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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随一个作家团来到巴尔虎草原。我就是在这片草原上长大的孩子，我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都是在草原上度过的。
刚到达报到的宾馆，久旱的草原忽然下起一阵急雨。我们几个人都没带伞，旱得时间太久了，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伞是干什么用的物件了。我们一边兴奋地叫喊着一边往宾馆里跑，就好像这场不期而至的雨和我们的到来有什么关系似的，就在不经意间一抬头，看见宾馆楼顶上在雨幕中亮闪闪的名字：思歌腾宾馆。我的心里忽然像被什么打了一下。思歌腾，好有诗意的名字，似曾相识又这样陌生。我在掌握得少得可怜的蒙古语词汇中飞速搜索了一下，没有结果，雨幕扑面而来，我顾不上多想，跑進宾馆旋转门里去了。
午饭过后，雨过天晴，草原小镇，碧空如洗。此行的第一站就是一个广场和一座博物馆，我一下子想起来：知青，一个久远的词从脑海里跳了出来。这里有一个知青广场，一座以知青为题材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散步，看着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闪闪发光的张勇烈士雕像，望着那十余只神态各异活灵活现的羊，看到博物馆里那一件件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挎包、简陋的生活用具和打着补丁的衣服，童年的记忆一点点复活了。我在博物馆里张勇照片前驻足良久，照片里的她那么年轻、那么真诚、那么纯净地望着照片外面的世界，这位美丽的知青姑娘，在那个沸腾的时代来到草原，为了救落水的羊牺牲在克鲁伦河。她十九岁的青春定格在这片草原上，任岁月流逝，永远年轻。我望着，凝神注目，恍惚之间时光就倒流了。晓琴姑姑，我脱口而出。是的，那个当初住在我们家的天津知青，那个活泼开朗的晓琴姑姑在我记忆的显影液里慢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也是扎着这样的两只辫子，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吧，还记得她把我抱在怀里喊着“小明小明”的情景，后来她回天津了。之后，还和我父母通了很多年的信，一直说要回草原看看，一直也没有机会回来。
草原，对于我这样的本地人，真的有些审美疲劳了。干旱日甚一日，已经连续好几年了。对于第一次来草原的人还有那么一丝广阔的吸引力，对于我却提起笔来就揪心，张勇的形象，不，确切地说是晓琴姑姑的形象就又从脑海里蹦了出来。索性写写晓琴姑姑吧。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可记忆却是支离破碎的。关于晓琴姑姑的故事都是母亲在世的时候讲给我们的，或是收到来信时和邻居们唠嗑时听来的。
据说，晓琴姑姑是天津知青里最漂亮的一个，最起码是下乡到我们西旗的知青里最漂亮的一个。一开始住在队部里，据说一位年轻的牧民小伙子一遇见晓琴就目不转睛，好像还跑到宿舍去敲门，把晓琴吓得要死，这样就搬到我家里住了，我父亲中专毕业支援边疆在小学校当老师。是我父亲领着晓琴到我家，我母亲把她安顿在我家西屋的，也就是说，她先是认识了我的父亲，所以我喊她晓琴姑姑，而不是晓琴阿姨。这个故事仅限于此。终究也没有发生天津知青与牧民小伙子的浪漫爱情。
据说，晓琴姑姑刻苦学习蒙古语，当然了，刻苦学习和学习效果毕竟是两回事，毕竟她说的蒙语无论蒙古族人还是汉族人都听不懂。说她有一次和牧民一起放羊，早晨出发时，牧民打着手势说了一大堆蒙语，晓琴听不懂，假装听懂了，频频点头，下午放羊回来傻眼了，蒙古包没了，逐水草而居，蒙古包搬家了。还好是夏天，晓琴在羊圈里住了一夜，还说她胆小羞涩，连羊都欺负她，说有一次洗羊时，被一只公羊一头撞进了洗羊池子里，几天身上都是六六粉味。对了，还说她看见牧民磨刀要杀羊就害怕得直抖，羊肉从来不敢吃。
听母亲说过，晓琴姑姑在草原上时，脖子上扎着一条漂亮的黄纱巾，那个时候，女孩子能买条像样的纱巾，赶上现在买一件貂绒大衣了。漂亮的晓琴姑姑戴上那条纱巾，那可真是草原人说的“好马配好鞍”。可是后来一个蒙古族姑娘喜欢上了那条黄纱巾，天天追着晓琴要，她到底把黄纱巾给了那个蒙古族姑娘，自己委屈得哭了好几场。
我在家里翻箱倒柜一番。记得小时候家里像样的家具是两只红漆木大箱，木箱上面的墙上挂着相框，一张张黑白照片，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里面就有晓琴姑姑的一张单人照和七八个知青在草原上的合影。那张单人照，晓琴姑姑侧身扭头，嘴角挂着迷人的微笑，像后来那个电影明星张瑜，就是演《小街》的那个演员，漂亮极了。后来这些照片从墙上相框里撤退到了影集里，再后来，不知不觉就失去了踪影。我记得我母亲留着她收到的每一封信，自然也包括晓琴姑姑的。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晓琴姑姑还从天津寄过内蒙古买不到的药品。我在家中旧物箱里翻腾了两三天，什么都没找到。四十多年过去了，希望找到一位知情的长辈，联系一下，让他讲讲晓琴姑姑的故事，想起几个知近的，竟然都已经去世了。那一代人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不知有多少感天动地的平凡无奇的故事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淹没到时光深处。
