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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先生是钱穆的弟子,1945年自荐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致力于中国古代制度史、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1963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我读严耕望先生的《怎样学历史——治史三书》,很受教益,特别是治史的基本方法、论题的选择、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与改订以及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对我们读书人,尤其对想做学问或写点东西的人是很有帮助的。
严耕望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可谓得学问之真传,在中国史学界享有一定的地位。但严耕望先生对史学家陈寅恪、陈垣的比较颇有点味道。
严先生说:“陈寅恪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回国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元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少关于两晋至隋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著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论著,晚年著作多寄寓深远,不是仅为学术而学术了。”
就《柳如是别传》的得失,严先生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寅恪所可惜者,当大陆政权转移期间,先生既以健康欠佳,对人生对大局一向悲观,以致滞留大陆;及目睹世变,大出想象之外,乃又发愤为此巨著,以寄‘悯生悲死’之情,事固可哀,亦极可惊!先生以失明老翁,居然仍能写成这样一部考证精细的大著作,足见禀性强毅,精力亦未全衰。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择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泻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耶?真令人悲之惜之!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第一,文字太繁琐,能阅读终卷的人实在太少,此与先生著作不讲究体裁大有关系,这种繁琐的考证体裁,写几万字篇幅的论文并不妨事,像《别传》那样七十万字以上的专题研究的大书,我想绝不适宜。第二,这部书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人物。”
陈垣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重要著作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中西回史日历》、《释例》、《释氏疑年录》、《敦煌劫余录》等等,涉及多方面,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后期学术成绩有《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据《励耘书屋问学记》载,“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这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二陈之比较,严耕望先生说:“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摹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摹,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陈垣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陈垣先生著作以平实自许,也以平实著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其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摹仿学。”
“至就立身处世言,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陈垣先生则为另一类型,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1962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但为时已晚了!”
“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严耕望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可谓得学问之真传,在中国史学界享有一定的地位。但严耕望先生对史学家陈寅恪、陈垣的比较颇有点味道。
严先生说:“陈寅恪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回国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元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少关于两晋至隋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著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论著,晚年著作多寄寓深远,不是仅为学术而学术了。”
就《柳如是别传》的得失,严先生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寅恪所可惜者,当大陆政权转移期间,先生既以健康欠佳,对人生对大局一向悲观,以致滞留大陆;及目睹世变,大出想象之外,乃又发愤为此巨著,以寄‘悯生悲死’之情,事固可哀,亦极可惊!先生以失明老翁,居然仍能写成这样一部考证精细的大著作,足见禀性强毅,精力亦未全衰。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择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泻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耶?真令人悲之惜之!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第一,文字太繁琐,能阅读终卷的人实在太少,此与先生著作不讲究体裁大有关系,这种繁琐的考证体裁,写几万字篇幅的论文并不妨事,像《别传》那样七十万字以上的专题研究的大书,我想绝不适宜。第二,这部书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人物。”
陈垣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重要著作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中西回史日历》、《释例》、《释氏疑年录》、《敦煌劫余录》等等,涉及多方面,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后期学术成绩有《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据《励耘书屋问学记》载,“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这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二陈之比较,严耕望先生说:“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摹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摹,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陈垣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陈垣先生著作以平实自许,也以平实著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其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摹仿学。”
“至就立身处世言,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陈垣先生则为另一类型,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1962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但为时已晚了!”
“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