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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留下了什么？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到来之际，在他离开我们17年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光已让答案更加清晰、透彻。
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远比丰饶的物质成果更恒久。其中，他所倡导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以及他对接班人的选择，深刻影响着今日以及未来之中国。
接班人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深入研究。在这方面，苏联解决得不好，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也没有解决好。
邓小平16岁即赴法勤工俭学，6年后又离法赴苏，了解资本主国家的情况，也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1927年春他回国后，即投身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心里很清楚，在党内民主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很容易使决策权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事实上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中外概莫能外。“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是有力的证明。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实现权力顺利交接呢？邓小平很早就有所思考。“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10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10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
可惜，1975年的邓小平来不及介入代际传承的工作，就被“四人帮”打倒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才有条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1977年，邓小平拒绝了党内外希望他当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建议，他当时已73岁。其他复出的老革命家，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的那一天开始，邓小平就在考虑安排接班。1979年11月2日，他谈到：“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从整个事业来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
为了让中青年人走上领导岗位，邓小平决意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带头提出退休。最终，中央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邓小平要选择什么样的人？
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于是，在1989年的初夏，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以罕见的气魄和胆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推动和确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并由此开启了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接的制度化进程。
这一年的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的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谈话，其核心内容就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了6条标准。此次谈话后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为题，收入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是根本问题”。
四是“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关键问题”。
五是“决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六是“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
这是邓小平在其晚年，倾其一生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体会，对即将走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下的明确标准。在谈话的最后，邓小平明确讲道：“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温邓小平选择接班人的标准，不得不感叹：这是他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从此，中国走出了五千年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政”的怪圈，也打破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人去政息”的魔咒，改革开放得以稳定延续，民族复兴有了制度基础。
伟人已逝，言犹在耳。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值得我们研究的，是20多年前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评价和看法。在此，我们将这些评价与看法，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整理、披露出来，以飨读者。（石文忠）
“我们将帮助你克服困难”
邓小平曾称江泽民是“够格的知识分子”，能向外部世界展示新的接班人形象
石文忠
时间倒回25年前。
1989年春夏之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赴北京。江泽民匆忙赶到机场，发现等待他的是一架专机。当飞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接他的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汽车。这辆汽车载着江泽民直接开往北京西山，在那里，邓小平安静地等待着他。
两人见面后，邓小平提出由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十分惊讶。他首先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感谢，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然后谦虚地表示，由于自己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恐怕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对此，邓小平鼓励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 对江泽民而言，此时接班可谓受命于危难——当时，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之机，大肆散布谣言，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要害部门，制造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此前，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经过慎重而仔细的考虑后，邓小平选中了江泽民。随后，他要求就江泽民的任命进行表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任命得以通过。
“够格的知识分子”
江泽民之所以能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同他在上海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工作能力密不可分。
邓小平一再强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在邓小平看来，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责任重大，要管大事，要有长远眼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早在1985年，全国爆发学潮。12月18日，作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一开始，学生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面对质问，江泽民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建立‘民有、民享、民治’政府。”有学生打断他：“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镇定地说：“这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他随即反问道：“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但江泽民背出来了，他抑扬顿挫地背完了英文全文，把在场的学生惊得目瞪口呆，尖锐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1988年春节期间，上海正在闹甲肝，很多人都不愿意到上海去，邓小平却不为所动，坚持从杭州转道到了上海，出席上海各界的春节联欢晚会。引人注目的是，江泽民始终站在他的身边，这向外界表明了邓小平对江泽民的信任。1989年2月，邓小平第二次与江泽民一起庆祝春节。
