005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之后,因此,在这些古墓中出现绘制精美的“茶道图”,就让人不难理解了。此外,在这些辽墓中还发现了中原与西域乐器共同组合的“散乐图”,以及多幅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天文图,这些均从考古学方面印证了契丹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陶宗冶认为,宣化辽墓壁画的价值之一,就是延伸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而研究张库大道的历史,实际就是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交流史和对外贸易史,这对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着重要的意义。
充满政治色彩的朝贡贸易
经过宋辽元,至明代,茶叶主要通过边境上的茶马互市传至北方游牧民族。所谓茶马互市,就是以茶换马。游牧民族需要茶,中原王朝需要马,按说这本应是自由平等的贸易。但实际上,这“贸易”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明代中前期,明王朝与北元政权的茶马互市贸易,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现。朝贡贸易是一种不对等的贸易,双方的货物比价,完全不遵照价值规律,不进行等价交换。你给我一匹马,我就还你价值两匹马的商品,这就叫做“薄来厚往”。当然,这种贸易也有限制,诸如铁器等能够用于战争的东西是绝对不给你的。朝贡贸易是明王朝的一种绥靖政策,以安抚、笼络北元政权,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商业意义。
明代中前期,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的达延汗与明王朝通贡互市,贡道由大同、张家口一线入居庸关。当时,张家口一带是朝贡商队进京的主要通道。《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东太平山崖壁上的“蒙海朝宗”石刻,就是朝贡贸易留下的记忆。通贡互市,使长城沿线人民的生活基本安宁。可是,和平共处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打乱了。
正德十二年(1517年),达延汗去世,其子孙们相互争斗,一些蒙古部落不断侵扰边境,多次进入长城内抢掠杀戮。对此,明王朝别无良策,只会“烧荒”。那么,什么是“烧荒”呢?就是每年秋天派兵出长城,到沿边的草原上大面积放火燃烧秋草,使过往的马匹无草可吃,以此牵制、阻碍蒙古骑兵进入长城以南。
明代,宣化叫宣府,大同叫大同府。府见府,三百五。宣府至大同府之间这三百五十里长城叫做宣大边,宣大边最高军事长官叫宣大总督,总督的办公地点设在宣府。长城沿线的一切军事行动,都由宣大总督指挥。具体到每年的烧荒行动,自然也是由宣府调度的。曾任宣府巡抚、宣大总督的方逢時,写过一首描述烧荒的诗,对烧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云:“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大碛平川绝鸟飞,茫茫龙廷暮云黑。秋风萧萧边草黄,胡儿牧马乘秋凉。将军令下促烧草,衔枚夜发何仓皇。边头路尽迷行迹,黄狐赤兔如人立。阴崖举火各因风,烈焰夜照阴山红。山头突骑飞流矢,几人还向火中死。白骨成灰散不收,恸绝胡天作冤鬼。东风吹绿旧根荑,乾坤回首又春归。惟有游魂归不得,年年空逐野烟飞。”
绝贡政策引烽火连绵
伴随着烧荒的,是绝贡政策。所谓绝贡,就是断绝朝贡贸易,断绝经济交往,老死不相往来。明代嘉靖年间,对蒙古人实行绝贡政策。
1519年,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继承汗位,称阿勒坦汗,也称俺答汗。俺答汗上台后,多次表示希望与明王朝进行贡市。他在《贡表》中述说:“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耐夏热,缎布难得……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
可是,明世宗却坚持绝贡。朝贡贸易的中断,导致蒙古部族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许多牧民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也没有了,矛盾的极点就是战争。《万历武功录》记载:“嘉靖十年,虏……西渡套河。……拥十万余骑,至延绥,声言入贡买卖……”俺答汗挥师十万,越过黄河,直逼延绥。一路上,十万大军摧城拔寨,烧杀抢掠。十年后,俺答部再次兴兵。《世宗本纪一》记载,这年秋,俺答部派遣使臣来到长城下,请求开市交易。明王朝不但不答应,还扬言要悬赏俺答汗的首级。于是,俺答汗率领大军越过长城,杀掠长城内人丁数以万计。
俺答汗终究是一位政治家。第二年五月,他又派特使石天爵到大同请求通贡开市。结果,大同巡抚龙大有却把石天爵抓了起来。《明史·鞑靼传》记载:龙大有将石天爵押至北京,哄骗皇上说是他龙大有用计擒获的一名间谍。世宗皇帝稀里糊涂信以为真,晋升龙大有为兵部侍郎,并将不愿屈服拼命抗争的石天爵处以凌迟极刑。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部族始终面临的问题;战争还是求和,却是历史推动的抉择。石天爵事件过去四年之后,俺答汗依蒙古最高规格“九白之制”,准备了金锅一口、银锅一口及白驼九峰、白牛九头、白马九匹,再次诚恳地向明朝提出了通贡的请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求贡仍然没有成功。而且,三名使者还被大同总兵的一个家丁设计杀害,那家丁因此立了功受了奖。
追溯北方茶叶贸易之路
众所周知,契丹是宋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饮食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饮茶则可以在溶解脂肪的同时,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因而游牧民族将茶视同粮食和盐,是生活必须品。
