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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中国社科院教授，被誉为最贴近高层的国家智囊，最接近底层的国策专家。在最近轰动全国的“钱云会死亡案”“微博救助乞讨儿童事件”中，又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人物。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具有极强的社会号召力。现实生活中，他竭尽所能为弱势群体说话，殚精竭虑为民众打抱不平。先后荣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奖”、《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人物”称号、《新周刊》“年度新锐人物”等。
少年于建嵘的“黑户”生涯
破旧的黑棉袄，半旧的棉布鞋，头发凌乱，满口浓重湖南腔，于建嵘看上去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你很难将眼前这个人与“中国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社科院教授”“48万粉丝的微博红人”等名称联系在一起。只是那副标志性的大黑框眼镜，隐隐约约地表明他的与众不同。
1962年，于建嵘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家庭。此后几十年，他有关农民的调查几乎全部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他熟悉这里的人民，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痛苦。
于建嵘的父亲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孤儿，经常在外面流浪，有一次在山里面遇到湘南游击队，这使得他很快成为一名游击队员。革命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祁东国营酿酒厂的负责人。
然而，就在于建嵘刚满5岁时，父亲转眼间就被反对派打成了“土匪”。母亲带着4个孩子一次次从县城被驱赶到湖南永州农村，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得他们丢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户籍档案。于是，一家人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
那个年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一切，因为那时候的所有消费品几乎都要凭票供应，没户口连粮票和布票都分不到。没有粮票，母亲就去粮站扫垃圾米，攒起来给一家人做饭；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染黑了做布料，找盲人裁缝给他做了件怪异的外套。
于建嵘7岁时，他的父亲找人说了很多好话，一所乡村小学才勉强同意接收于建嵘当插班生。然而，作为一个城市来的孩子，加上政治包袱，于建嵘一家经常被人指指点点，他也常被同村的孩子歧视。于建嵘记忆中的第一件新衣服没穿多久就被同龄人以驱逐“黑人”为借口强行撕烂。这时他的父亲突然出现，说自己刚好路过，于建嵘猜测当时父亲应该是特意来看他的。当时，父亲抱住他瘦小的身躯哭得极其伤心。每每说到此处，于建嵘眼圈总会发红，他说那是他生平唯一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当时，年仅7岁的于建嵘已体会到了底层小人物的辛酸。
1978年，于建嵘的父亲在平反4个月后因病去世，母亲因此也无法恢复工作，只能靠捡破烂来维持生计，并供养于建嵘姐弟读书。为了帮母亲讨回公道，同时也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姐姐带着于建嵘四处上访，然而却处处碰壁。16岁的于建嵘暗暗发誓，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读书改变“黑人”命运
命运在1979年发生了转折。那年高考，于建嵘被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录取了，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轰动方圆几百里呢”。谁也不曾想到，“黑人”于建嵘竟然能够成为全校（县高）考上大学的4名学生之一。
在大学里，于建嵘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同学。相同的命运让这帮热血青年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如何改革”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于建嵘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衡阳日报》做记者。在记者的岗位上，他曾独立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一个新闻和法律工作者的建议》。然而，不久后他便发现自己的想法有些可笑，因为身为记者的他所能做的太微不足道了，即使能帮助的也仅仅是个案和个人。
1987年，辞去记者职务的于建嵘改行当了律师，并成为中国第一批获得律师资格证的人。靠着给人打经济官司，没过多久，于建嵘便挣到了他认为“一辈子也花不完”的200万元。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后，于建嵘顿时感觉没有了奋斗目标，他买了一辆车，四处游走。然而，某一天朋友的话惊醒了他，建议他继续读书深造。
