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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荣获该奖项。
相对于大多数国内读者来说，石黑一雄算得上是陌生的名字，远不及他的“同乡”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普及度之高。所以，国内文学圈的普遍反应都是“意外”。实际上，石黑一雄的书很早就被引介到国内，但反响一直都很清淡，每本书的销量总共不会超过一万册。
“国际作家”
石黑一雄的成名之路，伴随着一系列误判和偶然。如同这个10月，当他被瑞典文学院授予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时，人们奔走相告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又一个日本作家得诺奖了，但不是村上春树。
这句话的错误显而易见——石黑一雄不是日本人，他是英国籍作家。他拥有的最纯粹日本特质，也许只有他的日本名字。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书市对“种族题材写作”开始感兴趣时，石黑一雄并非以自己的才华，而是以自己的出身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的风格总是被形容为“很日本”，他的小說《远山淡影》成为英国了解日本的一个管道。其实，石黑一雄对日本的了解，和普通英国人没什么差别。
5岁多移民英国后，他只在35岁时受一个日本基金会邀请回过一次日本，日语烂到“吓人”；他长期用英文写作，喜欢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模仿着写了维多利亚侦探小说叙事结构的故事；他听披头士和鲍勃·迪伦，留长发，期待自己成为摇滚巨星……
石黑一雄的血缘和移民经历，却又让他很难从英国获得身份认同。他只好不断地将自己的写作内容作战略性转移。写《长日留痕》，他选择了一个最为典型的英国式管家作为主角，以避开对他日本原籍的阅读想象；在《上海孤儿》里他是一个来到中国寻根的英国青年；在科幻小说《别离开我》中，他讲了一群克隆人的生命故事。
他与鲁西迪、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但他所具有的多元文化是自主选择，而非族群命运的拨弄，对文化殖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也不关心移民作家常写的“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样的内容，相反，他强调自己是在进行能够反映普遍经验的国际化创作。
所以，他常常把自己的坐标系建立在整个人类和世界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词里称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情感力量，挖掘了人类与世界虚幻联系下的黑洞”。
长期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村上春树评价石黑一雄的作品时，说他“发现了一种特别坦诚和温柔的品质，既亲切又自然”，同时也表示他小说里故事的发生地、时间可以任意换，人物也是。
“他的作品有一种日本人特有的细腻，这和英国作家有很大区别，但他这种细腻表现出一种柔情，又和日本作家有所区别。”作家止庵谈他对石黑一雄的阅读感受。作家蒋一谈评价：“他没有故乡意识的束缚，一直遵循着世界既离散，我手写我心的艺术理念。”
曾有人问石黑一雄是日本作家还是英国作家，他回答：“我是国际作家。”
关注“边缘人”和“浮世”的作家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他的祖父和父亲有一段在上海生活的经历，父亲身上带着些中国习性。5岁时，全家移民英国南部。石黑一雄开始接受全面的英国式教育，他所成长的吉尔古德镇有着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氛围。1973年在当地高中毕业后，石黑一雄先是在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庄园给女王做猎手，体验了一把苏格兰文化，后来因为对美国文化的迷恋，他搭便车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游历了3个月。大学时，石黑一雄又申请休学一年，去苏格兰中部和伦敦西部参加社会工作。这些经历，丰富着石黑一雄对不同文化的感知。
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记者曾对他说：“你非常独特的地方，是有一种随机应变的如变色龙般的能力。”英国评论家Kate kellaway也表达过大致相同的意思：“任何地方都不是他的家，但他似乎在每一处都很自在。”情感不根植于任何一个地方，让石黑一雄有了流动和变形的能力。
在石黑一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里，他以音乐人生为线索，创作了5个故事：郁郁不得志的餐厅乐手，风光不再的过气歌星，孤芳自赏的大提琴手，为求成功被迫整容的萨克斯手等等，人们总是对音乐一往情深，对生活却满腹牢骚。通过笔下人物或荒诞不经或令人唏嘘的遭遇，石黑一雄表达了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反思：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命运的嘲弄，才华的折磨，以及庞大社会机器控制下被压抑的情感……
很早时，就有人问石黑一雄以何种心态来写作。他的回答是：抱着对一类人的担忧来写作。1989年《当代评论》曾记录下他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这类人：他们努力工作，一生都努力地追求某些事物，全心全意地相信他们投身的是好的事业，到最后发现社会环境被他们变得杂乱无章，而这时他们已经步入晚年。
社会在变化，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石黑一雄对这类人群很感兴趣。他洞悉这类人的尴尬，将之所处的世界称为floating world（浮世）。在这样的世界里，有石黑一雄对他人悲哀的共鸣，对世相的共鸣，对在历史大浪中命如浮萍的小人物悲戚命运的共鸣。