如果不是这一年的政治风波，江泽民本可以在上海更好地实践邓小平的改革设想。但风波来了，江泽民也在这场风波中体现出“着眼于大局”的能力。当时，上海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下文称《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态度激进，还要求政府负责人承认错误。江泽民知道了该报纪念胡耀邦的专版报道计划，在两度劝阻总编钦本立无效后，果断宣布解除其总编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江泽民后来谈道，“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寸步不让的原则性，正是当时的接班人所需要的。
1989年5月，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进入第三天后，许多人开始昏倒。凌晨，江泽民手拿扩音器走到了人群中间。“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他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江泽民向学生们保证，他和其他领导会继续同学生们进行讨论，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很快，学生们停止了绝食。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应该选什么样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邓小平认为，新的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除了旗帜鲜明反腐败外，最关键的是要真正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人民才会放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显然，江泽民一直支持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设想。并且，他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能比较透彻地了解改革中的问题。此外，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小平曾称江泽民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能够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一个新的接班人形象。
江泽民当时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此时也变成了一个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从邓小平在西山同江泽民谈话，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江泽民也努力学习如何做好总书记。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强调：“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们这些人的影响消失了好”
1989年11月9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开始播放，邓小平坐在了电视机前。对他来说，这天的《新闻联播》与自己的一项重大决定有关。
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从电视机中传了出来：“11 月6日至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后，邓小平就决定：要为自己的接班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安排自己退休，并且是完全退下来。他以这种高风亮节的方式，表示对接班人的全力支持。
时年85岁的邓小平，经历了多场政治风波，深知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几年前，1984年10月22日，他就发表讲话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 1983年，李鹏被任命为副总理后，邓小平经常问李鹏电力工业和三峡工程的情况。邓小平在1985年的一次谈话中问道：“电的问题，我主要关心后十年电是怎么安排的。到本世纪末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的需要？”李鹏回答：“至少要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搞到2亿千瓦以上，办法就是大家办电，不是一家办电……只要政策对头，把电搞上去还是很有希望的。”邓小平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有希望。”
在李鹏熟悉的电力领域，邓小平的态度是信任与鼓励；在李鹏不熟悉的其他工作领域，邓小平的态度则是积极帮助他。1988年，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同时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能力和资历都难当此重任”，于当年5月带着一堆关于外交工作的疑问，走进了邓小平的家门。邓小平看出他的畏难情绪，温和地叮嘱他：“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你们在对外交往中，要学习他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邓小平还在这次谈话中概括了自己对外交问题的主要看法。他告诉李鹏，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
“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担任中国这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的总理，肩上的担子堪比千斤万斤。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总理都要管，可是工作千头万绪，该如何提纲挈领地抓起来呢？对此，邓小平讲了一句精辟的话：“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
李鹏当总理时，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1988年元旦，还是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提出，当年首先要认真抓好的三件大事中，第一件就是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随后的几个月中，国务院不断推进价格改革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再加上没有经验，这一年的“价格闯关”没有成功。物价飞涨，人们生活受到影响，积累了大量的矛盾。1988年9月，中央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后，我国开始系统地总结经验，寻求改革的突破。
1990年，邓小平把注意力转向了上海。2月17日，邓小平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3月3日，邓小平又把江泽民和李鹏约到他家里，分析了上海在技术、工业、金融和人才方面的优势。邓小平说，上海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开发浦东的事你们要认真抓。李鹏立即进行了具体安排，他派副总理姚依林去上海，解决了上海长期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过大的负担，为开发浦东创造了财政条件。4月中旬，李鹏又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4月18日，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在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
浦东开发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又提出了新的思想理论。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都准备好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为总理，李鹏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好干部就在眼前”
有人反对朱镕基进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托人带话，做说服工作
余亦青
20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这句话是对邓小平选人用人水平的一个精彩注释。
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4次（1988年到1991年）。邓小平在这4个春节里，亲眼看到上海的发展变化，亲自听到朱镕基对经济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了解了朱镕基。
鼓励朱镕基“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