我坐在书房里这样感慨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采风时旗文联主席马特说的，他说天津知青有个联谊会，几乎每年都有来巴尔虎草原上故地重游的，说这里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我打电话给西旗文联的马特主席，你有在西旗下乡天津知青的名单吗？马主席说，有，现在就给你微信里传过去。我一阵激动，这个马特，对草原上的一切都熟悉得像自己家的场院。老马高大威猛的样子，蒙汉兼通，说起话来浑厚的男高音，喝起酒来一口一杯，十几杯不在话下——从来没见过他喝醉过，他有一个长长的名字叫特格喜吉日嘎啦，没几个人能记住的，人们就称他“老马，马特主席，马特老师”了。
挂了电话没一会儿，马特主席就在微信里传过来一个文件，“新巴尔虎右旗知青名单”，我赶紧点开，前言一段话是“自一九六八年八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先后有862名天津知青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下乡……”接下来就是密密麻麻的名单，我吃了一惊，没有想到当初只我们这里一个旗就有这么多下乡知青。终于，在名单快要结尾的地方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许晓琴（女）。天啊，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她姓徐呢，原来是姓许哦，我看着这个名字，像一个考古学家对着一件从泥土中显现出来的文物那样激动不已。
可惜的是名单里只有名字，没有联系方式，我又打电话给马特主席，说你能给我找到当初在达赉东苏木下乡的许晓琴联系方式吗？马主席吃惊地说，你认识这个人？我说，我家那时候在达赉东苏木，我父亲在学校当老师，那个知青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终于老马来电话了。却说没找到，不等我说什么，他像犯了错误似的说，我可是真给你找了啊，我都找到天津知青联谊会会长了，还在大小微信群里问，都说知道这个人，长得很漂亮，挺胆小文静的姑娘，回了天津以后据说生活得不太如意，后来就不和大家联系了。我心里隐隐有些失望…… 晓琴姑姑，在草原上惊鸿一瞥，就这样消失在那座大城市里了。四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四十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有了沧海桑田的意思，有那么一瞬，我甚至在想，那个当初为了一条黄纱巾哭鼻子的女知青是否还在世呢？
十一长假过后，我一直在北京出差。一天，手机响了，一看是马特主席，刚一接通，老马就说，你不是要找许晓琴的联系方式吗？我找到了。我又惊又喜，老马你真行啊！老马说，我们蒙古人答应的事就得办到啊。我说，马特主席，我欠了你一顿酒，回去后找你补上。马特哈哈大笑说，你都欠了我好几顿了。我把她女儿的电话发给你吧，她现在正在北京呢，给她女儿看孩子呢，你可以直接去找她了。
当天晚上我就打通了电话。手机里一位女士的声音，客气地说，您稍等啊，停顿的时间里，手机里传来孩子唱歌的声音，清丽，温暖，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喂，小明啊，你是小明吗？我说，是啊，我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西旗的小明啊。她说，来家吧，来家吧，白天孩子去幼儿园，我老了，走不动了，在北京找不到个东西南北的，你来看我吧。我女儿家在双井，让她和你说。她女儿接过手机说，吕哥，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个位置过去，你可以坐地铁过来。我说，放心吧，我导航过去。她说，欢迎来家做客啊，我妈都念叨你好几天了，就是我要上班不能陪你了，你若是不急着回去，改天我们一起吃饭吧。我说，好好，一定，别客气，都忙，我明天下午过去。
第二天下午临时有点事，耽误了一小会儿，我就上了地铁，倒了两次车，从双井地铁站B口出来，没走多远就到了汉都国际。来到小区门前，我想找家便利店买点水果什么的，正在东张西望找时，就听到一句苍老的声音问，你是小明吗？我一回头，一位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颤微微地站在小区门口，穿着件老式呢子衣服，满脸的皱纹。我说，您是晓琴姑姑？老人不住地点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我心里一酸，怎么算许晓琴也就是六十多岁，怎么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般苍老。哪里还有记忆中晓琴姑姑的影子啊。我說，晓琴姑姑，您一直在外面等我啊，这么冷的天。她说，我怕你进不来啊，这大城市的小区像监狱，要刷卡呢，看我这笨的，一辈子快过去了，连个手机也不会用。