1997年，他考取了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徐勇教授的博士生，徐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徐教授建议于建嵘一定要俯下身子，走进乡间，了解真相。
1999年，当大部分毕业生整日埋头于图书馆寻找理论素材时，于建嵘却选择了走出校门，走进乡村。他沿着毛泽东上世纪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作为调查点。
记者、律师、学者的三重身份，让于建嵘对问题保持着高度敏感，他记录下每天在路上遇到的各种人以及见到的乡村变化。“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于建嵘说。历时两年的奔波，2001年，于建嵘终于完成了轰动学界的《岳村政治》，他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渐入公众视野。
随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荣誉纷至沓来：2003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2004年获《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称号，2005年获《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等等。
关注底层为底层呐喊
然而面对众多荣誉，于建嵘似乎并不在意。有时为了走访调查，他甚至放弃出席很多人羡慕的颁奖典礼。2004年起，他主张弱化乃至撤销信访制度。在随后半年的时间，于建嵘的大部分时间是和上访者们一起度过的。他去工厂，去黑矿，去乡村，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聊天。
不做调查的“私人时间”里，于建嵘喜欢待在京郊的四合院里，院中有他精心栽种的葡萄和青菜，而那只大灰狗也是他多年的忠实“伙伴”。这处类似北京四合院的宅第，是他7年前主动放弃社科院分配的楼房，而在京郊宋庄买的平房改建而成，他笑称“脚踏土地的幸福感来的更真实”。
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民众找到这里，向于建嵘哭诉喊冤。他们送来大量的“揭黑”材料，关乎农民土地、城市强拆、工人失业等。在他家里，有一间“黑材料”房，满满两面靠墙的书柜都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涉及全国2860个县。如今，这些举报信已经四五万封了，数量仍在上升。有时一些访民大清早5点就来拍门，于建嵘从不拒绝。最多的一天，于建嵘曾经接待过40多位访民。
于建嵘的电话号码、家庭地址、行程计划，几乎公开。访民们似乎知道于建嵘何时在家，何时出差。甚至前不久还有访民跟到浙江乐清去找他。“我现在就是一个透明人”，于建嵘笑称。他说即使有时候爱莫能助，但他也从未拒绝过访民们的倾诉，“总要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吧”。
课堂开骂当官的
近年来，除了接待上访者、做调查，于建嵘又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给官员们上课。此前，他是极为反感给官员讲课的，觉得“太虚了，不实在”。身为社科院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认为只有贴近底层老百姓，倾听底层声音，为底层呐喊，才是紧要的事情。
改变来自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那次课程的主题是“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几十名省部级高官的情绪一直不够高涨，然而当于建嵘尝试性地列举出邓玉娇案、瓮安、石首和上访村等事件的时候，他感到听众们顿时像“打了吗啡”，一下子活跃起来。下课后，高官们将于建嵘围得水泄不通。
于建嵘终于明白，“我讲的，其实很多官员是知道的，只是他们不敢讲不能讲，我在讲他们的心里话，所以有共鸣。”此后，他陆陆续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函，无一例外都是邀请他过去给官员们讲讲真话。
课堂上的于建嵘多数时间是温和地循循善诱，甚至略带调侃意味。他戏谑地“劝”官员们不要抽太好的烟，“即使想抽好烟也要换换盒子，要不然就会像周某人一样的下场”，也不要写日记，免得被网友人肉搜索。
课堂上，他讲“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讲“刚性稳定”的危险，也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大规模拆迁的隐患。讲到动情处，他怒斥官员们：“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由于每天面对无数访民的悲苦，于建嵘难免心中对官员有“怨气”，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课堂上对着“学生们”开骂，但他的“学生们”仍呼“过瘾”。
现在，于建嵘专门给官员讲课，忙得陀螺一样团团转。一年下来，就已经讲了100多场了，平均两天就有一场，有时一天甚至要赶两场。
这位终年奔走在乡间的草根学者意识到，官员和老百姓并不是水火不相容。