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欧亚、中东地区的是契丹人。在大量查阅各类资料后,张家口市博物馆顾问陶宗冶发现,契丹的茶叶在早期主要来自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和南唐。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后,契丹是和宋朝通过茶榷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叶。此后一段时间宋辽双方战事不断,本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嘶鸣几十年,茶叶贸易中断。直至宋景德年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终于就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茶叶之路才再次畅通。
与上述历史相对应,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15座辽金墓葬的年代都在公元1005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之后,因此,在这些古墓中出现绘制精美的“茶道图”,就让人不难理解了。此外,在这些辽墓中还发现了中原与西域乐器共同组合的“散乐图”,以及多幅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天文图,这些均从考古学方面印证了契丹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陶宗冶认为,宣化辽墓壁画的价值之一,就是延伸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而研究张库大道的历史,实际就是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交流史和对外贸易史,这对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着重要的意义。
充满政治色彩的朝贡贸易
经过宋辽元,至明代,茶叶主要通过边境上的茶马互市传至北方游牧民族。所谓茶马互市,就是以茶换马。游牧民族需要茶,中原王朝需要马,按说这本应是自由平等的贸易。但实际上,这“贸易”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明代中前期,明王朝与北元政权的茶马互市贸易,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现。朝贡贸易是一种不对等的贸易,双方的货物比价,完全不遵照价值规律,不进行等价交换。你给我一匹马,我就还你价值两匹马的商品,这就叫做“薄来厚往”。当然,这种贸易也有限制,诸如铁器等能够用于战争的东西是绝对不给你的。朝贡贸易是明王朝的一种绥靖政策,以安抚、笼络北元政权,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商业意义。
明代中前期,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的达延汗与明王朝通贡互市,贡道由大同、张家口一线入居庸关。当时,张家口一带是朝贡商队进京的主要通道。《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东太平山崖壁上的“蒙海朝宗”石刻,就是朝贡贸易留下的记忆。通贡互市,使长城沿线人民的生活基本安宁。可是,和平共处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打乱了。
正德十二年(1517年),达延汗去世,其子孙们相互争斗,一些蒙古部落不断侵扰边境,多次进入长城内抢掠杀戮。对此,明王朝别无良策,只会“烧荒”。那么,什么是“烧荒”呢?就是每年秋天派兵出长城,到沿边的草原上大面积放火燃烧秋草,使过往的马匹无草可吃,以此牵制、阻碍蒙古骑兵进入长城以南。
明代,宣化叫宣府,大同叫大同府。府见府,三百五。宣府至大同府之间这三百五十里长城叫做宣大边,宣大边最高军事长官叫宣大总督,总督的办公地点设在宣府。长城沿线的一切军事行动,都由宣大总督指挥。具体到每年的烧荒行动,自然也是由宣府调度的。曾任宣府巡抚、宣大总督的方逢時,写过一首描述烧荒的诗,对烧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云:“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大碛平川绝鸟飞,茫茫龙廷暮云黑。秋风萧萧边草黄,胡儿牧马乘秋凉。将军令下促烧草,衔枚夜发何仓皇。边头路尽迷行迹,黄狐赤兔如人立。阴崖举火各因风,烈焰夜照阴山红。山头突骑飞流矢,几人还向火中死。白骨成灰散不收,恸绝胡天作冤鬼。东风吹绿旧根荑,乾坤回首又春归。惟有游魂归不得,年年空逐野烟飞。”
绝贡政策引烽火连绵
伴随着烧荒的,是绝贡政策。所谓绝贡,就是断绝朝贡贸易,断绝经济交往,老死不相往来。明代嘉靖年间,对蒙古人实行绝贡政策。
1519年,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继承汗位,称阿勒坦汗,也称俺答汗。俺答汗上台后,多次表示希望与明王朝进行贡市。他在《贡表》中述说:“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耐夏热,缎布难得……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
可是,明世宗却坚持绝贡。朝贡贸易的中断,导致蒙古部族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许多牧民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也没有了,矛盾的极点就是战争。《万历武功录》记载:“嘉靖十年,虏……西渡套河。……拥十万余骑,至延绥,声言入贡买卖……”俺答汗挥师十万,越过黄河,直逼延绥。一路上,十万大军摧城拔寨,烧杀抢掠。十年后,俺答部再次兴兵。《世宗本纪一》记载,这年秋,俺答部派遣使臣来到长城下,请求开市交易。明王朝不但不答应,还扬言要悬赏俺答汗的首级。于是,俺答汗率领大军越过长城,杀掠长城内人丁数以万计。
俺答汗终究是一位政治家。第二年五月,他又派特使石天爵到大同请求通贡开市。结果,大同巡抚龙大有却把石天爵抓了起来。《明史·鞑靼传》记载:龙大有将石天爵押至北京,哄骗皇上说是他龙大有用计擒获的一名间谍。世宗皇帝稀里糊涂信以为真,晋升龙大有为兵部侍郎,并将不愿屈服拼命抗争的石天爵处以凌迟极刑。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部族始终面临的问题;战争还是求和,却是历史推动的抉择。石天爵事件过去四年之后,俺答汗依蒙古最高规格“九白之制”,准备了金锅一口、银锅一口及白驼九峰、白牛九头、白马九匹,再次诚恳地向明朝提出了通贡的请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求贡仍然没有成功。而且,三名使者还被大同总兵的一个家丁设计杀害,那家丁因此立了功受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