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兼容,文史并重:评《西方成长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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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小说发端于德国,繁荣于英美,距今已有220多年的历史。这一小说体裁历久弥新,早已成为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成长小说日益受到小说家们的青睐,尤其深受英美少数族裔和女性作家们的欢迎,成为他们表达独特人生体验、追求自主性的绝佳体裁。因此成长小说也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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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文学界定困难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基于此判断,本文提出三组二律背反,目的在于厘清它的一些根本属性。通过对小说《尤利西斯》的解读,本文还发现每组二律背反存在着与之对应的审美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揭示出文学史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往往在审美旨趣上的殊途同归。它们的兴衰左右着先锋派文学的走向,折射出现代性危机下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理论”的兴起与消退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澳大利亚文坛和批评界的一件大事,围绕“理论”引发的论争吸引了众多批评家的关注,也吸引了不少作家参与其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有多位澳大利亚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了他们对于“理论”的态度。戴维·艾兰德在他的小说《女人城》中刻画了一个完全脱离男性的女性世界,针对激进女权运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揶揄;布莱恩·卡斯特罗的小说《双狼》通过重述“狼人”的故事将弗洛伊德塑造成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戴维·福斯特的小说《林中空地》通过呈现一个后现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露丝》寄寓了作家对命运共同体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本文借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对共同体类型的划分,从家庭、地缘和精神三个层面考察盖斯凯尔对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内部矛盾及理想社会基础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三类共同体分别强调共生意识、共享价值和共同情感,因而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子集。盖斯凯尔笔下的共同体充满张力,是实体和理念的结合,兼具稳定性和流变性,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意义。
20世纪见证了美国同性恋群体从隐蔽到公开,从受排挤、打击到被认可、合法化的漫长历史。纵观美国戏剧史,不难发现:20世纪美国戏剧中的同性共同体构建,经历了在政治、道德等外部重压之下隐蔽的书写与表演,到冲破重围,勇敢抗争,创建众多同性小剧场和艺术团体来大胆发出同性群体的声音,再到最终同性恋剧场得到学界、社会,甚至政府承认,成为满载荣誉荣耀的共同体的艰辛之旅。美国戏剧中的同性共同体建构过程,反映了边缘群体在面对疾病、政治打压、社会排斥时所表现出来的协作精神,以及不屈不挠、勇敢抗争的坚强意志和有效策略。
麦克尤恩为《甜牙》设计了复合转叙式结尾。我们不宜将其与《赎罪》结尾的“作者之死”效果相等同,因为在麦克尤恩的创作转型中,“作者”这一概念已向历史建构的“作者-功能”转化。同时,《甜牙》的复合转叙式结尾内在设定了一种重读机制,其间被历史化的读者展现了自身主体化的进程,这呼应了后读者反应批评中的“谁在读”“什么是读”“何时读”等命题。作者与读者各自的主体间性在小说结尾处汇合成一种复合间性,凝聚了《甜牙》对新历史主义宰制下非历史的文学观念的审视与反思,映照出《甜牙》寻回历史能动性的愿望,更昭示着麦克尤恩对于新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加拿大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历程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本文旨在探讨阿特伍德在其部分作品中体现的民族和国家理念。她的早期作品大力宣扬加拿大独特的民族文化身份,认为“加拿大性”与加拿大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其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记录了多元文化语境下加拿大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构成,也深切反映了她在思考加拿大民族身份时的与时俱进的话语风格;21世纪以来,阿特伍德的作品立足超民族主义,对后国家时代的人类共同命运进行了思考。
亨利·劳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经典作家,他的现实主义丛林书写开创了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先河。本文对劳森丛林小说文本现实主义特征及其民族内涵进行了全面考察。研究认为,劳森现实主义书写对澳大利亚丛林意象的建构表达了他对澳大利亚早期丛林人艰辛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澳大利亚民族发展的关切;劳森围绕丛林现实建构的丛林孤独、丛林抗争与丛林情谊等多重主题,意在凸显丛林人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建构的贡献;劳森以丛林书写建构的丛林意象表达了其澳大利亚民族建构的丛林理想,也表达了劳森作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对澳大利亚
一如苏源熙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所言,“让各种文学传统接触并让某一语言经受‘外异性的经验’”(21)是翻译与世界文学的重要功用之一;王光林教授日前于帕尔格拉夫(PalgraveMacMillan)出版社出版的《离散文学中的翻译》(Translation in Diasporic Literatures)一书,可谓言说了这样一种经验。
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一生阅历丰富,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题材小说,包括《大地三部曲》(The House of Earth Trilogy,1935)、《母亲》(The Mother,1933)、《龙子》(Dragon Seed,1942)等,这些小说连同她为父母撰写的传记《战斗的天使》(Fighting Angel)、《流放》(The Exile),帮助她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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