进了房门，不太宽敞的两室一厅楼房，堆了满地的儿童玩具，晓琴姑姑说，家里乱，收拾不过来啊，我那外孙子从幼儿园一回来就把玩具扔一地。我在沙发上坐下。短暂的几秒钟沉默，似乎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晓琴姑姑说，听说你父母亲都不在了？我说是啊，终于熬到日子好过了，他们却都去世了。晓琴姑姑说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她端着电烧壶从厨房出来时，眼泪就流下来了，她说，你父母亲都是好人，当时对我那么好，我一直没有机会回去看看他们。她边说边从茶桌上的纸抽盒里抽出一张面巾纸，将纸一撕两半，一半放在纸抽盒旁边，用另一半擦起眼泪来，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我这辈子，嘛都赶上了，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返城后没有工作，大龄找不到对象，再后来两口子又双双下岗，我那老伴儿得了大病，治了好些年也去了，落了个人财两空。唉，没法说了，命比黄连还苦，如今总算是闺女在北京安了家，我从天津过来帮着带带孩子，人越老越想念青春的时光啊，我这辈子最好的青春岁月留在巴尔虎草原上了。
看老人伤心，我就打开手机相册，把随作家采风团采风时拍的照片给她看，思歌腾广场、张勇雕像、草原上的家庭牧场等。晓琴姑姑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看着，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草原还没忘了我们，还建了知青博物馆了？这张勇塑像雕得可真像，这羊也雕得真像，真像，活灵活现的，这是克鲁伦河？比原来可窄多了。这草原上的草变这么矮了？这些年变化太大了，行啊，和张勇一比，我们应该知足了，她要是还活着也是我这个岁数啊，我记得她好像和我同岁，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话题总是这么沉重，我赶紧收起了手机。我说，晓琴姑姑，我经常听我母亲讲起你的故事呢，老人脸上涌现一层羞涩的笑容，问，都讲我什么故事了？那个时候我年少不更事，在草原上闹出了不少笑话。我母亲讲说你有一条心爱的黄纱巾，硬是被一位蒙古族女人要了去……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怎么又去提老人家的伤心往事呢，说了一半赶紧打住了。晓琴姑姑看了看我，面色有些凝重起来了，说，我还正想问问你呢，那个叫达丽玛的蒙古族姐姐还在不在，我一直想回草原上找她，这些年生活也不如意，竟然一直也没有去成，那一年都准备去了，想想要走好几天晕车的难受劲，还是打了退堂鼓了。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她说，她没比我大几岁，很健壮的蒙古族小媳妇，脸蛋红扑扑的，骑马飞跑的样子好看极了，她戴上我那条黄纱巾后跑起来更好看了。我有些发懵了，我隐约感觉到黄纱巾背后的故事没那么简单，我说，晓琴姑姑，你给我详细讲讲这个故事吧。
晓琴姑姑说，那时我从你们家搬到了达赉湖畔的牧场上，和一个名字叫淑华的知青一起放羊，那时我已经是半个牧羊人了。放羊、剪羊毛、洗羊、挖羊砖，样样都会干，那是真正牧羊人的生活啊，我那条纱巾是我母亲从天津寄给我的，我在给母亲写的信里提到草原上风沙大，母亲就省吃俭用给我买了那条纱巾，要知道那时候家里温饱还没解决啊，我每天白天戴着它放牛放羊，晚上睡觉都把它放在枕头旁边，感觉母亲就在身边陪着我，那是我的宝贝，是我心灵的寄托啊。
那一天，在附近放羊的达丽玛来了，她是个年轻能干的蒙古族媳妇，好像结婚没几年，那天她把自己的羊群散放开，就跑到我们牧点上串门来了。难得有客人来拜访，我和淑华赶紧礼节地让座、让茶，因为语言不通，还是很尴尬的，忽然，她发现了我头上的黄纱巾，目光立刻就像粘住了一般挪不开了，我心里忍不住很是得意，有一种炫耀的感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的旁边，指着我头上的黄纱巾说，你的，我的给。又指了指自己头上那块粗白布围巾，说，我的，你的给。我和淑华都愣住了，她依然急切地说着，你的，我的给，我的，你的给。从她生硬的汉语和手势里，我明白了她是想用自己头上那块破头巾来换我的黄纱巾。这怎么可能呢，我站起身来钻出蒙古包去放羊了，把她扔给我的同伴，晚上回来我们说起这事还觉得好笑。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准备去放羊，一阵马蹄声，达丽玛又骑着马跑来了，见了我们就往我头上看，还是那句话，你的，我的给，我的，你的给。