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当时，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保证，会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元老赞成适当集权，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江泽民也说，要适当地集权，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为此，江泽民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随后，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先后走了十几个省，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你的人缘还不错”
历届政协主席都德高望重，但邓小平认为当时不满60岁的李瑞环适合搞统战工作
范小舟
“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对李鹏、杨尚昆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自己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
同江泽民一样，李瑞环也是临危受命，从地方调入中央。他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4年后，在1993年的全国两会上，李瑞环出任全国政协主席，同样得到邓小平的信任和推荐。
“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呀”
邓小平对李瑞环的认可，始于李瑞环在天津工作时期。1986年8月19日晚，邓小平来到天津考察，他在天津东站一下火车，就对迎候他的市长李瑞环说：“我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84年12月，是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1986年8月21日，对开发区考察一番后，邓小平说：“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他还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邓小平在此时考察天津，与天津连续几年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李瑞环是1982年接替胡启立担任天津市长的。天津1981年至1985年经济快速增长，作为市长的李瑞环自然功不可没，但对他的评价，人们却有不同看法。1987年11月29日，李瑞环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回忆起他与邓小平的一段对话：
“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呀！”邓小平说。
“有说我好的，也有说我不好的；有说我优点突出的，也有说我缺点突出的。”李瑞环说。
“主要指什么？”
“比如有人就说我这个人有点主见，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主观，我就在主见与主观这个问题上，捣鼓来捣鼓去，越捣鼓越糊涂。”
“那糊涂什么？拥护你的人就说你有主见，反对你的人就说你太主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是伴生的……只讲人人有优点、人人有缺点还不行，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是主要的。”
在邓小平看来，李瑞环身上最主要的特质是坚持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善于协商。因此，危急关头，邓小平选择让李瑞环进入第三代领导集体。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
1986年12月18日和22日，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长的李瑞环分别在天津部分高等院校团委书记、学生会干部座谈会及天津市各部门、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讲话，面对面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李瑞环说：“从国内来讲，折腾会影响四化的进程，折腾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从国际来讲，支持我们的人，希望中国富强，担心我们再折腾；敌视我们的人，害怕中国发展，希望我们再折腾。”事后看来，李瑞环在1986年的讲话与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的表态不谋而合，两人的说话风格也十分相似。
李瑞环因为这次讲话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1986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起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
还有一次，李瑞环应邀去天津大学与学生对话。起先，会议组织者担心大学生会让市长下不了台。李瑞环却很坦然，让他们尽管请些思想活跃的学生来。对话中，李瑞环与大学生开诚布公，该检查的检查，该批评的批评。结果，与会学生反倒对市长报以阵阵掌声。
跟群众打交道正是李瑞环的一大强项：“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李瑞环的经验是：“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越说实话，群众越信任你。”邓小平欣赏的，就是他这种解决矛盾、疏导危机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让人带信给我说，政协很重要”
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李瑞环起初分管意识形态领域。1993年3月，当不满60岁的李瑞环当选为新一届政协主席时，外界议论纷纷。不仅是旁观者不解，李瑞环自己也觉得不合适。
直到1997年的全国地方政协主席座谈会，李瑞环才披露了当时的心事：“早在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央提议我做统战、政协工作时，我觉得不合适，一是历届政协主席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二是对政协工作我不熟悉。后来邓小平同志让人带信给我说，政协很重要，有许多工作可做，你的人缘还不错，搞统战工作这点很要紧。我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接手政协工作的。” 说李瑞环“人缘还不错”，不是邓小平的笑谈或者臆断，而是同李瑞环的成长发展经历密切相关的。李瑞环出生在天津农村，小时候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17岁时，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去给木工班扫刨花时被一个木工工长收为学徒。李瑞环当工人15年，做过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他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在这种成长路径下，李瑞环称得上是一位精明能干、善于团结不同群体的领导人。
不过，当时很多人认为政协在国家治理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限。官场中还流行一段顺口溜：“党委点戏，政府演戏，人大评戏，政协看戏。”李瑞环接任政协工作后，没有受这些传言的影响，反而干得有声有色。4年后，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人们，那种“歪歪斜斜进政协，进了政协矮半截”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
在全国政协主席的任上，李瑞环用他的“好人缘”团结了不少港澳台人士。他在香港的一些讲话，平实机智，颇受欢迎。比如2000年，李瑞环考察香港时，呼吁香港市民加强团结，唯有团结才能发展繁荣。现场记者问道：“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是不是指责香港不够团结？”李瑞环笑着反问道：“如果我祝你们健康，是不是指你们的身体就不健康呢？”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统战工作的范围扩大了，任务加重了。1993年到2003年，李瑞环在政协的10年里，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嘱托，无论是发展协商民主、促进祖国统一这些宏观的大目标，还是考察城市规划、振兴京剧这些具体的小议题，李瑞环带领的全国政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就好了”
在中共十四大会议上，49岁的胡锦涛成为政治局常委
余亦青
“下届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50个50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50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做不到这两点，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大会。”这是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的一段话。两年后的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选举产生的348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不仅出现了50岁以下的人，还有一位40岁以下的候补委员——时年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1985年增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并同他们一一握手。新华社在报道中这样描写这次意味深长的握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3个月后，胡锦涛从甘肃进京，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升任第一书记。
