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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宏观政策失当、金融监管失职、金融创新过度等一系列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推动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也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突出问题,例如,资本不能有效覆盖所有风险,风险未能得到有效计量和控制等。为了防止此类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必须加强银行的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风险监管,保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
在近30年中,国际现代商业银行发展有公认的三大进步:一是关于资本的理论;二是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三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进步。从危机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来看,尽管体制问题确实存在,但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巴塞尔协议所重点推进的资本管理和风险量化能力失去其应有作用。
资本不能有效覆盖所有风险
马克思讲过:资本是作为新开办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器。从银行角度看,作为一部风险机器,资本是其承受各种损失的“缓冲器”,是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现代银行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资本必须有效覆盖各种风险,这就是巴塞尔协议近20年来不断修改完善的一条主线。1988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目的就在于限制银行在资本不足情况下的规模过度扩张,而2004年新资本协议的出台,使得资本覆盖范围更广了,除了信用风险外,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加了进来。但从这次危机的实践来看,资本并不能有效覆盖所有风险,资本约束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资本不能有效应对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对银行的影响是即时和突然的,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短期资产价值不足以应对短期负债支付和未预料到的资金外流;二是筹款困难;三是流动性极度不足。客观地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发生问题的金融机构,其资本充足率并没有明显低于8%的监管要求,有的还高于8%。如果各类金融机构都遵守这一监管要求,最低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即12.5倍的杠杆率,那么金融资产膨胀就不会漫无边际。但是这些机构的流动性仍然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了破产或被收购、政府托管的命运。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近年来迅速膨胀,有的甚至高达60倍以上,而商业银行通过影子银行体系也使杠杆率扩大到失控的地步;二是虽然新资本协议中对流动性风险提出了管理的准则,有些国家的监管机构也对流动性风险提出资本要求,但若通过资本解决流动性风险将大幅度提高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因此,如何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全球金融机构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次,资本不能覆盖衍生产品。从现代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看,我们常说的资本覆盖就是指为实现经营,必须通过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大,它反映出经营者的风险偏好,就好比一条大河必须要修堤坝,水位超过50米的,千年一遇;超过40米的,百年一遇;超过30米的,十年一遇。到底要修筑多高的堤坝,有一个风险和资本的关系。关于风险与资本的关系可用一个公式说明。一般而言,为选择合理的风险容忍度,通常要借助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来衡量风险资本和收益的关系,即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收益-经营成本-预期损失)/风险资本。根据这一公式,要保证RAROC最大化,则须降低预期损失和风险资本。反思这次金融危机,从分子来看,由于大量复杂衍生产品的出现,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使金融体系的预期损失难以计量;从分母来看,如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的发行量估计约有62万亿美元,即使银行只持有CDS总量的一部分,也需要计提大量的资本。这样分子无限小,分母无限大,使得风险调整收益率无限小,银行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境地。目前新资本协议尚未规定衍生产品的资本计量方法,这是新资本协议有待改进的重要方面。
最后,风险的相关性增强。从目前情况看,金融机构投资的证券化产品基本上列入了交易账户,银行对交易账户的风险管理以市场风险为主。但必须看到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后的信贷资产在市场上不断打包、交易,从而将信用违约风险带进交易账户,使得交易账户从原本单纯的市场风险发展到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于一体的综合性风险,金融创新使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增强了,并进而产生叠加效应。然而在现实中,金融机构往往对交易账户中蕴含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管理关注不够。新资本协议对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计量方法中,也没有涉及到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的要求。因此,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管理是当前国际金融界面临的一大新课题。
风险未能得到有效计量和控制