带着这样的共鸣，石黑一雄在1989年出版了小说《长日留痕》。这是石黑一雄最出名的作品。他写这部小说时，仅花了四周时间完成。在这段时间里，石黑一雄断绝一切与外界的往来，每天早上9时至晚上10时埋首写作，所有家务由妻子一力承担。小说讲述英国一所大宅子里的管家史蒂文克制又遗憾的一生，是石黑一雄献给英国老派庄园的落日挽歌。
这本书让石黑一雄获得了布克奖，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告别有情天》，由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及艾玛·汤普森主演。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称这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教会了读者何谓生命与后悔。
无“家”可归的作家
“也许世上有人能够不被这种焦虑所困扰，心无牵挂，无忧无虑地终其一生。可是对我这样的人，生来就要注定孤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岁岁年年不断追寻逝去双亲的身影。我们只有不断努力，竭尽全力完成使命。”这是石黑一雄在第五部小说《上海孤儿》里的一段话。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20世纪初期出生于中国上海的英国人克里斯多弗·班克斯。他的父母在他9岁时在上海神秘失踪，从此下落不明，年幼的班克斯被送回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班克斯成了著名的侦探。直到年近40，为解开他的身份之谜，也为证明他始终认定父母依然健在的期待，班克斯重回年少时代的上海。然而儿时的回忆不再甜美，失散的双亲不复可寻，这场寻亲之旅最后以失败告终。小说里有许多对上个世纪中国的真切描述。石黑一雄对旧中国的忠实呈现来自于祖父和父亲的讲述。
在《巴黎评论》第196期《石黑一雄访谈》中，他说：“我对三十年代的上海非常迷恋。它是现今的世界性大都会城市的原型，不同种族的人群居住在自己的小城区里。我祖父曾在那里工作。我父亲在那里出生。八十年代，我父亲带回了祖父住在那里时的相册。其中有很多是公司的照片。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还告诉我各种故事。”
没有高高在上的西方式批判，对于中国人内在的“民族性格”，石黑一雄也给予深情的着墨和同情的谅解。石黑一雄始终避免妄自判断，但也毫不掩饰地暴露20世纪初期历史的缺陷及帝国主义的弱点，既不畏惧英国传统的反华意识，也不为日本作出辩护，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体会。正因为石黑一雄是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作家，反而具有一种不带民族偏见与历史负担的洞察力。在众多题材中，石黑一雄尤其擅长处理这些关于回忆、时间的题材。万里寻亲、重回上海，这是男主角的生命行动，也是作者石黑一雄的文化流亡心境在特定题材上的折射。
石黑一雄对《巴黎评论》表达过自己的创作心态：“一个人的写作不仅是给不同国家的人看，更是写给不同的时代。”舍弃故乡的标签，舍弃写作时的负担和羁绊，石黑一雄以无“家”可归者的身份，安然立足于这个世界。
相对于大多数国内读者来说，石黑一雄算得上是陌生的名字，远不及他的“同乡”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普及度之高。所以，国内文学圈的普遍反应都是“意外”。实际上，石黑一雄的书很早就被引介到国内，但反响一直都很清淡，每本书的销量总共不会超过一万册。
“国际作家”
石黑一雄的成名之路，伴随着一系列误判和偶然。如同这个10月，当他被瑞典文学院授予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时，人们奔走相告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又一个日本作家得诺奖了，但不是村上春树。
这句话的错误显而易见——石黑一雄不是日本人，他是英国籍作家。他拥有的最纯粹日本特质，也许只有他的日本名字。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书市对“种族题材写作”开始感兴趣时，石黑一雄并非以自己的才华，而是以自己的出身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的风格总是被形容为“很日本”，他的小說《远山淡影》成为英国了解日本的一个管道。其实，石黑一雄对日本的了解，和普通英国人没什么差别。
5岁多移民英国后，他只在35岁时受一个日本基金会邀请回过一次日本，日语烂到“吓人”；他长期用英文写作，喜欢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模仿着写了维多利亚侦探小说叙事结构的故事；他听披头士和鲍勃·迪伦，留长发，期待自己成为摇滚巨星……
石黑一雄的血缘和移民经历，却又让他很难从英国获得身份认同。他只好不断地将自己的写作内容作战略性转移。写《长日留痕》，他选择了一个最为典型的英国式管家作为主角，以避开对他日本原籍的阅读想象；在《上海孤儿》里他是一个来到中国寻根的英国青年；在科幻小说《别离开我》中，他讲了一群克隆人的生命故事。
他与鲁西迪、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但他所具有的多元文化是自主选择，而非族群命运的拨弄，对文化殖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也不关心移民作家常写的“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样的内容，相反，他强调自己是在进行能够反映普遍经验的国际化创作。
所以，他常常把自己的坐标系建立在整个人类和世界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词里称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情感力量，挖掘了人类与世界虚幻联系下的黑洞”。
长期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村上春树评价石黑一雄的作品时，说他“发现了一种特别坦诚和温柔的品质，既亲切又自然”，同时也表示他小说里故事的发生地、时间可以任意换，人物也是。