“受到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39岁的胡锦涛之所以能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其一是离不开邓小平大力倡导和推行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政策，其二是因为其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过硬。1959年9月，16岁的胡锦涛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64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68年，他来到甘肃工作，先在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劳动，继而在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做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1974年，胡锦涛进入甘肃省建委工作，担任秘书、副处长等职。胡锦涛业务素质过硬，为人稳重谦虚，处事低调，群众基础好，在举才荐才的过程中，受到了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及第一书记宋平的肯定和鼓励。1980年，胡锦涛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1982年，出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
从1982年底开始，胡锦涛在团中央历练了3年。1985年下半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拔高了干部年轻化的位置：“我们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革和干部年轻化，两者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干部年轻化，有了大批年轻的精力充沛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样，通过改革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通过干部年轻化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使局势更加稳定。”邓小平还以自己的经历为鉴：“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其实也不比现在年轻人懂得多，不是照样干吗？”他对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干部自有一套培养思路：“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于是，1985年，胡锦涛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接受锻炼，到大西南最贫困的贵州省担任省委书记。这时的胡锦涛才42岁，是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经过长期调研，胡锦涛选择毕节地区作为改革的突破口。1988年5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示》报告。仅仅14天后，报告即获批准，“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在贫困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以消除贫困、坚持可持续发展为突出特点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也是胡锦涛“开发扶贫”的试验田。
1989年前后，西藏部分喇嘛和教徒，在国外“藏独”分子的煽动下，游行示威，制造骚乱。这对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是极大的考验。根据《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的记载，1989 年 1 月，邓小平和党中央为了控制骚乱，决定向西藏派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这是一次临危受命，也是对年轻干部的一次严峻考验。
关键时刻，46岁的胡锦涛处乱不惊，稳住了西藏局势。在1989年1月的省部级干部见面会上，胡锦涛以三句话稳定了军心：“西藏局势要稳定”，“西藏的领导班子要团结要稳定”，“党对西藏的政策要稳定不变”。尤其是第二句话“稳定领导班子”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的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热地后来回忆说，胡锦涛初到西藏时，“多换思想，少换人”这个迥异于以往的提法，令他大为感慨：这对“统一当时的干部思想、稳定干部队伍、实现西藏社会由乱到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胡锦涛还与不同的干部谈话，逐一落实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西藏人民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到来之际，在他离开我们17年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光已让答案更加清晰、透彻。
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远比丰饶的物质成果更恒久。其中，他所倡导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以及他对接班人的选择，深刻影响着今日以及未来之中国。
接班人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深入研究。在这方面，苏联解决得不好，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也没有解决好。
邓小平16岁即赴法勤工俭学，6年后又离法赴苏，了解资本主国家的情况，也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1927年春他回国后，即投身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心里很清楚，在党内民主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很容易使决策权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事实上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中外概莫能外。“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是有力的证明。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实现权力顺利交接呢？邓小平很早就有所思考。“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10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10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
可惜，1975年的邓小平来不及介入代际传承的工作，就被“四人帮”打倒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才有条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1977年，邓小平拒绝了党内外希望他当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建议，他当时已73岁。其他复出的老革命家，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的那一天开始，邓小平就在考虑安排接班。1979年11月2日，他谈到：“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从整个事业来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
为了让中青年人走上领导岗位，邓小平决意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带头提出退休。最终，中央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邓小平要选择什么样的人？
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于是，在1989年的初夏，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以罕见的气魄和胆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推动和确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并由此开启了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接的制度化进程。
这一年的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的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谈话，其核心内容就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了6条标准。此次谈话后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为题，收入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是根本问题”。
四是“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关键问题”。
五是“决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六是“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