我真的恼了，拉下脸来，用刚刚学会的蒙语坚决地说，“捂怪，捂怪”（蒙古语“不”的意思），她尴尬地望着我，像个委屈的孩子，我头也不回地又钻出蒙古包放羊去了。黄纱巾是母亲给我的珍贵礼物，一个素不相识的蒙古族女人竟然平白无故地向我索要，我怎能答应呢。晚上放羊回来，我们没心思讲笑话了，淑华沉默了半天，说，我看她是铁了心看上你的纱巾了，晓琴你要好好想想了，毛主席让我们来扎根草原，咱们在这里无依无靠的，一定要做好民族团结。那一晚上，我失眠了，真是辗转反侧啊，盼着天亮又害怕天亮啊。天亮后，我早早就爬起来了，我顾不上吃早饭，想赶紧把羊群赶出去，躲开达丽玛的纠缠。我刚要打开羊哈栅的门，猛然看见达丽玛已经等在羊圈旁边了，不等我说什么，她急切地跳下马来跑到我的面前，从头上摘下白头巾就往我手里塞，嘴里还是那句话，思歌腾赛汗，你的，我的给，我的，你的给。她那张羞涩的脸上满是乞求讨好的笑容，眼睛里满是渴望的光芒，还有亮晶晶的泪水在滚动。望着她那真诚、恳求的眼睛，我的防线瞬间崩溃了，我从头上解下黄纱巾，递到她的手上，我说，我的，给你，你的，我不要。达丽玛愣了一下，随后骑上马，欢天喜地跑远了。我感觉两条腿软软的，赶上羊群失魂落魄地往克鲁伦河边走，空阔的草原寂静无声，杳无人迹，我坐在草原上禁不住放声大哭了一场。 第四天早上，我们刚出蒙古包的门，一阵马蹄声，达丽玛又来了，她的头上戴着那条黄纱巾在晨风中刺眼地飘动着。同伴吃惊地问我，她怎么又来了，你不是把纱巾给她了吗？达丽玛从马背上拎下来一个布口袋，进了我们的蒙古包，从袋子里掏出奶皮子、奶豆腐、黄油、炒米、西米丹（奶油），摆满了一桌子，一边往外拿一边对我们说，给你，好吃。出了蒙古包门骑上马跑了。第五天早上，又是一阵马蹄声，达丽玛又来了，背上背着个柳条筐，从筐里掏出牛肉干、手把肉、血肠，又摆了一桌子，说，思歌腾赛汗！你的给，好吃。又骑上马走了，我和同伴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六天早上，我和同伴小心翼翼地出了蒙古包的门，正看见达丽玛牵着马从远处走来，清晨的露水打湿了她蒙古袍的下摆，她是牵着马来的，马背两侧驮着雕花的木板，我和同伴惊呆了，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达丽玛看着我们甜甜地笑了，她麻利地从马背上卸下木板，分两次抱进蒙古包里，变戏法一般组装起來，不一会儿，一张漂亮的蒙古床出现了，她把我的被褥抱起来往床上一放，拍一拍床铺，说，思歌腾赛汗，你的给……不会说了，用手托腮侧头做了个睡觉的样子。我惊跳起来，拦住达丽玛说，“捂怪”“捂怪”我不能要……达丽玛连声说着“赛汗”“赛汗”，出了蒙古包的门骑上马跑远了。当天晚上，我又一次失眠了，第七天早晨，我和同伴出了蒙古包的门，战战兢兢地望着远方，真怕达丽玛再骑着马从草原深处跑来，佛祖保佑，那个骑马飞奔的身影总算是没再来。
离开草原返城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可是，我硬是想办法把那张蒙古床拆开了搬回了天津，那张精致的蒙古床是我后来结婚时唯一像样的嫁妆，见证了我大半生的岁月，如今还摆放在天津我家的卧室里。等我外孙子上了小学，北京这边不用我照顾了，我就回天津去，在那张床上睡觉心里真踏实啊，那是我这辈子与草原割不断的联系。
晓琴姑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达丽玛的名字我还是后来打听到的，我当时根本没弄清她叫什么名字。她给我组装好蒙古床后，戴着黄纱巾在绿草茵茵的草原上跑远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你听说过关于她的消息吗？我摇了摇头，说，不认识，我那时太小，等我长大了，就离开草原去外地上学去了。
晓琴姑姑从卧室里取了一件包裹出来。她说，听说你要来看我，我让女儿专门跑了趟天津把东西拿过来，我老了，这辈子大概没有机会再回草原上去看一看了。包裹打开了，里面是两条纱巾和一件漂亮的羊绒披肩，纱巾一看就是多年以前那种尼龙材料的，已明显老化褪色变得硬邦邦的了。晓琴姑姑说，这是我工作后买的两条纱巾，邮寄给达丽玛的，一个月后邮包被退回了，说是地址不详，无法投递，就这么一直放着，没想到变成这样了，拿不出手了。这是我刚买的一件披肩，你替我捎回草原吧，你们年轻人有办法，找一个人不是件难事，要是达丽玛姐姐还在，就交到她的手上，告诉她我这些年一直想着她。要是她已经不在了，就留给她的孩子们做个纪念。我的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流下来。我赶紧转过头去看电视柜上的照片，那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目光纯净，天使一般圣洁。
返回酒店的路上，我给马特主席打电话，再次感谢他帮我找到了许晓琴的联系方式，我又接着说，马特主席，我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一个人，这回不是找知青了，你帮我找一位当初在达赉东苏木的牧民，名字叫达丽玛，年龄大概有七十岁了吧。马特说，这也不比找一个知青容易多少，你说你怎么一天天地总找人呢？我说，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过几天就回满洲里了，哪天请你……哦不……我一回满洲里就去西旗请你喝酒啊……