他在课堂上，播放上访者以及拆迁户的纪录片，这让很多官员潸然泪下。讲课并非没有效果。有一次，于建嵘在清华给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班讲课。课还没结束，一位负责拆迁的领导就给属下打电话，要求立即停止强拆，即使不能升官，“我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啊”。这让于建嵘颇感欣慰，“我的课没有白讲。”
微博红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课都有成效。外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于建嵘甚至被贴上“喜欢到处乱讲话”“脑子里少根筋”的标签。
一些官员听完课根本不领情，最典型的是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2010年11月，于建嵘在其微博中描述道：“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700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在于建嵘看来，这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并非一时冲动针对陈晓平个人。这段博文，很快被转发超过5000次，评论超过3000条，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
微博给了于建嵘新的话语权，他仿佛找到了一把利器。除了频繁出入官场讲课之外，他成了“微博控”。在微博上，凡是关乎百姓疾苦的事情，他总是第一个知晓。开微博才几个月，他的粉丝已经超过48万人。他的微博时时处处坚守底层立场，为底层呐喊。他关注上访、拆迁、维稳、打拐等社会热点问题，是为数不多的敢说真话的微博名人。
此后，于建嵘开始利用网络做善事。
2010年圣诞节，他办起圣诞流水席。他在微博上发出邀请消息，4天内招待了不少的来访者，据他估计，连同赶来的网友、学者、学生和官员，大约招待了800多人。
2010年12月29日，他启动“让失屋农民过冬”活动：凡经网友认定在最近3年被强拆而失屋无处安身的农民，将给其寄去1000至2000元过冬费。经费由私人或企业赞助，拒绝学生和工薪人士捐款，爱心人士可直接与受捐人联系。此活动，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踊跃响应，给很多困难户送去了温暖。
2011年1月17日，失踪儿童杨伟鑫的母亲给于建嵘发了一封求助信，由此掀起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浪潮。于建嵘意识到，很多被拐儿童最终都沦落成不法分子的“乞讨工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人为致残，以招来路人的怜悯。随着更多网友的关注，以及越来越多的失子家庭的哭诉，于建嵘发现，这只是冰山一角。唯有发动网友的强大力量，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乞讨儿童重回家庭。“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官方微博被建立起来。随后，立刻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和支持。短短数日，就有无数网友留言，并发布寻子信息数千条。
于建嵘再一次成为舆论人物，北京宋庄小堡村再一次人声鼎沸。
少年于建嵘的“黑户”生涯
破旧的黑棉袄，半旧的棉布鞋，头发凌乱，满口浓重湖南腔，于建嵘看上去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你很难将眼前这个人与“中国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社科院教授”“48万粉丝的微博红人”等名称联系在一起。只是那副标志性的大黑框眼镜，隐隐约约地表明他的与众不同。
1962年，于建嵘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家庭。此后几十年，他有关农民的调查几乎全部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他熟悉这里的人民，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痛苦。
于建嵘的父亲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孤儿，经常在外面流浪，有一次在山里面遇到湘南游击队，这使得他很快成为一名游击队员。革命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祁东国营酿酒厂的负责人。
然而，就在于建嵘刚满5岁时，父亲转眼间就被反对派打成了“土匪”。母亲带着4个孩子一次次从县城被驱赶到湖南永州农村，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得他们丢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户籍档案。于是，一家人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
那个年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一切，因为那时候的所有消费品几乎都要凭票供应，没户口连粮票和布票都分不到。没有粮票，母亲就去粮站扫垃圾米，攒起来给一家人做饭；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染黑了做布料，找盲人裁缝给他做了件怪异的外套。