纵观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历史,主要呈现以下趋势:第一,逐渐从经验判断主导向经验判断与量化管理相结合,并逐步强化量化管理;第二,逐步从笼统的风险管理过渡到专业化的风险管理;第三,逐步从注重单一风险管理过渡到组合风险管理;第四,逐步从被动风险管理过渡到主动风险管理;第五,逐步从分散的风险管理过渡到全面风险管理。风险可能带来损失,损失又可划分为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要实现资本对风险的有效覆盖,对风险的有效计量和控制是前提。但是次贷危机的实践说明,在金融衍生产品爆炸性增长,交易网络日趋一体化,金融市场多样化,投资主体及投资工具日益同质化的情况下,风险计量面临巨大挑战,加之建立在非理性预期假设的模型误导,从而更造成风险计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首先,忽视交易账户的违约风险。银行的表内外资产可分为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资产两大类。银行账户包括存款、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银行账户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交易账户是指银行债券、外汇、股票等交易以及与这些交易相关联的产品。交易账户业务的风险主要是以利率、汇率等变化为特点的市场风险。
金融机构往往忽视交易账户违约风险,导致巨额损失。在危机中,由于对信用评级正确性的怀疑以及持有方不愿意继续持有,许多资产的市场失去了流动性,最后被迫折价出售资产因而蒙受了巨大损失。以瑞银集团为例:其交易账户上曾累积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所谓超高级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部分,该银行只为这些工具提供了很少的准备金,受次贷危机的冲击,这些超高级CDO部分的价格在2007年年底下降了30%,造成了100亿美元的交易账户损失。
交易账户的增加还会引起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迅速增加。CDS市场最大的风险是交易对手风险。比如,贝尔斯登、雷曼、AIG都是CDS市场最大的参与者之一,这些机构的账户上有与数百家交易对手的数百万个交易,上述机构的破产倒闭造成了CDS市场的极大混乱。虽然新资本协议明确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商业银行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估计由于交易对手信用质量恶化带来的信用风险。但在危机中倒下或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并没有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在市场风险中考虑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未能按巴塞尔要求计提监管资本。
其次,对资产证券化产品未进行充分风险计量。即使是常规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 简称VaR,即在一定置信水平和一定持有期内,某一金融工具或其组合在未来资产价格波动下所面临的最大损失额)计量也主要限于传统交易资产。实际上,在全球金融机构风险计量中,只有有限的金融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运用VaR,并且运用程度也较低。可以说许多金融机构还没有做好风险管理准备,风险管理手段远远滞后于创新资产交易量的高速增长。
在对新业务的风险计量方面,作为信用衍生产品的次级债券经过多次分拆、打包、分层,其基础资产的风险特征越来越模糊和不透明,尽管银行对传统信贷业务的风险识别和计量方式较为成熟,但对新业务的风险计量能力则相对薄弱。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风险计量涉及模型假设前提,资产价格波动的分布假定,输入变量选择等很多复杂问题,这些因素都给新业务的风险计量带来很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再次,忽视表外实体风险的合并管理。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一些银行设立了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简称SIV)。通过将次级抵押债券卖给这些SIV公司,银行可以充实新的资金,减少负债,美化资产负债表。但这些SIV并不是独立于银行的实体,大部分银行通过对SIV提供信贷额度,对它们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抵押债券产生的负债保留在自己的账面上,并记录所有的投资损失。在表外实体投资中,银行金融机构普遍忽视了对其表外实体所形成风险暴露进行合并管理。在SIV发展初期,许多银行利用表外业务来模糊投资人的判断。在发展的后期,银行出于名声或者不希望SIV公司破产的考虑,将SIV的交易入账并登记其损失。一旦这些未披露的债务突然出现在银行的报表上,银行的股东利益就会受到很大冲击。例如花旗集团在2007年第四季度将490亿美元SIV损失入账的时候,其股票价格就开始下跌。
最后,压力测试存在问题。近年来压力测试已成为国际化大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压力测试并未能为危机的迫近发出预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例如所使用的假设过于乐观、低估了市场的极端影响,低估了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历史数据时期较短等。压力测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交易对手的压力测试。资产证券化后,传统的信贷风险向综合性风险(也包括交易对手风险)转变,而大多数机构只是有选择地对部分交易对手进行压力测试,只有一小部分机构能够实现对交易对手的所有贷款组合展开压力测试。
证券化资产的压力测试。由于CDO、ABS等证券化产品市场交易历史太短,缺少充足数据建立压力测试模型。常规工具不足以对其风险作准确定性和定量评估。同时,由于更多创新产品未经过压力测试,因而它们之间在压力状态下的相互关系、流动性很不确定。
流动性风险的压力测试。银行在实践中还没有对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给予高度关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和二级市场发达使银行形成错觉,市场流动性过剩使许多银行误以为高流动性市场总会存在,随时可通过市场出售资产头寸,或者买入资金。许多银行不再看重压力测试结果。另一方面,市场流动性风险难以量化,缺少行业最佳实践。
“尾部风险”的压力测试。银行内部激励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到那些发生概率低,但给机构自身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带来很大损失的“低频、高损”的“黑天鹅”事件。一般认为一旦金融机构遇到非常严重的小概率“黑天鹅”事件,市场或机构能够得到外部支持。这些都导致金融机构对“尾部风险”并未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