责任编辑 王冬海
刚到达报到的宾馆，久旱的草原忽然下起一阵急雨。我们几个人都没带伞，旱得时间太久了，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伞是干什么用的物件了。我们一边兴奋地叫喊着一边往宾馆里跑，就好像这场不期而至的雨和我们的到来有什么关系似的，就在不经意间一抬头，看见宾馆楼顶上在雨幕中亮闪闪的名字：思歌腾宾馆。我的心里忽然像被什么打了一下。思歌腾，好有诗意的名字，似曾相识又这样陌生。我在掌握得少得可怜的蒙古语词汇中飞速搜索了一下，没有结果，雨幕扑面而来，我顾不上多想，跑進宾馆旋转门里去了。
午饭过后，雨过天晴，草原小镇，碧空如洗。此行的第一站就是一个广场和一座博物馆，我一下子想起来：知青，一个久远的词从脑海里跳了出来。这里有一个知青广场，一座以知青为题材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散步，看着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闪闪发光的张勇烈士雕像，望着那十余只神态各异活灵活现的羊，看到博物馆里那一件件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挎包、简陋的生活用具和打着补丁的衣服，童年的记忆一点点复活了。我在博物馆里张勇照片前驻足良久，照片里的她那么年轻、那么真诚、那么纯净地望着照片外面的世界，这位美丽的知青姑娘，在那个沸腾的时代来到草原，为了救落水的羊牺牲在克鲁伦河。她十九岁的青春定格在这片草原上，任岁月流逝，永远年轻。我望着，凝神注目，恍惚之间时光就倒流了。晓琴姑姑，我脱口而出。是的，那个当初住在我们家的天津知青，那个活泼开朗的晓琴姑姑在我记忆的显影液里慢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也是扎着这样的两只辫子，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吧，还记得她把我抱在怀里喊着“小明小明”的情景，后来她回天津了。之后，还和我父母通了很多年的信，一直说要回草原看看，一直也没有机会回来。
草原，对于我这样的本地人，真的有些审美疲劳了。干旱日甚一日，已经连续好几年了。对于第一次来草原的人还有那么一丝广阔的吸引力，对于我却提起笔来就揪心，张勇的形象，不，确切地说是晓琴姑姑的形象就又从脑海里蹦了出来。索性写写晓琴姑姑吧。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可记忆却是支离破碎的。关于晓琴姑姑的故事都是母亲在世的时候讲给我们的，或是收到来信时和邻居们唠嗑时听来的。
据说，晓琴姑姑是天津知青里最漂亮的一个，最起码是下乡到我们西旗的知青里最漂亮的一个。一开始住在队部里，据说一位年轻的牧民小伙子一遇见晓琴就目不转睛，好像还跑到宿舍去敲门，把晓琴吓得要死，这样就搬到我家里住了，我父亲中专毕业支援边疆在小学校当老师。是我父亲领着晓琴到我家，我母亲把她安顿在我家西屋的，也就是说，她先是认识了我的父亲，所以我喊她晓琴姑姑，而不是晓琴阿姨。这个故事仅限于此。终究也没有发生天津知青与牧民小伙子的浪漫爱情。
据说，晓琴姑姑刻苦学习蒙古语，当然了，刻苦学习和学习效果毕竟是两回事，毕竟她说的蒙语无论蒙古族人还是汉族人都听不懂。说她有一次和牧民一起放羊，早晨出发时，牧民打着手势说了一大堆蒙语，晓琴听不懂，假装听懂了，频频点头，下午放羊回来傻眼了，蒙古包没了，逐水草而居，蒙古包搬家了。还好是夏天，晓琴在羊圈里住了一夜，还说她胆小羞涩，连羊都欺负她，说有一次洗羊时，被一只公羊一头撞进了洗羊池子里，几天身上都是六六粉味。对了，还说她看见牧民磨刀要杀羊就害怕得直抖，羊肉从来不敢吃。
听母亲说过，晓琴姑姑在草原上时，脖子上扎着一条漂亮的黄纱巾，那个时候，女孩子能买条像样的纱巾，赶上现在买一件貂绒大衣了。漂亮的晓琴姑姑戴上那条纱巾，那可真是草原人说的“好马配好鞍”。可是后来一个蒙古族姑娘喜欢上了那条黄纱巾，天天追着晓琴要，她到底把黄纱巾给了那个蒙古族姑娘，自己委屈得哭了好几场。
我在家里翻箱倒柜一番。记得小时候家里像样的家具是两只红漆木大箱，木箱上面的墙上挂着相框，一张张黑白照片，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里面就有晓琴姑姑的一张单人照和七八个知青在草原上的合影。那张单人照，晓琴姑姑侧身扭头，嘴角挂着迷人的微笑，像后来那个电影明星张瑜，就是演《小街》的那个演员，漂亮极了。后来这些照片从墙上相框里撤退到了影集里，再后来，不知不觉就失去了踪影。我记得我母亲留着她收到的每一封信，自然也包括晓琴姑姑的。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晓琴姑姑还从天津寄过内蒙古买不到的药品。我在家中旧物箱里翻腾了两三天，什么都没找到。四十多年过去了，希望找到一位知情的长辈，联系一下，让他讲讲晓琴姑姑的故事，想起几个知近的，竟然都已经去世了。那一代人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不知有多少感天动地的平凡无奇的故事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淹没到时光深处。