于建嵘7岁时，他的父亲找人说了很多好话，一所乡村小学才勉强同意接收于建嵘当插班生。然而，作为一个城市来的孩子，加上政治包袱，于建嵘一家经常被人指指点点，他也常被同村的孩子歧视。于建嵘记忆中的第一件新衣服没穿多久就被同龄人以驱逐“黑人”为借口强行撕烂。这时他的父亲突然出现，说自己刚好路过，于建嵘猜测当时父亲应该是特意来看他的。当时，父亲抱住他瘦小的身躯哭得极其伤心。每每说到此处，于建嵘眼圈总会发红，他说那是他生平唯一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当时，年仅7岁的于建嵘已体会到了底层小人物的辛酸。
1978年，于建嵘的父亲在平反4个月后因病去世，母亲因此也无法恢复工作，只能靠捡破烂来维持生计，并供养于建嵘姐弟读书。为了帮母亲讨回公道，同时也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姐姐带着于建嵘四处上访，然而却处处碰壁。16岁的于建嵘暗暗发誓，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读书改变“黑人”命运
命运在1979年发生了转折。那年高考，于建嵘被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录取了，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轰动方圆几百里呢”。谁也不曾想到，“黑人”于建嵘竟然能够成为全校（县高）考上大学的4名学生之一。
在大学里，于建嵘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同学。相同的命运让这帮热血青年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如何改革”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于建嵘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衡阳日报》做记者。在记者的岗位上，他曾独立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一个新闻和法律工作者的建议》。然而，不久后他便发现自己的想法有些可笑，因为身为记者的他所能做的太微不足道了，即使能帮助的也仅仅是个案和个人。
1987年，辞去记者职务的于建嵘改行当了律师，并成为中国第一批获得律师资格证的人。靠着给人打经济官司，没过多久，于建嵘便挣到了他认为“一辈子也花不完”的200万元。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后，于建嵘顿时感觉没有了奋斗目标，他买了一辆车，四处游走。然而，某一天朋友的话惊醒了他，建议他继续读书深造。
1997年，他考取了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徐勇教授的博士生，徐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徐教授建议于建嵘一定要俯下身子，走进乡间，了解真相。
1999年，当大部分毕业生整日埋头于图书馆寻找理论素材时，于建嵘却选择了走出校门，走进乡村。他沿着毛泽东上世纪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作为调查点。
记者、律师、学者的三重身份，让于建嵘对问题保持着高度敏感，他记录下每天在路上遇到的各种人以及见到的乡村变化。“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于建嵘说。历时两年的奔波，2001年，于建嵘终于完成了轰动学界的《岳村政治》，他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渐入公众视野。
随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荣誉纷至沓来：2003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2004年获《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称号，2005年获《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等等。
关注底层为底层呐喊
然而面对众多荣誉，于建嵘似乎并不在意。有时为了走访调查，他甚至放弃出席很多人羡慕的颁奖典礼。2004年起，他主张弱化乃至撤销信访制度。在随后半年的时间，于建嵘的大部分时间是和上访者们一起度过的。他去工厂，去黑矿，去乡村，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聊天。
不做调查的“私人时间”里，于建嵘喜欢待在京郊的四合院里，院中有他精心栽种的葡萄和青菜，而那只大灰狗也是他多年的忠实“伙伴”。这处类似北京四合院的宅第，是他7年前主动放弃社科院分配的楼房，而在京郊宋庄买的平房改建而成，他笑称“脚踏土地的幸福感来的更真实”。
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民众找到这里，向于建嵘哭诉喊冤。他们送来大量的“揭黑”材料，关乎农民土地、城市强拆、工人失业等。在他家里，有一间“黑材料”房，满满两面靠墙的书柜都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涉及全国2860个县。如今，这些举报信已经四五万封了，数量仍在上升。有时一些访民大清早5点就来拍门，于建嵘从不拒绝。最多的一天，于建嵘曾经接待过40多位访民。
于建嵘的电话号码、家庭地址、行程计划，几乎公开。访民们似乎知道于建嵘何时在家，何时出差。甚至前不久还有访民跟到浙江乐清去找他。“我现在就是一个透明人”，于建嵘笑称。他说即使有时候爱莫能助，但他也从未拒绝过访民们的倾诉，“总要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吧”。
课堂开骂当官的
