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开山鼻祖，“道承孔孟，学启程朱”。他在永州任职期间作《拙赋》，其中写道：“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意思是说，巧者光说空话，玩弄心计，故劳心而不祥；拙者则默默做事，以德服人，故心安且有福。如果天下皆“拙”，将能实现官清吏正、政通人和的政治理想。显然，这个“拙”，指的是不巧言令色以欺上瞒下，不挖空心思去投机钻营，而是以诚立心，以德为政，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显然，作为领导干部，理应从中获得一些为官的启示和教益。
　　“拙”，《说文解字》释为“不巧也。从手，出声”。《广雅》释为“钝也”，通俗地说就是“笨拙，不灵活”。其实，“拙”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早在先秦时代，就有思想家开始深挖其蕴涵的辩证法思想。例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有“大巧若拙”之语，意即超出常人理解力的大智慧看上去反而像是愚钝，表面的“拙”掩藏着“大巧”。再如：《韩非子》中曰：“巧诈不如拙诚。”“巧”，指的是与“大巧”相对的小聪明，“拙”则有质朴无华、诚实守信之意，其言外之意就是“拙诚”即“大巧”。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很多刚正不阿而仕途偃蹇的清官廉吏以“拙官”自居，将“拙”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和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并着意“守”之、“养”之，且主动与“巧官”之流划清界线，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正气之歌。
　　明朝的康大和官至工部尚书，为人敦厚朴实，为官清正刚直、勤政爱民。时值严嵩当权期间，康大和蔑视权贵，“在翰苑二十年，闭门读书，屏迹权门。人讥其拙，作《拙宦对》以述志，与关中王愧野齐名，人称‘康王’”。清朝的许瑶光官至嘉兴知府，任嘉兴知府十余年，政绩卓著。他关心农事，修桥筑路，兴修水利，整顿吏治，兴办教育，十年而使嘉兴“民和年丰，百货鳞集，农林忭于野，客商歌于市，衣冠文物，蔚若旧观”。任职期满时，嘉兴民众自发修“来许亭”，盼望他重来嘉兴。后同治帝知晓民意，特许他回任嘉兴。续任期间，他在光绪六年由“查荒”激起民变的大案中替民伸冤而丢官卸职，被当时舆论誉为“近世少有的贤太守”。此类“拙官”，历史上还有很多，他们堪称领导干部学习的典范。
　　反观现实社会，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也存在着“拙官”与“巧官”。“拙官”与“巧官”，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实则为政与处世之道却大相径庭。“拙官”者，政治素质、思想境界比较高，能恪守为官做人的本分，往往具有诚实、忠厚、正派、刚直、公正等诸多优秀道德品质。他们思想务实，做人老实，生活朴实，作风扎实，注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锲而不舍，不投机钻营，不大肆张扬，不劳民伤财。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善于做打基础、管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堪称人民公仆。“巧官”者，往往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喜好曲意奉承、溜须拍马，为了个人升迁进步，热衷于搞“短、平、快”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他们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高兴，就怕领导不开心，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忙忙碌碌装样子，吹吹拍拍过日子，完全缺少一种干事创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实为人民群众所不齿。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拙官”可敬，值得学习；“巧官”可鄙，理应唾弃。为官是“拙”还是“巧”，显现的是做人秉性，折射的是官德修养。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单位、部门或地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肩负着振兴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重任，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就应宁做“拙官”，不做“巧官”，少一些圆滑世故，多一些诚信正直；少一些名利欲望，多一些淡泊情操；少一些坐而论道，多一些真抓实干。凡事想着群众，一心为了群众，努力以高尚的官德、务实的作风和昂扬的斗志去赢得民心，成就事业。
　　作者单位：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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