我坐在书房里这样感慨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采风时旗文联主席马特说的，他说天津知青有个联谊会，几乎每年都有来巴尔虎草原上故地重游的，说这里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我打电话给西旗文联的马特主席，你有在西旗下乡天津知青的名单吗？马主席说，有，现在就给你微信里传过去。我一阵激动，这个马特，对草原上的一切都熟悉得像自己家的场院。老马高大威猛的样子，蒙汉兼通，说起话来浑厚的男高音，喝起酒来一口一杯，十几杯不在话下——从来没见过他喝醉过，他有一个长长的名字叫特格喜吉日嘎啦，没几个人能记住的，人们就称他“老马，马特主席，马特老师”了。
挂了电话没一会儿，马特主席就在微信里传过来一个文件，“新巴尔虎右旗知青名单”，我赶紧点开，前言一段话是“自一九六八年八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先后有862名天津知青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下乡……”接下来就是密密麻麻的名单，我吃了一惊，没有想到当初只我们这里一个旗就有这么多下乡知青。终于，在名单快要结尾的地方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许晓琴（女）。天啊，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她姓徐呢，原来是姓许哦，我看着这个名字，像一个考古学家对着一件从泥土中显现出来的文物那样激动不已。
可惜的是名单里只有名字，没有联系方式，我又打电话给马特主席，说你能给我找到当初在达赉东苏木下乡的许晓琴联系方式吗？马主席吃惊地说，你认识这个人？我说，我家那时候在达赉东苏木，我父亲在学校当老师，那个知青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终于老马来电话了。却说没找到，不等我说什么，他像犯了错误似的说，我可是真给你找了啊，我都找到天津知青联谊会会长了，还在大小微信群里问，都说知道这个人，长得很漂亮，挺胆小文静的姑娘，回了天津以后据说生活得不太如意，后来就不和大家联系了。我心里隐隐有些失望…… 晓琴姑姑，在草原上惊鸿一瞥，就这样消失在那座大城市里了。四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四十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有了沧海桑田的意思，有那么一瞬，我甚至在想，那个当初为了一条黄纱巾哭鼻子的女知青是否还在世呢？
十一长假过后，我一直在北京出差。一天，手机响了，一看是马特主席，刚一接通，老马就说，你不是要找许晓琴的联系方式吗？我找到了。我又惊又喜，老马你真行啊！老马说，我们蒙古人答应的事就得办到啊。我说，马特主席，我欠了你一顿酒，回去后找你补上。马特哈哈大笑说，你都欠了我好几顿了。我把她女儿的电话发给你吧，她现在正在北京呢，给她女儿看孩子呢，你可以直接去找她了。
当天晚上我就打通了电话。手机里一位女士的声音，客气地说，您稍等啊，停顿的时间里，手机里传来孩子唱歌的声音，清丽，温暖，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喂，小明啊，你是小明吗？我说，是啊，我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西旗的小明啊。她说，来家吧，来家吧，白天孩子去幼儿园，我老了，走不动了，在北京找不到个东西南北的，你来看我吧。我女儿家在双井，让她和你说。她女儿接过手机说，吕哥，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个位置过去，你可以坐地铁过来。我说，放心吧，我导航过去。她说，欢迎来家做客啊，我妈都念叨你好几天了，就是我要上班不能陪你了，你若是不急着回去，改天我们一起吃饭吧。我说，好好，一定，别客气，都忙，我明天下午过去。
第二天下午临时有点事，耽误了一小会儿，我就上了地铁，倒了两次车，从双井地铁站B口出来，没走多远就到了汉都国际。来到小区门前，我想找家便利店买点水果什么的，正在东张西望找时，就听到一句苍老的声音问，你是小明吗？我一回头，一位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颤微微地站在小区门口，穿着件老式呢子衣服，满脸的皱纹。我说，您是晓琴姑姑？老人不住地点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我心里一酸，怎么算许晓琴也就是六十多岁，怎么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般苍老。哪里还有记忆中晓琴姑姑的影子啊。我說，晓琴姑姑，您一直在外面等我啊，这么冷的天。她说，我怕你进不来啊，这大城市的小区像监狱，要刷卡呢，看我这笨的，一辈子快过去了，连个手机也不会用。
