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嫌家穷
　　1968年，我16岁，结束十年寒窗的学生时代，回乡当了农民。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老送终，所谓的传统农民的生存套路在我眼前渐次展现开来。
　　那是一个冬日里的晴天，正赶镇上集市。逢农历二五八，是集市，乡人叫过会。会散之后，我像一只小羊跟在祖父和媒人身后，去相媳婦。沿着长长的铁路走了十多里，又途经羊肠小道，翻过高高的山梁，再登上山塬，浑身汗涔涔地进了一家种着洋槐树的小土院。未来的丈母娘热情地让我们坐在热炕上，走进土院的一个秀气的女娃，小辫齐肩，悠悠地抖擞着。
　　之后，“小辫”随母亲来到我家看家境，不嫌家穷，不挑我样。我也看中她的相貌，只是她幼年辍学，没文化。我想，农家媳妇只要认得钱、粮票和布证，算得清工分账，就行了。身体健康、劳动好，尤其为人谦和、晓得事理，就是好媳妇。过了几天，两家人到城里吃酒席，订婚谢媒，然后照相、扯布、做衣服。我平生第一次吃到糖醋里脊这道菜，酸甜交融，感慨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走到照相馆门口，我和她不约而同地甩开家人，一起赶上前去推门，竟成了幸福的定格。门未开，我们被关在门外，于是爱情与幸运之门便拒绝了我和她，之后我也不曾与她拍过一张合影。
　　因钱生怨
　　最困扰家人的是这桩婚事的彩礼———720元，得在嫁娶前交割清。当时的彩礼少则500元，多则1000元，我问的媳妇价码居中。冰天雪地，我挑一担百十斤重的柿子去20里外的城里叫卖，一毛钱四个，鸡叫出门，赶黑回家，得款三元左右。一头猪，母亲从春喂到冬，赚钱百元不到。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每个劳动日三毛七分钱，年底分红时扣除口粮钱，剩不了百八十块。算算这笔账，彩礼便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千人一理，行情在市上，谁也怨不得规矩———大人欠娃的是一个媳妇一间房，孩子欠老人的是一副棺木，这是乡里人的规矩。我明白其间事理，但受心理压力的影响，难免有迁怨对方的时候。
　　不久后，我当了一家水泥厂的开山矿工，月薪34元，省吃俭用，总算清了彩礼。两年后，我到西安上了大学，一餐饭想多吃一个五分钱的馍也成了奢望。我过年去给未来丈人拜年，想讨个费用，每次得到的不过一二十元，觉得很扫兴。这又让我难免迁怨于无辜的“小辫”，甚至在我幼稚的心里有一种抵触“买卖婚姻”的冲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认为不是说我，但我还是心虚。如何了却这桩婚事，成了我的心病。老实说，此时的我并无其他对象，来往的女子中，我不奢望与她们发展关系，主要是我自卑，只因为我不是城里人。
　　这时候，“小辫”在老家高高的山塬上修地送肥，拉着架子车疯跑。她期待着当了大学生的女婿娃来信，但是信愈来愈少，她的心事愈来愈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读不懂我的信的，甚至许多字都不认识。她寄给我的情书，也是她的一个上中学的堂弟代写的。这简直让我蒙了。
　　凄美分手
　　记得最后一次在她家，我看到了她的一张照片，四寸大，很好看。尽管那时我已心猿意马，但还是想得到这张照片。她不给，我伸手去夺，她的小辫扫在我的脸上麻酥酥的，同时我奇异地感触到彼此手臂贴肤的温存。然后我们触电般分开，像犯了错误似的不敢对视。在我们订婚的六年里，这是唯一的一次亲昵，因而难忘。
　　我们在麦穗扬花的季节分手，我送她回家，顺路去赶火车上学校。我和她都默默地走，各自揣摩心事。黄土路弯弯曲曲，藏在半人高的麦海里。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柿树的树阴里歇息，坐下来，依然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伤、叹息、艾怨、无奈，各自心底悄悄流淌的是一条无名的河。她玩弄着辫梢，始终一言不发。就在临分手的三岔路口，我们驻足，她说：“去我家吧！”她在乞求我，神色凄美无限。我还是硬着头皮拿定主意说：“不了。”她泪如泉涌，掩面回头，甩了一下小辫，快步踏上回家的路。我呆立在风里，她未回首，消失在小路的尽头。我的脚很沉，“一碗凉水一张纸”，卖了良心的是我，负心郎是我，伪君子还是我。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西安当记者，数九寒冬的天去陕北采访。返程路过老家时，在小城郊野的铁路旁，又奇迹般地遇到“小辫”。那时我头发很长，胡子好久也未刮过，裹着件棉大衣，一副流浪汉的样子。过铁道时，一位留短发、抱小孩的小媳妇在我面前站住了。她望着我，我不认识她，径直走了过去。不对！我的心砰地碎了！她不就是我曾经的“小辫”吗？我站住脚，回首望去，不可名状。这一次，是她驻足守望，而我却走开了。走好远了，我回头望望，她还立在风中。回到家，我告诉祖父在路上看到她的情景，祖父嫌我没搭话，老人家长长叹了一口气，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