这是邓小平在其晚年，倾其一生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体会，对即将走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下的明确标准。在谈话的最后，邓小平明确讲道：“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温邓小平选择接班人的标准，不得不感叹：这是他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从此，中国走出了五千年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政”的怪圈，也打破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人去政息”的魔咒，改革开放得以稳定延续，民族复兴有了制度基础。
伟人已逝，言犹在耳。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值得我们研究的，是20多年前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评价和看法。在此，我们将这些评价与看法，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整理、披露出来，以飨读者。（石文忠）
“我们将帮助你克服困难”
邓小平曾称江泽民是“够格的知识分子”，能向外部世界展示新的接班人形象
石文忠
时间倒回25年前。
1989年春夏之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赴北京。江泽民匆忙赶到机场，发现等待他的是一架专机。当飞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接他的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汽车。这辆汽车载着江泽民直接开往北京西山，在那里，邓小平安静地等待着他。
两人见面后，邓小平提出由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十分惊讶。他首先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感谢，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然后谦虚地表示，由于自己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恐怕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对此，邓小平鼓励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 对江泽民而言，此时接班可谓受命于危难——当时，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之机，大肆散布谣言，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要害部门，制造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此前，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经过慎重而仔细的考虑后，邓小平选中了江泽民。随后，他要求就江泽民的任命进行表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任命得以通过。
“够格的知识分子”
江泽民之所以能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同他在上海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工作能力密不可分。
邓小平一再强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在邓小平看来，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责任重大，要管大事，要有长远眼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早在1985年，全国爆发学潮。12月18日，作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一开始，学生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面对质问，江泽民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建立‘民有、民享、民治’政府。”有学生打断他：“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镇定地说：“这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他随即反问道：“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但江泽民背出来了，他抑扬顿挫地背完了英文全文，把在场的学生惊得目瞪口呆，尖锐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1988年春节期间，上海正在闹甲肝，很多人都不愿意到上海去，邓小平却不为所动，坚持从杭州转道到了上海，出席上海各界的春节联欢晚会。引人注目的是，江泽民始终站在他的身边，这向外界表明了邓小平对江泽民的信任。1989年2月，邓小平第二次与江泽民一起庆祝春节。
如果不是这一年的政治风波，江泽民本可以在上海更好地实践邓小平的改革设想。但风波来了，江泽民也在这场风波中体现出“着眼于大局”的能力。当时，上海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下文称《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态度激进，还要求政府负责人承认错误。江泽民知道了该报纪念胡耀邦的专版报道计划，在两度劝阻总编钦本立无效后，果断宣布解除其总编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江泽民后来谈道，“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寸步不让的原则性，正是当时的接班人所需要的。
1989年5月，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进入第三天后，许多人开始昏倒。凌晨，江泽民手拿扩音器走到了人群中间。“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他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江泽民向学生们保证，他和其他领导会继续同学生们进行讨论，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很快，学生们停止了绝食。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应该选什么样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邓小平认为，新的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除了旗帜鲜明反腐败外，最关键的是要真正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人民才会放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显然，江泽民一直支持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设想。并且，他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能比较透彻地了解改革中的问题。此外，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小平曾称江泽民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能够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一个新的接班人形象。
江泽民当时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此时也变成了一个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从邓小平在西山同江泽民谈话，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江泽民也努力学习如何做好总书记。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强调：“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们这些人的影响消失了好”
1989年11月9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开始播放，邓小平坐在了电视机前。对他来说，这天的《新闻联播》与自己的一项重大决定有关。
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从电视机中传了出来：“11 月6日至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后，邓小平就决定：要为自己的接班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安排自己退休，并且是完全退下来。他以这种高风亮节的方式，表示对接班人的全力支持。
时年85岁的邓小平，经历了多场政治风波，深知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几年前，1984年10月22日，他就发表讲话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 1983年，李鹏被任命为副总理后，邓小平经常问李鹏电力工业和三峡工程的情况。邓小平在1985年的一次谈话中问道：“电的问题，我主要关心后十年电是怎么安排的。到本世纪末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的需要？”李鹏回答：“至少要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搞到2亿千瓦以上，办法就是大家办电，不是一家办电……只要政策对头，把电搞上去还是很有希望的。”邓小平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有希望。”