强化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变告诉我们,为了防止此类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必须加强银行的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监管。
加强对交易账户中新增违约风险的资本计量。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商业银行为在险价值(VaR)模型中包含的交易账户中新增的违约风险准备资本。这些损失不是产生于实际的违约,而是由于信用等级变化以及流动性丧失所造成的。新增风险资本计提不仅要包括违约风险,还增加了信用迁移风险,以此表示由于内部或外部评级变动造成直接损失的潜在可能,以及由一个信用迁移事件导致间接损失的潜在可能。对新增风险部分采用99%置信区间、资本计划期为1年的假设,计量由于违约和迁移所造成的损失。
提高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资产证券化产品内在的风险,应采取更加审慎的监管资本计量方法有效监管资产证券化风险。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相关修改意见:
一是提高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资产证券化进一步拆分、打包形成的“再证券化风险暴露”与原始基础资产的距离更远、风险特征更加模糊、传染性更强。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大幅度提高了“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比如内部评级法下评级为AAA级的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设为20%,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仍是7%。
二是对于外部评级新计量的证券化资产增加额外限制条件。如果外部评级是基于银行自身提供的保证,银行则不能采用这些外部评级。例如,如果资产证券化风险评级是AAA级,并且这个评级是基于银行自身提供的保证,那么这家银行持有该AAA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时,就不能适用较低风险权重。
三是提高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由于市场流动性紧缩导致银行对资产证券化交易提供的短期流动性安排被迫长期化,放大了银行的风险。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例如资产证券化框架中标准法对短期合格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由20%提高到50%。
2009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要求按照“基础资产的资本计提方法决定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计提方法”的原则,规定了计算方法。
完善内部模型法下市场风险的资本计量。金融危机表明,传统的风险价值计量模型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价格变化带来的损失。基于10天持有期,99%置信区间的标准计算的VaR值无法充分反映金融市场压力时期的市场风险,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提高了内部模型法计量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修改后的资本要求包括两部分:一是正常计算的VaR;二是使用在压力状态下的VaR。另外,危机时期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变化非常快,按季度更新市场数据无法适应市场价格的快速变化,导致风险低估,因此将数据更新频率由季度缩短为月度。
强化表外业务和表外实体的风险管理。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增加了风险识别和控制难度,并且商业银行的创新业务常通过表外业务体现出来。因此,商业银行应制订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明确表外业务的风险资本计量方法,合理度量表外业务的实质风险,强化对表外业务的风险监控和管理。新资本协议已有明确要求商业银行表外建立的结构性投资工具(SIV)应该达到所适用的监管资本标准。这些附属机构都应当纳入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的范围。如果未纳入并表范围,对这些附属机构的资本投资应从银行资本中扣除。因此,需要强化对表外实体的风险管理,完善表外实体的资本监管方法,约束表外实体风险的过度膨胀。
加强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防范“尾部风险”。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是分析“尾部风险”的有效工具,它弥补了风险计量模型无法对“尾部风险”进行有效计量的缺陷。但我国商业银行压力测试运用十分不足,压力测试运用仍然局限于单一的突发事件对银行财务和风险状况的影响,对较为复杂的综合性业务风险,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之间的相互转换等情形难以有效度量和分析。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做好数据的长期积累工作,逐步提高压力测试能力和水平,审慎估计表内外风险暴露和相互转化,全面分析各极端情况对银行财务状况、风险抵补能力和资本充足率的冲击,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方案。
强化金融创新业务的风险监管。金融创新虽然具有转移风险和规避风险的功能,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表明,牟利性金融创新增加了风险管理的难度,使市场更加脆弱,特别是对数学模型的过度依赖,进一步增加了道德风险。同时,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监管理念、手段和工具的滞后发展使创新风险进一步积累。尽管金融危机并不会导致金融创新的停滞,但中国银行业在未来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稳健创新的理念,注重基础资产质量的创新,防止金融衍生产品成为空中楼阁,避免信用泛滥和风险过度积累,减少对金融技术的过度滥用。