近年来，除了接待上访者、做调查，于建嵘又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给官员们上课。此前，他是极为反感给官员讲课的，觉得“太虚了，不实在”。身为社科院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认为只有贴近底层老百姓，倾听底层声音，为底层呐喊，才是紧要的事情。
改变来自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那次课程的主题是“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几十名省部级高官的情绪一直不够高涨，然而当于建嵘尝试性地列举出邓玉娇案、瓮安、石首和上访村等事件的时候，他感到听众们顿时像“打了吗啡”，一下子活跃起来。下课后，高官们将于建嵘围得水泄不通。
于建嵘终于明白，“我讲的，其实很多官员是知道的，只是他们不敢讲不能讲，我在讲他们的心里话，所以有共鸣。”此后，他陆陆续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函，无一例外都是邀请他过去给官员们讲讲真话。
课堂上的于建嵘多数时间是温和地循循善诱，甚至略带调侃意味。他戏谑地“劝”官员们不要抽太好的烟，“即使想抽好烟也要换换盒子，要不然就会像周某人一样的下场”，也不要写日记，免得被网友人肉搜索。
课堂上，他讲“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讲“刚性稳定”的危险，也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大规模拆迁的隐患。讲到动情处，他怒斥官员们：“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由于每天面对无数访民的悲苦，于建嵘难免心中对官员有“怨气”，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课堂上对着“学生们”开骂，但他的“学生们”仍呼“过瘾”。
现在，于建嵘专门给官员讲课，忙得陀螺一样团团转。一年下来，就已经讲了100多场了，平均两天就有一场，有时一天甚至要赶两场。
这位终年奔走在乡间的草根学者意识到，官员和老百姓并不是水火不相容。
他在课堂上，播放上访者以及拆迁户的纪录片，这让很多官员潸然泪下。讲课并非没有效果。有一次，于建嵘在清华给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班讲课。课还没结束，一位负责拆迁的领导就给属下打电话，要求立即停止强拆，即使不能升官，“我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啊”。这让于建嵘颇感欣慰，“我的课没有白讲。”
微博红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课都有成效。外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于建嵘甚至被贴上“喜欢到处乱讲话”“脑子里少根筋”的标签。
一些官员听完课根本不领情，最典型的是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2010年11月，于建嵘在其微博中描述道：“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700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在于建嵘看来，这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并非一时冲动针对陈晓平个人。这段博文，很快被转发超过5000次，评论超过3000条，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
微博给了于建嵘新的话语权，他仿佛找到了一把利器。除了频繁出入官场讲课之外，他成了“微博控”。在微博上，凡是关乎百姓疾苦的事情，他总是第一个知晓。开微博才几个月，他的粉丝已经超过48万人。他的微博时时处处坚守底层立场，为底层呐喊。他关注上访、拆迁、维稳、打拐等社会热点问题，是为数不多的敢说真话的微博名人。
此后，于建嵘开始利用网络做善事。
2010年圣诞节，他办起圣诞流水席。他在微博上发出邀请消息，4天内招待了不少的来访者，据他估计，连同赶来的网友、学者、学生和官员，大约招待了800多人。
2010年12月29日，他启动“让失屋农民过冬”活动：凡经网友认定在最近3年被强拆而失屋无处安身的农民，将给其寄去1000至2000元过冬费。经费由私人或企业赞助，拒绝学生和工薪人士捐款，爱心人士可直接与受捐人联系。此活动，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踊跃响应，给很多困难户送去了温暖。
2011年1月17日，失踪儿童杨伟鑫的母亲给于建嵘发了一封求助信，由此掀起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浪潮。于建嵘意识到，很多被拐儿童最终都沦落成不法分子的“乞讨工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人为致残，以招来路人的怜悯。随着更多网友的关注，以及越来越多的失子家庭的哭诉，于建嵘发现，这只是冰山一角。唯有发动网友的强大力量，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乞讨儿童重回家庭。“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官方微博被建立起来。随后，立刻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和支持。短短数日，就有无数网友留言，并发布寻子信息数千条。
于建嵘再一次成为舆论人物，北京宋庄小堡村再一次人声鼎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