在李鹏熟悉的电力领域，邓小平的态度是信任与鼓励；在李鹏不熟悉的其他工作领域，邓小平的态度则是积极帮助他。1988年，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同时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能力和资历都难当此重任”，于当年5月带着一堆关于外交工作的疑问，走进了邓小平的家门。邓小平看出他的畏难情绪，温和地叮嘱他：“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你们在对外交往中，要学习他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邓小平还在这次谈话中概括了自己对外交问题的主要看法。他告诉李鹏，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
“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担任中国这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的总理，肩上的担子堪比千斤万斤。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总理都要管，可是工作千头万绪，该如何提纲挈领地抓起来呢？对此，邓小平讲了一句精辟的话：“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
李鹏当总理时，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1988年元旦，还是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提出，当年首先要认真抓好的三件大事中，第一件就是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随后的几个月中，国务院不断推进价格改革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再加上没有经验，这一年的“价格闯关”没有成功。物价飞涨，人们生活受到影响，积累了大量的矛盾。1988年9月，中央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后，我国开始系统地总结经验，寻求改革的突破。
1990年，邓小平把注意力转向了上海。2月17日，邓小平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3月3日，邓小平又把江泽民和李鹏约到他家里，分析了上海在技术、工业、金融和人才方面的优势。邓小平说，上海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开发浦东的事你们要认真抓。李鹏立即进行了具体安排，他派副总理姚依林去上海，解决了上海长期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过大的负担，为开发浦东创造了财政条件。4月中旬，李鹏又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4月18日，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在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
浦东开发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又提出了新的思想理论。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都准备好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为总理，李鹏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好干部就在眼前”
有人反对朱镕基进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托人带话，做说服工作
余亦青
20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这句话是对邓小平选人用人水平的一个精彩注释。
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4次（1988年到1991年）。邓小平在这4个春节里，亲眼看到上海的发展变化，亲自听到朱镕基对经济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了解了朱镕基。
鼓励朱镕基“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
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当时，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保证，会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元老赞成适当集权，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江泽民也说，要适当地集权，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为此，江泽民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随后，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先后走了十几个省，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你的人缘还不错”
历届政协主席都德高望重，但邓小平认为当时不满60岁的李瑞环适合搞统战工作
范小舟
“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对李鹏、杨尚昆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自己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
同江泽民一样，李瑞环也是临危受命，从地方调入中央。他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4年后，在1993年的全国两会上，李瑞环出任全国政协主席，同样得到邓小平的信任和推荐。
“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呀”
邓小平对李瑞环的认可，始于李瑞环在天津工作时期。1986年8月19日晚，邓小平来到天津考察，他在天津东站一下火车，就对迎候他的市长李瑞环说：“我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84年12月，是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1986年8月21日，对开发区考察一番后，邓小平说：“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他还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邓小平在此时考察天津，与天津连续几年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李瑞环是1982年接替胡启立担任天津市长的。天津1981年至1985年经济快速增长，作为市长的李瑞环自然功不可没，但对他的评价，人们却有不同看法。1987年11月29日，李瑞环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回忆起他与邓小平的一段对话：
“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呀！”邓小平说。
“有说我好的，也有说我不好的；有说我优点突出的，也有说我缺点突出的。”李瑞环说。
“主要指什么？”
“比如有人就说我这个人有点主见，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主观，我就在主见与主观这个问题上，捣鼓来捣鼓去，越捣鼓越糊涂。”
“那糊涂什么？拥护你的人就说你有主见，反对你的人就说你太主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是伴生的……只讲人人有优点、人人有缺点还不行，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是主要的。”
在邓小平看来，李瑞环身上最主要的特质是坚持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善于协商。因此，危急关头，邓小平选择让李瑞环进入第三代领导集体。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
1986年12月18日和22日，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长的李瑞环分别在天津部分高等院校团委书记、学生会干部座谈会及天津市各部门、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讲话，面对面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李瑞环说：“从国内来讲，折腾会影响四化的进程，折腾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从国际来讲，支持我们的人，希望中国富强，担心我们再折腾；敌视我们的人，害怕中国发展，希望我们再折腾。”事后看来，李瑞环在1986年的讲话与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的表态不谋而合，两人的说话风格也十分相似。
李瑞环因为这次讲话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1986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起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
还有一次，李瑞环应邀去天津大学与学生对话。起先，会议组织者担心大学生会让市长下不了台。李瑞环却很坦然，让他们尽管请些思想活跃的学生来。对话中，李瑞环与大学生开诚布公，该检查的检查，该批评的批评。结果，与会学生反倒对市长报以阵阵掌声。