进了房门，不太宽敞的两室一厅楼房，堆了满地的儿童玩具，晓琴姑姑说，家里乱，收拾不过来啊，我那外孙子从幼儿园一回来就把玩具扔一地。我在沙发上坐下。短暂的几秒钟沉默，似乎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晓琴姑姑说，听说你父母亲都不在了？我说是啊，终于熬到日子好过了，他们却都去世了。晓琴姑姑说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她端着电烧壶从厨房出来时，眼泪就流下来了，她说，你父母亲都是好人，当时对我那么好，我一直没有机会回去看看他们。她边说边从茶桌上的纸抽盒里抽出一张面巾纸，将纸一撕两半，一半放在纸抽盒旁边，用另一半擦起眼泪来，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我这辈子，嘛都赶上了，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返城后没有工作，大龄找不到对象，再后来两口子又双双下岗，我那老伴儿得了大病，治了好些年也去了，落了个人财两空。唉，没法说了，命比黄连还苦，如今总算是闺女在北京安了家，我从天津过来帮着带带孩子，人越老越想念青春的时光啊，我这辈子最好的青春岁月留在巴尔虎草原上了。
看老人伤心，我就打开手机相册，把随作家采风团采风时拍的照片给她看，思歌腾广场、张勇雕像、草原上的家庭牧场等。晓琴姑姑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看着，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草原还没忘了我们，还建了知青博物馆了？这张勇塑像雕得可真像，这羊也雕得真像，真像，活灵活现的，这是克鲁伦河？比原来可窄多了。这草原上的草变这么矮了？这些年变化太大了，行啊，和张勇一比，我们应该知足了，她要是还活着也是我这个岁数啊，我记得她好像和我同岁，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话题总是这么沉重，我赶紧收起了手机。我说，晓琴姑姑，我经常听我母亲讲起你的故事呢，老人脸上涌现一层羞涩的笑容，问，都讲我什么故事了？那个时候我年少不更事，在草原上闹出了不少笑话。我母亲讲说你有一条心爱的黄纱巾，硬是被一位蒙古族女人要了去……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怎么又去提老人家的伤心往事呢，说了一半赶紧打住了。晓琴姑姑看了看我，面色有些凝重起来了，说，我还正想问问你呢，那个叫达丽玛的蒙古族姐姐还在不在，我一直想回草原上找她，这些年生活也不如意，竟然一直也没有去成，那一年都准备去了，想想要走好几天晕车的难受劲，还是打了退堂鼓了。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她说，她没比我大几岁，很健壮的蒙古族小媳妇，脸蛋红扑扑的，骑马飞跑的样子好看极了，她戴上我那条黄纱巾后跑起来更好看了。我有些发懵了，我隐约感觉到黄纱巾背后的故事没那么简单，我说，晓琴姑姑，你给我详细讲讲这个故事吧。
晓琴姑姑说，那时我从你们家搬到了达赉湖畔的牧场上，和一个名字叫淑华的知青一起放羊，那时我已经是半个牧羊人了。放羊、剪羊毛、洗羊、挖羊砖，样样都会干，那是真正牧羊人的生活啊，我那条纱巾是我母亲从天津寄给我的，我在给母亲写的信里提到草原上风沙大，母亲就省吃俭用给我买了那条纱巾，要知道那时候家里温饱还没解决啊，我每天白天戴着它放牛放羊，晚上睡觉都把它放在枕头旁边，感觉母亲就在身边陪着我，那是我的宝贝，是我心灵的寄托啊。
那一天，在附近放羊的达丽玛来了，她是个年轻能干的蒙古族媳妇，好像结婚没几年，那天她把自己的羊群散放开，就跑到我们牧点上串门来了。难得有客人来拜访，我和淑华赶紧礼节地让座、让茶，因为语言不通，还是很尴尬的，忽然，她发现了我头上的黄纱巾，目光立刻就像粘住了一般挪不开了，我心里忍不住很是得意，有一种炫耀的感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的旁边，指着我头上的黄纱巾说，你的，我的给。又指了指自己头上那块粗白布围巾，说，我的，你的给。我和淑华都愣住了，她依然急切地说着，你的，我的给，我的，你的给。从她生硬的汉语和手势里，我明白了她是想用自己头上那块破头巾来换我的黄纱巾。这怎么可能呢，我站起身来钻出蒙古包去放羊了，把她扔给我的同伴，晚上回来我们说起这事还觉得好笑。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准备去放羊，一阵马蹄声，达丽玛又骑着马跑来了，见了我们就往我头上看，还是那句话，你的，我的给，我的，你的给。我真的恼了，拉下脸来，用刚刚学会的蒙语坚决地说，“捂怪，捂怪”（蒙古语“不”的意思），她尴尬地望着我，像个委屈的孩子，我头也不回地又钻出蒙古包放羊去了。黄纱巾是母亲给我的珍贵礼物，一个素不相识的蒙古族女人竟然平白无故地向我索要，我怎能答应呢。