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程维高迫害石坚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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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因严重违纪而被中央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河北主政期间,置党纪政纪于不顾,酿就了迫害反腐勇士郭光允的惊世大案。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制造了一起为泄私愤、迫害无辜媒体人的冤案,此案内幕骇人听闻,在纠正过程中曾惊动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多名高层领导。
  
  埋下祸端
  
  1996年2月16日(农历腊月廿七日)晚,石家庄市亚太大酒店的一雅致包间内,灯火辉煌,一场答谢宴会正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做东的名叫石坚(真名史建强,曾用名史剑强),时任香港《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总编兼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董事长。
  石坚生于1963年1月,原籍河北唐山市丰南县。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被埋在瓦砾中,后经抢救幸存了下来,但左腿却留下了严重残疾。他身残志坚,凭着一支笔和睿智的头脑闯入媒体界,采访并撰写了大量稿件,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报刊上,是当时媒体圈的“名人”。1994年1月,他开始担任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不久他又创办了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并任董事长。出于对家乡河北的感情,石坚不惜笔墨采写了多篇宣传河北的专稿,并帮助拉项目、引资金,与当时河北省的一些领导结为好友。几年来,无论是办刊还是经营广告公司,他都搞得红红火火。在临近春节的前3天,石坚专程从北京赶到石家庄,举办这场答谢宴会,一是感谢家乡领导和朋友们的支持;二是向大家拜个早年。
  应邀前来的大多是省市一些部门的领导。石坚频频向他们敬酒,酒过三巡后微有醉意。大家都知道石坚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及其子程慕阳都相识。于是,有人随口问石坚:“你在北京听说过程书记工作调动的事吗?”石坚随即答道:“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听程慕阳说,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可能去北京当市长,也可能到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任主任。”又有人问:“石坚,你和程慕阳熟,听说他能量很大,这个人究竟怎么样?”石坚以前和程慕阳多有交往,对程大公子利用他父亲的权势狂妄跋扈的行为颇为了解。这时有人提起程慕阳,石坚借着酒劲儿说:“这人不咋样!他整天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招摇撞骗,对人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若要出了事儿,有可能毁在他儿子的手里。”
  晚宴后不久,程维高便接到了原任秘书、时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和时任河北省政法某机关副职马某的密报:“昨天晚上石坚和省里十几个领导干部在亚太大酒店大吃大喝还说您的坏话。”并说:“石坚这个人很坏,以前省里有人告您黑状的材料有可能是通过石坚递上去的。”其实,在亚太大酒店晚宴上的邀请宾客中原本有李真和马某,但两人都借故没有参加。
  
  当时程维高在河北为所欲为的霸道行径已经为许多干部群众看不惯,寄往北京的告状信甚多。一想到这些,程维高就急火攻心,认为是省委主要领导指使人在背后整他。这次一听说石坚和十几名机关领导竟然“秘密”相聚,并对他“说三道四”,不由得狐疑满腹。他一面命人暗查那晚宴请的埋单人是谁,另一方面他要从石坚身上挖出告他黑状的幕后人物。他把自己的心腹、时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督查室主任杨益铭叫了过来,面授机宜。
  
  枉抓无辜
  
  农历正月初八,石坚按时到北京的公司上班。第二天上午,程慕阳突然来到他的办公室,面色冷峻地说:“春节前你在石家庄和一些领导吃饭的事,我父亲知道后很生气,你写个书面材料把那天的情况向我父亲解释一下吧。”石坚平日里虽然为人热情,但生性刚烈,自己请人吃饭还要向省委书记书面解释,他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当即严词拒绝。
  正月十六,一个朋友打来电话神秘地告诉他:“你的手机被监听了,这些天程维高正派人查你请人吃饭的事。”石坚虽然有些气愤,但心想:自己正常交友,清白做人,规矩经商,量他程维高本事再大,作风再霸道,也不至于怎么着一个媒体人。再说,自己工作的单位在香港和北京,即使有什么问题,管辖地也不在河北。
  1996年4月中旬,石坚到福州去采访。4月17日,采访顺利结束,身心疲惫的石坚用过晚餐后,便早早回到酒店休息。凌晨4时许,熟睡中的石坚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一开门,五六个身着便装的人夺门而入。其中一名男子说:“河北有些事需要你帮忙,这里不安全,咱们换个地方谈,请你配合一下。”石坚虽然知道来者不善,但寡不敌众,还是很配合地跟他们上了车。
  来人正是杨益铭带领的所谓“石坚专案组”的成员。他得到程维高的授意后,以省委主要领导交办任务为由,迅速从省党政部门及省市政法部门抽调了数名干部组成石坚专案组,自己任负责人办理此案。
  4月18日下午,石坚被杨益铭等人押回石家庄,关押在鹿泉市(归石家庄辖)看守所。从福州被抓,到押回石家庄,石坚没有收到过司法机关对他采取强制措施的任何法律文书,直到数天后的一次提审,他才知道自己是4月20日以非法出版为名被收审关押的。
  第一次审讯时,不具有执法身份的杨益铭竟然担任了主审官。他诱导石坚说:“我们都调查了,那晚宴会上,你虽然没有说程书记坏话,但别人有议论的。你没有必要为别人背黑锅,连累自己。”
  此时,石坚看透了杨益铭想借自己的嘴除掉程维高政治上的异己的用心,但他不会为了自己解危而陷害他人,对于杨益铭的发问,他严词拒绝。杨益铭见点拨石坚无用,便问:“你认识邢某某(前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吗?”石坚说:“认识,我采访过他。”杨益铭问:“邢某某有经济问题吗?有男女生活作风问题吗?省里有人通过你往上面送过程书记的黑材料吗……”在得到石坚的连续否定后,杨益铭命人给石坚戴上手铐,气急败坏地说:“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杨益铭空手而归,石坚也从此踏上了人生旅途的冰点。
  
