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带来了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也引致了大国兴衰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最先发生在西欧,但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孕育的结果,不能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证据.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是多元的,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交融、相互纠缠、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像螺旋体一样共同推进工业文明的演化.探讨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采用理性思维、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史进行多维思考.
【机 构】
: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质量发展导向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适宜性技术选择与动力变革研究"(项目号:71973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适宜性技术选择、新旧动能转换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研究"(项目号:19YJA79010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适宜性技术选择与新旧动能转换研究"(项目号:ZR2019MG018)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带来了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也引致了大国兴衰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最先发生在西欧,但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孕育的结果,不能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证据.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是多元的,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交融、相互纠缠、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像螺旋体一样共同推进工业文明的演化.探讨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采用理性思维、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史进行多维思考.
其他文献
相比于以赛亚·柏林的政治理论,他的历史观念虽然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却在他的整体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柏林在其学术生涯早期主要从事纯粹哲学研究,并且是所谓的“牛津哲学”学派的成员;但是他在此时已经展现出对于历史的兴趣,并且运用了“历史感”之类的概念对“验证性原则”展开批判.在20世纪40-60年代,柏林愈发为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中的巨大影响力感到忧心;在他看来,对于历史意识的漠视不仅威胁了他崇尚的人本主义理念,并且间接地造成了战后西方世界的伦理危机.柏林认为,历史思维是一种强调
宗教改革不仅引起了德意志地区的教派分裂和宗教争端,而且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实践也受到宗教信仰分裂的影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与其他的帝国法律、习俗共同成为实现帝国内部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为欧洲确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诸侯的权力地位和利益问题,为帝国确立起多种宗教共存的基本规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旨在通过政治化和法律化的方式解决宗教争端,通过宗教宽容和政治保障来建构帝国内部的世俗秩序与宗教秩序,使宗教信仰
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即江督非湘人不可.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1904年,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
诸子学的研究一般以“家”或“子”为基本单位,当学者们探讨先秦诸子中的“儒家之学”“道家之学”或“法家之学”的时候,即使观点大相径庭,但对所探讨领域的外延一般不存在争议,至少对一家或一子学术思想的确定性和唯一性有基本共识.而现当代的先秦名学研究,对先秦原初名学学术体系缺乏以上共识.将两部均以“先秦名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相对照,可能在理论架构的基础和义理阐释的切入点上没有任何可资比较之处,甚至在元典文本的引文方面也缺乏交集.如董英哲《先秦名家四子研究》将名家四子作为论述核心,另辟一章阐述他们各自与道儒墨法纵横
汪曾祺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作家,在《受戒》中以民间文化视角透视乡土民俗风情,建构具有多重美学价值的乡土文学世界,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接续与开拓意义.通过对《受戒》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聚焦乡土视域下作家独特而丰富的审美内蕴,以期对新世纪乡土文学创作提供思路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