针对危机中反映出的问题,银监会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基于危机反思做出的一系列最新文件修订,先后发布《商业银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本计量高级方法验证指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等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上述监管规定,强化风险治理,细化压力测试,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特别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保持银行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信银行行长)
在近30年中,国际现代商业银行发展有公认的三大进步:一是关于资本的理论;二是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三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进步。从危机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来看,尽管体制问题确实存在,但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巴塞尔协议所重点推进的资本管理和风险量化能力失去其应有作用。
资本不能有效覆盖所有风险
马克思讲过:资本是作为新开办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器。从银行角度看,作为一部风险机器,资本是其承受各种损失的“缓冲器”,是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现代银行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资本必须有效覆盖各种风险,这就是巴塞尔协议近20年来不断修改完善的一条主线。1988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目的就在于限制银行在资本不足情况下的规模过度扩张,而2004年新资本协议的出台,使得资本覆盖范围更广了,除了信用风险外,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加了进来。但从这次危机的实践来看,资本并不能有效覆盖所有风险,资本约束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资本不能有效应对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对银行的影响是即时和突然的,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短期资产价值不足以应对短期负债支付和未预料到的资金外流;二是筹款困难;三是流动性极度不足。客观地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发生问题的金融机构,其资本充足率并没有明显低于8%的监管要求,有的还高于8%。如果各类金融机构都遵守这一监管要求,最低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即12.5倍的杠杆率,那么金融资产膨胀就不会漫无边际。但是这些机构的流动性仍然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了破产或被收购、政府托管的命运。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近年来迅速膨胀,有的甚至高达60倍以上,而商业银行通过影子银行体系也使杠杆率扩大到失控的地步;二是虽然新资本协议中对流动性风险提出了管理的准则,有些国家的监管机构也对流动性风险提出资本要求,但若通过资本解决流动性风险将大幅度提高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因此,如何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全球金融机构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次,资本不能覆盖衍生产品。从现代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看,我们常说的资本覆盖就是指为实现经营,必须通过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大,它反映出经营者的风险偏好,就好比一条大河必须要修堤坝,水位超过50米的,千年一遇;超过40米的,百年一遇;超过30米的,十年一遇。到底要修筑多高的堤坝,有一个风险和资本的关系。关于风险与资本的关系可用一个公式说明。一般而言,为选择合理的风险容忍度,通常要借助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来衡量风险资本和收益的关系,即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收益-经营成本-预期损失)/风险资本。根据这一公式,要保证RAROC最大化,则须降低预期损失和风险资本。反思这次金融危机,从分子来看,由于大量复杂衍生产品的出现,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使金融体系的预期损失难以计量;从分母来看,如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的发行量估计约有62万亿美元,即使银行只持有CDS总量的一部分,也需要计提大量的资本。这样分子无限小,分母无限大,使得风险调整收益率无限小,银行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境地。目前新资本协议尚未规定衍生产品的资本计量方法,这是新资本协议有待改进的重要方面。
最后,风险的相关性增强。从目前情况看,金融机构投资的证券化产品基本上列入了交易账户,银行对交易账户的风险管理以市场风险为主。但必须看到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后的信贷资产在市场上不断打包、交易,从而将信用违约风险带进交易账户,使得交易账户从原本单纯的市场风险发展到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于一体的综合性风险,金融创新使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增强了,并进而产生叠加效应。然而在现实中,金融机构往往对交易账户中蕴含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管理关注不够。新资本协议对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计量方法中,也没有涉及到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的要求。因此,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管理是当前国际金融界面临的一大新课题。
风险未能得到有效计量和控制