跟群众打交道正是李瑞环的一大强项：“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李瑞环的经验是：“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越说实话，群众越信任你。”邓小平欣赏的，就是他这种解决矛盾、疏导危机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让人带信给我说，政协很重要”
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李瑞环起初分管意识形态领域。1993年3月，当不满60岁的李瑞环当选为新一届政协主席时，外界议论纷纷。不仅是旁观者不解，李瑞环自己也觉得不合适。
直到1997年的全国地方政协主席座谈会，李瑞环才披露了当时的心事：“早在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央提议我做统战、政协工作时，我觉得不合适，一是历届政协主席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二是对政协工作我不熟悉。后来邓小平同志让人带信给我说，政协很重要，有许多工作可做，你的人缘还不错，搞统战工作这点很要紧。我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接手政协工作的。” 说李瑞环“人缘还不错”，不是邓小平的笑谈或者臆断，而是同李瑞环的成长发展经历密切相关的。李瑞环出生在天津农村，小时候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17岁时，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去给木工班扫刨花时被一个木工工长收为学徒。李瑞环当工人15年，做过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他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在这种成长路径下，李瑞环称得上是一位精明能干、善于团结不同群体的领导人。
不过，当时很多人认为政协在国家治理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限。官场中还流行一段顺口溜：“党委点戏，政府演戏，人大评戏，政协看戏。”李瑞环接任政协工作后，没有受这些传言的影响，反而干得有声有色。4年后，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人们，那种“歪歪斜斜进政协，进了政协矮半截”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
在全国政协主席的任上，李瑞环用他的“好人缘”团结了不少港澳台人士。他在香港的一些讲话，平实机智，颇受欢迎。比如2000年，李瑞环考察香港时，呼吁香港市民加强团结，唯有团结才能发展繁荣。现场记者问道：“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是不是指责香港不够团结？”李瑞环笑着反问道：“如果我祝你们健康，是不是指你们的身体就不健康呢？”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统战工作的范围扩大了，任务加重了。1993年到2003年，李瑞环在政协的10年里，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嘱托，无论是发展协商民主、促进祖国统一这些宏观的大目标，还是考察城市规划、振兴京剧这些具体的小议题，李瑞环带领的全国政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就好了”
在中共十四大会议上，49岁的胡锦涛成为政治局常委
余亦青
“下届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50个50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50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做不到这两点，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大会。”这是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的一段话。两年后的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选举产生的348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不仅出现了50岁以下的人，还有一位40岁以下的候补委员——时年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1985年增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并同他们一一握手。新华社在报道中这样描写这次意味深长的握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3个月后，胡锦涛从甘肃进京，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升任第一书记。
“受到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39岁的胡锦涛之所以能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其一是离不开邓小平大力倡导和推行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政策，其二是因为其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过硬。1959年9月，16岁的胡锦涛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64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68年，他来到甘肃工作，先在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劳动，继而在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做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1974年，胡锦涛进入甘肃省建委工作，担任秘书、副处长等职。胡锦涛业务素质过硬，为人稳重谦虚，处事低调，群众基础好，在举才荐才的过程中，受到了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及第一书记宋平的肯定和鼓励。1980年，胡锦涛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1982年，出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
从1982年底开始，胡锦涛在团中央历练了3年。1985年下半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拔高了干部年轻化的位置：“我们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革和干部年轻化，两者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干部年轻化，有了大批年轻的精力充沛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样，通过改革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通过干部年轻化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使局势更加稳定。”邓小平还以自己的经历为鉴：“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其实也不比现在年轻人懂得多，不是照样干吗？”他对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干部自有一套培养思路：“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于是，1985年，胡锦涛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接受锻炼，到大西南最贫困的贵州省担任省委书记。这时的胡锦涛才42岁，是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经过长期调研，胡锦涛选择毕节地区作为改革的突破口。1988年5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示》报告。仅仅14天后，报告即获批准，“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在贫困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以消除贫困、坚持可持续发展为突出特点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也是胡锦涛“开发扶贫”的试验田。
1989年前后，西藏部分喇嘛和教徒，在国外“藏独”分子的煽动下，游行示威，制造骚乱。这对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是极大的考验。根据《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的记载，1989 年 1 月，邓小平和党中央为了控制骚乱，决定向西藏派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这是一次临危受命，也是对年轻干部的一次严峻考验。
关键时刻，46岁的胡锦涛处乱不惊，稳住了西藏局势。在1989年1月的省部级干部见面会上，胡锦涛以三句话稳定了军心：“西藏局势要稳定”，“西藏的领导班子要团结要稳定”，“党对西藏的政策要稳定不变”。尤其是第二句话“稳定领导班子”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的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热地后来回忆说，胡锦涛初到西藏时，“多换思想，少换人”这个迥异于以往的提法，令他大为感慨：这对“统一当时的干部思想、稳定干部队伍、实现西藏社会由乱到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胡锦涛还与不同的干部谈话，逐一落实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西藏人民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