  罗织罪状
  
  在此后的时间里,杨益铭多次到看守所提审石坚,软硬兼施,逼迫他揭发省委前主要领导的问题,但都没有得逞。见从石坚身上搞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杨益铭和李真一起开始了所谓的外围工作,企图从别的途径突破。
  杨益铭率员到北京,通过当地派出所传唤到石坚的同事、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刁建华,恐吓其揭发石坚,遭到拒绝后,他们又违法搜查了石坚的办公室,最终一无所获。随后,专案组动用警力,用强制手段控制了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河北分公司经理高伟。他们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将写好的材料硬让高伟签字。高伟拒签后,他们把高伟押到正定县看守所,让同号的在押犯折磨体罚他。高伟受辱不过,吞金项链自杀,杨益铭眼疾手快地把金项链从他口中拽了出来。不过,高伟还是崩掉了一颗牙,吞进了半块项链坠。幸亏救治及时,高伟才捡回一条命。
  据了解,杨益铭专案组为查出石坚案的所谓政治背景,找出告发程维高的人,先后调查、传唤和迫害无辜达百人之多,黑手遍及香港、北京、福州、厦门、上海、大连、咸阳及河北保定、唐山等地,给许多当事人造成了身心上的摧残和恶劣的政治影响。即便这样,杨益铭等人最终也没得到程维高想要的东西。
  1996年7月19日,即石坚被收容审查期满的前一天,杨益铭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和石坚谈话,又一次遭到了拒绝。此时,杨益铭等人已是骑虎难下,他们没有整出材料,对程维高不好交代,而把石坚放出去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于是,他们恼羞成怒,进一步迫害石坚。
  为了把石坚关进监狱,他们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地罗织了三大罪状:一是贪污罪。1992年年初,石坚被《中华儿女》杂志社聘任为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这年夏天,石坚的弟弟在老家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向石坚借5万元。石坚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便向朋友高峰借。高峰以宣传费的名义把钱打在了《中华儿女》理事会的账户上。经杂志社领导同意后,石坚通过理事会的账户把钱给其弟弟转了过去。一个月后石坚将借高峰的钱用现金如数兑还。这本来是一笔正常的个人借贷,但杨益铭一口咬定石坚的这种行为构成了贪污罪。二是伪造印章罪。1992年7月,为便于对外开展工作,石坚拿着《中华儿女》杂志社开具的介绍信,刻制了“中华儿女理事会”等工作印章,1993年在其不再担任秘书长职务之后,便将印章交回了杂志社。这种正常的工作行为也被杨益铭等人强行认定为伪造印章罪。三是投机倒把罪。1995年,时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石坚印刷了《中国发展》杂志一万余本,其中寄给福建依人集团董事长李某1000册,向有关部门赠阅近8000册,剩余1182册被杨益铭的专案组扣押。这一出版刊物行为被杨益铭专案组定性为投机倒把罪。
  在批捕石坚之前,有关领导从漏洞百出的案情上看出了问题,曾明确提出异议,但由于程维高坚持要办,再加上杨益铭、李真的积极呼应,这起冤案最终还是酿成了。
  