纵观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历史,主要呈现以下趋势:第一,逐渐从经验判断主导向经验判断与量化管理相结合,并逐步强化量化管理;第二,逐步从笼统的风险管理过渡到专业化的风险管理;第三,逐步从注重单一风险管理过渡到组合风险管理;第四,逐步从被动风险管理过渡到主动风险管理;第五,逐步从分散的风险管理过渡到全面风险管理。风险可能带来损失,损失又可划分为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要实现资本对风险的有效覆盖,对风险的有效计量和控制是前提。但是次贷危机的实践说明,在金融衍生产品爆炸性增长,交易网络日趋一体化,金融市场多样化,投资主体及投资工具日益同质化的情况下,风险计量面临巨大挑战,加之建立在非理性预期假设的模型误导,从而更造成风险计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首先,忽视交易账户的违约风险。银行的表内外资产可分为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资产两大类。银行账户包括存款、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银行账户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交易账户是指银行债券、外汇、股票等交易以及与这些交易相关联的产品。交易账户业务的风险主要是以利率、汇率等变化为特点的市场风险。
金融机构往往忽视交易账户违约风险,导致巨额损失。在危机中,由于对信用评级正确性的怀疑以及持有方不愿意继续持有,许多资产的市场失去了流动性,最后被迫折价出售资产因而蒙受了巨大损失。以瑞银集团为例:其交易账户上曾累积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所谓超高级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部分,该银行只为这些工具提供了很少的准备金,受次贷危机的冲击,这些超高级CDO部分的价格在2007年年底下降了30%,造成了100亿美元的交易账户损失。
交易账户的增加还会引起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迅速增加。CDS市场最大的风险是交易对手风险。比如,贝尔斯登、雷曼、AIG都是CDS市场最大的参与者之一,这些机构的账户上有与数百家交易对手的数百万个交易,上述机构的破产倒闭造成了CDS市场的极大混乱。虽然新资本协议明确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商业银行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估计由于交易对手信用质量恶化带来的信用风险。但在危机中倒下或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并没有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在市场风险中考虑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未能按巴塞尔要求计提监管资本。
其次,对资产证券化产品未进行充分风险计量。即使是常规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 简称VaR,即在一定置信水平和一定持有期内,某一金融工具或其组合在未来资产价格波动下所面临的最大损失额)计量也主要限于传统交易资产。实际上,在全球金融机构风险计量中,只有有限的金融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运用VaR,并且运用程度也较低。可以说许多金融机构还没有做好风险管理准备,风险管理手段远远滞后于创新资产交易量的高速增长。
在对新业务的风险计量方面,作为信用衍生产品的次级债券经过多次分拆、打包、分层,其基础资产的风险特征越来越模糊和不透明,尽管银行对传统信贷业务的风险识别和计量方式较为成熟,但对新业务的风险计量能力则相对薄弱。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风险计量涉及模型假设前提,资产价格波动的分布假定,输入变量选择等很多复杂问题,这些因素都给新业务的风险计量带来很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再次,忽视表外实体风险的合并管理。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一些银行设立了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简称SIV)。通过将次级抵押债券卖给这些SIV公司,银行可以充实新的资金,减少负债,美化资产负债表。但这些SIV并不是独立于银行的实体,大部分银行通过对SIV提供信贷额度,对它们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抵押债券产生的负债保留在自己的账面上,并记录所有的投资损失。在表外实体投资中,银行金融机构普遍忽视了对其表外实体所形成风险暴露进行合并管理。在SIV发展初期,许多银行利用表外业务来模糊投资人的判断。在发展的后期,银行出于名声或者不希望SIV公司破产的考虑,将SIV的交易入账并登记其损失。一旦这些未披露的债务突然出现在银行的报表上,银行的股东利益就会受到很大冲击。例如花旗集团在2007年第四季度将490亿美元SIV损失入账的时候,其股票价格就开始下跌。
最后,压力测试存在问题。近年来压力测试已成为国际化大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压力测试并未能为危机的迫近发出预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例如所使用的假设过于乐观、低估了市场的极端影响,低估了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历史数据时期较短等。压力测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交易对手的压力测试。资产证券化后,传统的信贷风险向综合性风险(也包括交易对手风险)转变,而大多数机构只是有选择地对部分交易对手进行压力测试,只有一小部分机构能够实现对交易对手的所有贷款组合展开压力测试。
证券化资产的压力测试。由于CDO、ABS等证券化产品市场交易历史太短,缺少充足数据建立压力测试模型。常规工具不足以对其风险作准确定性和定量评估。同时,由于更多创新产品未经过压力测试,因而它们之间在压力状态下的相互关系、流动性很不确定。
流动性风险的压力测试。银行在实践中还没有对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给予高度关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和二级市场发达使银行形成错觉,市场流动性过剩使许多银行误以为高流动性市场总会存在,随时可通过市场出售资产头寸,或者买入资金。许多银行不再看重压力测试结果。另一方面,市场流动性风险难以量化,缺少行业最佳实践。
“尾部风险”的压力测试。银行内部激励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到那些发生概率低,但给机构自身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带来很大损失的“低频、高损”的“黑天鹅”事件。一般认为一旦金融机构遇到非常严重的小概率“黑天鹅”事件,市场或机构能够得到外部支持。这些都导致金融机构对“尾部风险”并未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
强化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变告诉我们,为了防止此类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必须加强银行的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监管。