晚上放羊回来，我们没心思讲笑话了，淑华沉默了半天，说，我看她是铁了心看上你的纱巾了，晓琴你要好好想想了，毛主席让我们来扎根草原，咱们在这里无依无靠的，一定要做好民族团结。那一晚上，我失眠了，真是辗转反侧啊，盼着天亮又害怕天亮啊。天亮后，我早早就爬起来了，我顾不上吃早饭，想赶紧把羊群赶出去，躲开达丽玛的纠缠。我刚要打开羊哈栅的门，猛然看见达丽玛已经等在羊圈旁边了，不等我说什么，她急切地跳下马来跑到我的面前，从头上摘下白头巾就往我手里塞，嘴里还是那句话，思歌腾赛汗，你的，我的给，我的，你的给。她那张羞涩的脸上满是乞求讨好的笑容，眼睛里满是渴望的光芒，还有亮晶晶的泪水在滚动。望着她那真诚、恳求的眼睛，我的防线瞬间崩溃了，我从头上解下黄纱巾，递到她的手上，我说，我的，给你，你的，我不要。达丽玛愣了一下，随后骑上马，欢天喜地跑远了。我感觉两条腿软软的，赶上羊群失魂落魄地往克鲁伦河边走，空阔的草原寂静无声，杳无人迹，我坐在草原上禁不住放声大哭了一场。 第四天早上，我们刚出蒙古包的门，一阵马蹄声，达丽玛又来了，她的头上戴着那条黄纱巾在晨风中刺眼地飘动着。同伴吃惊地问我，她怎么又来了，你不是把纱巾给她了吗？达丽玛从马背上拎下来一个布口袋，进了我们的蒙古包，从袋子里掏出奶皮子、奶豆腐、黄油、炒米、西米丹（奶油），摆满了一桌子，一边往外拿一边对我们说，给你，好吃。出了蒙古包门骑上马跑了。第五天早上，又是一阵马蹄声，达丽玛又来了，背上背着个柳条筐，从筐里掏出牛肉干、手把肉、血肠，又摆了一桌子，说，思歌腾赛汗！你的给，好吃。又骑上马走了，我和同伴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六天早上，我和同伴小心翼翼地出了蒙古包的门，正看见达丽玛牵着马从远处走来，清晨的露水打湿了她蒙古袍的下摆，她是牵着马来的，马背两侧驮着雕花的木板，我和同伴惊呆了，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达丽玛看着我们甜甜地笑了，她麻利地从马背上卸下木板，分两次抱进蒙古包里，变戏法一般组装起來，不一会儿，一张漂亮的蒙古床出现了，她把我的被褥抱起来往床上一放，拍一拍床铺，说，思歌腾赛汗，你的给……不会说了，用手托腮侧头做了个睡觉的样子。我惊跳起来，拦住达丽玛说，“捂怪”“捂怪”我不能要……达丽玛连声说着“赛汗”“赛汗”，出了蒙古包的门骑上马跑远了。当天晚上，我又一次失眠了，第七天早晨，我和同伴出了蒙古包的门，战战兢兢地望着远方，真怕达丽玛再骑着马从草原深处跑来，佛祖保佑，那个骑马飞奔的身影总算是没再来。
离开草原返城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可是，我硬是想办法把那张蒙古床拆开了搬回了天津，那张精致的蒙古床是我后来结婚时唯一像样的嫁妆，见证了我大半生的岁月，如今还摆放在天津我家的卧室里。等我外孙子上了小学，北京这边不用我照顾了，我就回天津去，在那张床上睡觉心里真踏实啊，那是我这辈子与草原割不断的联系。
晓琴姑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达丽玛的名字我还是后来打听到的，我当时根本没弄清她叫什么名字。她给我组装好蒙古床后，戴着黄纱巾在绿草茵茵的草原上跑远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你听说过关于她的消息吗？我摇了摇头，说，不认识，我那时太小，等我长大了，就离开草原去外地上学去了。
晓琴姑姑从卧室里取了一件包裹出来。她说，听说你要来看我，我让女儿专门跑了趟天津把东西拿过来，我老了，这辈子大概没有机会再回草原上去看一看了。包裹打开了，里面是两条纱巾和一件漂亮的羊绒披肩，纱巾一看就是多年以前那种尼龙材料的，已明显老化褪色变得硬邦邦的了。晓琴姑姑说，这是我工作后买的两条纱巾，邮寄给达丽玛的，一个月后邮包被退回了，说是地址不详，无法投递，就这么一直放着，没想到变成这样了，拿不出手了。这是我刚买的一件披肩，你替我捎回草原吧，你们年轻人有办法，找一个人不是件难事，要是达丽玛姐姐还在，就交到她的手上，告诉她我这些年一直想着她。要是她已经不在了，就留给她的孩子们做个纪念。我的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流下来。我赶紧转过头去看电视柜上的照片，那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目光纯净，天使一般圣洁。
返回酒店的路上，我给马特主席打电话，再次感谢他帮我找到了许晓琴的联系方式，我又接着说，马特主席，我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一个人，这回不是找知青了，你帮我找一位当初在达赉东苏木的牧民，名字叫达丽玛，年龄大概有七十岁了吧。马特说，这也不比找一个知青容易多少，你说你怎么一天天地总找人呢？我说，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过几天就回满洲里了，哪天请你……哦不……我一回满洲里就去西旗请你喝酒啊……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