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两会，是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两会。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习李新政”的纲领与框架，这次两会就是将党的改革思路和意志，体现为国家的改革思路和意志，并付诸实施。学者雪珥以1979年和19世纪末两个历史节点为坐标系，试图让读者了解，在改革史的大威度下，“习李新政”有着怎样的历史坐标。
　　当代改革的第三次转折
　　“习李新政”，是开端于1979年的当代改革的第三次转折。从1979年第十一届三中会开启第一次转折这后，第二次转折，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以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扭转了此前数年改革的逡巡，但1992年之后所接续的改革，与上世纪80年代又有了巨大的区别。而1992年至2013年，这种平衡性就不再保持，天平导向了经改的孤军深入。如今，经历了1979年到2013年的34年改革实践之后，习李所能面对的重要抉择，是关系到改革“技术操盘”的选项，更为确切地说，是全面改革还是独推经改的选择。而显然，从目前各种资讯看，习李选择的是全面改革。这既是改革本身发展到这一步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问题的逼迫。
　　当前新政难于1979年改革
　　当前新政，与1979年相比，难度更为增大。
　　第一，起点不同。1979年的改革，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经历了三十多年、十几亿人的共同涂鸦之后，这张纸上早已经画满了各种记号。要在这样的画板上继续作画，且不能撕掉重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路径不同。1979年的改革，哪里都有路。30多年后，往往任何一个方向前进，都要触碰到既得利益者。
　　第三，改革的受益面不同。1979年，在普遍贫穷的平等下，无论怎么改，都能制造红利的增量，而30多年后，具体到改革措施，则各有利益立场，容易出现分歧。
　　第四，改革的动员成本不同。1979年，改革所需的动员成本相当低廉。而30多年后，在既成的非均衡的红利分享与成本分摊机制上，要继续推进改革，改革的动员成本将大大高企。
　　第五，改革的“敌人”不同。1979年，“敌人”是反改革的保守势力。30多年后，改革的“敌人”更多的是在此前改革过程中制造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
　　第六，改革的外部环境不同。1979年，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而如今，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从冷战后期的适度扶持与鼓励，转为如今的全面遏制。
　　认清百年前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百年以来，即便经历了1979年开始的三十多年的当代改革的洗礼，中国社会还有些基本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这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来源。
　　一是“权力主导型社会”。引领中国社会、尤其经济发展的，权力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要素。因此，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下一步任何改革的先决条件。
　　二是忽略技术面。中国真正的人群分类只有两类，一类是扯淡派，一类是实干派，后者总是少数。干活的人少，说风凉话的人多，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主旋律了。忽略技术面，必然导致“姿势分子多”，说“主义”、喊口号、叉着腰批评的人多，而处理“问题”、埋头实践、弯着腰干活的人少。
　　三是国家治理手段的原始。十八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中国已经在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三峡”中，走了足足173年；如果从1861年第一轮改革开放算起，也已经有153年。能否走出“三峡”，走出耗尽民族生机的“王朝周期律”，习李新政的这10年，正是最为关键的临门一脚。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