“他的作品有一种日本人特有的细腻，这和英国作家有很大区别，但他这种细腻表现出一种柔情，又和日本作家有所区别。”作家止庵谈他对石黑一雄的阅读感受。作家蒋一谈评价：“他没有故乡意识的束缚，一直遵循着世界既离散，我手写我心的艺术理念。”
曾有人问石黑一雄是日本作家还是英国作家，他回答：“我是国际作家。”
关注“边缘人”和“浮世”的作家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他的祖父和父亲有一段在上海生活的经历，父亲身上带着些中国习性。5岁时，全家移民英国南部。石黑一雄开始接受全面的英国式教育，他所成长的吉尔古德镇有着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氛围。1973年在当地高中毕业后，石黑一雄先是在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庄园给女王做猎手，体验了一把苏格兰文化，后来因为对美国文化的迷恋，他搭便车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游历了3个月。大学时，石黑一雄又申请休学一年，去苏格兰中部和伦敦西部参加社会工作。这些经历，丰富着石黑一雄对不同文化的感知。
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记者曾对他说：“你非常独特的地方，是有一种随机应变的如变色龙般的能力。”英国评论家Kate kellaway也表达过大致相同的意思：“任何地方都不是他的家，但他似乎在每一处都很自在。”情感不根植于任何一个地方，让石黑一雄有了流动和变形的能力。
在石黑一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里，他以音乐人生为线索，创作了5个故事：郁郁不得志的餐厅乐手，风光不再的过气歌星，孤芳自赏的大提琴手，为求成功被迫整容的萨克斯手等等，人们总是对音乐一往情深，对生活却满腹牢骚。通过笔下人物或荒诞不经或令人唏嘘的遭遇，石黑一雄表达了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反思：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命运的嘲弄，才华的折磨，以及庞大社会机器控制下被压抑的情感……
很早时，就有人问石黑一雄以何种心态来写作。他的回答是：抱着对一类人的担忧来写作。1989年《当代评论》曾记录下他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这类人：他们努力工作，一生都努力地追求某些事物，全心全意地相信他们投身的是好的事业，到最后发现社会环境被他们变得杂乱无章，而这时他们已经步入晚年。
社会在变化，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石黑一雄对这类人群很感兴趣。他洞悉这类人的尴尬，将之所处的世界称为floating world（浮世）。在这样的世界里，有石黑一雄对他人悲哀的共鸣，对世相的共鸣，对在历史大浪中命如浮萍的小人物悲戚命运的共鸣。
带着这样的共鸣，石黑一雄在1989年出版了小说《长日留痕》。这是石黑一雄最出名的作品。他写这部小说时，仅花了四周时间完成。在这段时间里，石黑一雄断绝一切与外界的往来，每天早上9时至晚上10时埋首写作，所有家务由妻子一力承担。小说讲述英国一所大宅子里的管家史蒂文克制又遗憾的一生，是石黑一雄献给英国老派庄园的落日挽歌。
这本书让石黑一雄获得了布克奖，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告别有情天》，由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及艾玛·汤普森主演。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称这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教会了读者何谓生命与后悔。
无“家”可归的作家
“也许世上有人能够不被这种焦虑所困扰，心无牵挂，无忧无虑地终其一生。可是对我这样的人，生来就要注定孤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岁岁年年不断追寻逝去双亲的身影。我们只有不断努力，竭尽全力完成使命。”这是石黑一雄在第五部小说《上海孤儿》里的一段话。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20世纪初期出生于中国上海的英国人克里斯多弗·班克斯。他的父母在他9岁时在上海神秘失踪，从此下落不明，年幼的班克斯被送回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班克斯成了著名的侦探。直到年近40，为解开他的身份之谜，也为证明他始终认定父母依然健在的期待，班克斯重回年少时代的上海。然而儿时的回忆不再甜美，失散的双亲不复可寻，这场寻亲之旅最后以失败告终。小说里有许多对上个世纪中国的真切描述。石黑一雄对旧中国的忠实呈现来自于祖父和父亲的讲述。
在《巴黎评论》第196期《石黑一雄访谈》中，他说：“我对三十年代的上海非常迷恋。它是现今的世界性大都会城市的原型，不同种族的人群居住在自己的小城区里。我祖父曾在那里工作。我父亲在那里出生。八十年代，我父亲带回了祖父住在那里时的相册。其中有很多是公司的照片。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还告诉我各种故事。”
没有高高在上的西方式批判，对于中国人内在的“民族性格”，石黑一雄也给予深情的着墨和同情的谅解。石黑一雄始终避免妄自判断，但也毫不掩饰地暴露20世纪初期历史的缺陷及帝国主义的弱点，既不畏惧英国传统的反华意识，也不为日本作出辩护，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体会。正因为石黑一雄是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作家，反而具有一种不带民族偏见与历史负担的洞察力。在众多题材中，石黑一雄尤其擅长处理这些关于回忆、时间的题材。万里寻亲、重回上海，这是男主角的生命行动，也是作者石黑一雄的文化流亡心境在特定题材上的折射。
石黑一雄对《巴黎评论》表达过自己的创作心态：“一个人的写作不仅是给不同国家的人看，更是写给不同的时代。”舍弃故乡的标签，舍弃写作时的负担和羁绊，石黑一雄以无“家”可归者的身份，安然立足于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