  枉法裁判
  
  1996年7月20日,这一天是收容审查石坚期满的日子,他满心期望能放他回家,但又被转移到了邢台市看守所。3天后,杨益铭拿着一张逮捕证,幸灾乐祸地说:“石坚,你已经被正式逮捕了,签个字吧!”石坚对这种强加的罪名不服,拒绝签字。为逼迫石坚认罪,杨益铭、李真等人以让其写交代材料、提审等借口,对石坚实行车轮战,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同时,他们还唆使和石坚关在同监号的在押犯,几乎天天制造摩擦打击石坚。在长时间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石坚出现了双耳失聪、严重便血等症状。
  1996年12月上旬,石坚从邢台看守所被转到石家庄市看守所后不久,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向石坚送达了起诉书,告诉他6天后开庭。石坚的家人很快从北京中联律师事务所请来了张星水律师。张星水告诉石坚:在法庭上准备为他做无罪辩护。
  1996年12月27日上午,长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石坚贪污案。但在离开庭还有10多分钟的时候,石坚在候审室里突然被带到了该院某负责人的办公室。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今天开庭只是走一个过场,庭审完时间不长就会放你回家,希望你配合一下,涉及到领导政治上的事儿,法庭上别乱讲。”石坚相信了这位领导的话,开庭时顺从地配合法庭走完了审理程序。就在石坚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从狱中走出来的时候,1997年1月23日,长安区法院向他宣布了一审判决结果: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以伪造印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以投机倒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这一判决,瞬间击碎了石坚的所有期盼。他感到自己再次被人戏弄,并决定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张星水律师看到判决书后也震惊了。本来石坚案根本无法定罪,判缓刑也是很勉强,长安区法院公然背弃法律,唯领导旨意是从,枉法判刑。张星水愤怒了,他再次上下奔走,为二审辩护作准备。张星水奔波呼吁的正义之举引起了杨益铭、李真专案组等人的不满,但他们对这位北京律师不敢肆意妄为,只好派人警告他。专案组的警告反而让张星水看到案件背后隐藏着的另一种势力。此刻,他感到仅凭自己孤单之力难以支撑全案。于是他登门求助大学时的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夏家骏是全国著名法学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夏教授在认真听完学生的讲述和详细看完有关材料后,语气沉重地说:“这的确是一件人为炮制的冤案,我一定要管!”
  1997年3月20日,夏家骏教授、张星水律师以及石坚亲属,联合致信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全国人大秘书长曹志,反映石坚案的疑点和冤情。全国人大信访局对此极为重视,他们先后数次致函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他们认真调查,公开开庭,并电告他们,再审时他们将派员参加旁听。 全国人大信访局对石坚案的关注震慑了冤案的制造者。他们不敢让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官员和夏家骏来旁听庭审,于是强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不要开庭公开审理,要以书面审理的方式快速结案。1997年5月1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公开审理,便对石坚上诉案做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月4日,全国人大信访局致函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议再审此案,但未被采纳,这引起了全国人大信访局局长李铁流的重视。为查清真相,他邀请了国内知名刑法学专家反复论证研究石坚一案。1997年7月16日,全国人大信访局撰写了《史建强(石坚)案是个错案》的阅卷报告,明确指出应该对石坚依法宣告无罪。
  
  联手洗冤
  
  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信访部门监督无果,石坚很快被投进了监狱服刑。夏家骏教授鼓励石坚道:“要相信党,相信政府,你的冤案终有一天会被纠正。”
  夏教授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2000年2月,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对程维高秘书李真经济犯罪的情况举报,组成专案组彻查李真,由此揭开了程维高主政河北时李真等人的腐败内幕,李真、杨益铭等一批官员相继落网。2002年8月30日,杨益铭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1月13日,李真也因受贿罪在唐山市被执行死刑。在此之前,程维高已因其严重问题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
  2003年11月,石坚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在夏家骏教授的支持下,他开始了艰难的申诉工作。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举步维艰。
  在闻名全国的反腐斗士郭光允的引荐下,石坚找到了当年在河北省负责“三讲”指导巡视工作的开国将军阴法唐同志。老将军很快给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白克明同志写信,详细介绍了石坚案的形成原因,希望他能妥善处理石坚的案子。与此同时,夏家骏教授再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信,呼吁尽快纠正这一冤案。温家宝总理和王兆国副委员长很快相继作出批示。石坚冤案在国家高层领导过问下和有关人士呼吁下,开始进入了纠正议程。
  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白克明同志极为重视石坚一案的再审情况,时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刘瑞川同志几次主持召开审判委员会,专门研究纠正石坚冤案问题。2005年9月1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2007年6月2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程序审理,决定撤销原一、二审对石坚的有罪判决,宣告石坚无罪,没收财产予以返还。法院的判决终于还给了石坚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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