加强对交易账户中新增违约风险的资本计量。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商业银行为在险价值(VaR)模型中包含的交易账户中新增的违约风险准备资本。这些损失不是产生于实际的违约,而是由于信用等级变化以及流动性丧失所造成的。新增风险资本计提不仅要包括违约风险,还增加了信用迁移风险,以此表示由于内部或外部评级变动造成直接损失的潜在可能,以及由一个信用迁移事件导致间接损失的潜在可能。对新增风险部分采用99%置信区间、资本计划期为1年的假设,计量由于违约和迁移所造成的损失。
提高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资产证券化产品内在的风险,应采取更加审慎的监管资本计量方法有效监管资产证券化风险。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相关修改意见:
一是提高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资产证券化进一步拆分、打包形成的“再证券化风险暴露”与原始基础资产的距离更远、风险特征更加模糊、传染性更强。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大幅度提高了“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比如内部评级法下评级为AAA级的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设为20%,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仍是7%。
二是对于外部评级新计量的证券化资产增加额外限制条件。如果外部评级是基于银行自身提供的保证,银行则不能采用这些外部评级。例如,如果资产证券化风险评级是AAA级,并且这个评级是基于银行自身提供的保证,那么这家银行持有该AAA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时,就不能适用较低风险权重。
三是提高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由于市场流动性紧缩导致银行对资产证券化交易提供的短期流动性安排被迫长期化,放大了银行的风险。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例如资产证券化框架中标准法对短期合格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由20%提高到50%。
2009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要求按照“基础资产的资本计提方法决定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计提方法”的原则,规定了计算方法。
完善内部模型法下市场风险的资本计量。金融危机表明,传统的风险价值计量模型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价格变化带来的损失。基于10天持有期,99%置信区间的标准计算的VaR值无法充分反映金融市场压力时期的市场风险,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提高了内部模型法计量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修改后的资本要求包括两部分:一是正常计算的VaR;二是使用在压力状态下的VaR。另外,危机时期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变化非常快,按季度更新市场数据无法适应市场价格的快速变化,导致风险低估,因此将数据更新频率由季度缩短为月度。
强化表外业务和表外实体的风险管理。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增加了风险识别和控制难度,并且商业银行的创新业务常通过表外业务体现出来。因此,商业银行应制订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明确表外业务的风险资本计量方法,合理度量表外业务的实质风险,强化对表外业务的风险监控和管理。新资本协议已有明确要求商业银行表外建立的结构性投资工具(SIV)应该达到所适用的监管资本标准。这些附属机构都应当纳入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的范围。如果未纳入并表范围,对这些附属机构的资本投资应从银行资本中扣除。因此,需要强化对表外实体的风险管理,完善表外实体的资本监管方法,约束表外实体风险的过度膨胀。
加强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防范“尾部风险”。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是分析“尾部风险”的有效工具,它弥补了风险计量模型无法对“尾部风险”进行有效计量的缺陷。但我国商业银行压力测试运用十分不足,压力测试运用仍然局限于单一的突发事件对银行财务和风险状况的影响,对较为复杂的综合性业务风险,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之间的相互转换等情形难以有效度量和分析。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做好数据的长期积累工作,逐步提高压力测试能力和水平,审慎估计表内外风险暴露和相互转化,全面分析各极端情况对银行财务状况、风险抵补能力和资本充足率的冲击,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方案。
强化金融创新业务的风险监管。金融创新虽然具有转移风险和规避风险的功能,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表明,牟利性金融创新增加了风险管理的难度,使市场更加脆弱,特别是对数学模型的过度依赖,进一步增加了道德风险。同时,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监管理念、手段和工具的滞后发展使创新风险进一步积累。尽管金融危机并不会导致金融创新的停滞,但中国银行业在未来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稳健创新的理念,注重基础资产质量的创新,防止金融衍生产品成为空中楼阁,避免信用泛滥和风险过度积累,减少对金融技术的过度滥用。
针对危机中反映出的问题,银监会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基于危机反思做出的一系列最新文件修订,先后发布《商业银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本计量高级方法验证指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等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上述监管规定,强化风险治理,细化压力测试,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特别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保持银行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信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