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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最具有强烈的时代感，随着时代变迁、生活环境、个人地位、经济与文化、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服装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而变化、丰富多彩，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要求、经济水平、文化水准及人的国家观念。
【关键词】洋服；生活改善运动；民主主义
[Abstract] Costume is quite typical of the times， always in a position of transmutation of the times， living environment， personal status， economy & culture and aesthetic ideas. It takes pl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rich and colorful， and reflects the political demands， economic & cultural levels and the concept of stat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Key words] Western-style clothes；living improvement movement；democracy
1.引言
和服虽适应日本的自然气候，却并非始终适应社会政治气候。继1804年英舰撞开中国的门户后，1853年英舰又叩开了日本的海禁大门。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大量涌进中，日本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发挥了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进行了明治维新。日本政府为了改变贫国弱国的现象大力推行维新，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口号拉开了日本近代化的序幕。明治天皇带头力行西化。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天皇颁布勅谕，宣告：“朕今断然更服制，使风俗一新”。随着这一勅谕的颁布，邮政、铁路、军队、警察等公务员的服装开始以“洋服”为样服进行统一，即军服和官服成了日本服装“洋服化”的先驱。明治五年（1872年），太政官布告废除高级官员穿着的直衣和狩衣。规定正式活动的礼服为西服并积极倡导官员穿西装。明治六年（1873年），天皇自己剪去发髻蓄留短发。由于政府的提倡上行下效，一时间西服、断发、西餐十分流行并洋化，成为时髦的社会风尚。明治维新对“世相一新”的要求，推动日本的和服洋装化进入了划时代的变革。进入大正时期，政府呼吁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大正民主时代伴随着普选运动、农民和劳工运动蓬勃开展，“洋服化”得到进一步推动。
2.生活改善运动对服装改良的影响
大正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抬头波及到了日本，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及农民等劳动大众的劳工运动蓬勃开展，日本由于未受战争灾害影响，加之军需产业与出口产业急速扩大，国内经济空前繁荣，但由此引起通货膨胀造成生活费暴涨而使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大正8年（1918年），日本富山县主妇们由于米价暴涨过快爆发了袭警的大米骚动事件，继而波及到全国，劳动妇女开始大规模的罢工并进行示威游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大正到昭和初期，日本政府主导了一场以解决由于物价暴涨过快造成民众生活困难为目的而大力重视家庭生活的生活改善运动，改善运动着眼于以下三点[1]：一是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不同背负着多额的负债，国民生活处于慢性不景气，改善运动是为阻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的好转而引起的国民生活趋于奢侈化倾向；二是近代以来，日本把欧美视为模范，为了提高国家地位就要摈弃陋习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是此次国民生活改善运动的当务之急；三是通过运动要培养出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活跃的欧洲妇女，持有坚固的国家观念和合理的家政能力，符合新时代的贤妻良母。
1920年生活改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主要旨意在于督促引导国民思想觉醒，从衣、食、住、社交等方面省去一切不必要的奢侈，回归简朴生活样式从而达到生活改善的合理化，创建日本国家稳定发展。生活改善同盟会按照会规组建了各类调查委员会，其中服装改善调查委员会由工学博士、教育家、内务省官僚、洋装及和装裁缝技师等26人组成，其中女性委员12名。关于男性、女性、儿童的服装改善提出了服装改善过渡期要积极推行奖励童装迅速向洋服变革，男性、女性的服装裁剪、制作、穿着方面暂且可以和洋两用的建言。
2.1生活改善运动中针对和服改善的规定
生活改善同盟会于大正12年（1923年）2月正式颁布了[2]“生活改善调查决定事项”，其中关于服装改革做了如下决定：一是衣服的构造及式样尽可能简单，避免繁琐制作，使其不要妨碍肢体运动自由；二是裁剪、缝制、穿着方法不要拘泥于旧习；三是把单幅面料改成双幅面料制；四是鼓励和服面料使用单色或两种以上的色线面料；五是鼓励和服面料使用棉布和毛棉布；六是尽量减少闲置衣服来节约置装费；七是废除多层穿着的棉衣改用内衣来调节冷暖；八是鼓励利用定做成衣；九是尽可能的穿着鞋子。关于女性与童装的规定事项，生活改善委员会认为女性衣服应循序渐进的向洋服改良，儿童服装则必须尽快改为西式服装，同时公示了男童、女童、婴儿洋服的款式，并使用图示来讲解男女童装的制作方法。千方百计进行的改良服到了实行阶段谁都不情愿去穿，此次的服装改善不能为保存表面现象的国粹或是一时过于强烈的虚荣心而固执己见，衣生活改善的重点不仅仅限于改良服的方针，而是通过改良直接过渡到洋装。这一时期，日本羊毛、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为和服洋服化提供了物质的保障。男式服装方面，由于国外设计技术的大量引进，并针对日本人的体型做了修正，西服日渐成为男性服装主流。女式服装则由于妇女就业范围的扩大，职业妇女的剧增，使简便易行地洋服逐渐开始流行。
2.2 市民洋装的成立
大正民主主义时期，随着生活运动的推进，持有新思想的教育家、女学生及职业女性成为了推动市民洋装化的旗手。被誉为日本大正新女性杂志《青踏》的创办者平冢雷鸟和市川房枝率先以洋装的姿态出现在新妇女协会讲演会上，随后在东京都内女性们穿着洋装散发要求女性参政权的传单，把穿着洋服作为主张女权意识和对付传统势力的一个有力武器。女学生的洋装化是从制定校服着手的。大正8年（1919年），山胁女子高中、女子医专和明华齿科女校规定校服采用洋服。白色衣领、深蓝色连衣裙、戴着卓别林式圆形小帽的山胁女子高中的校服是由全体教员共同设计创作的。校长山胁房子在规定学生校服为洋服的同时积极要求全体女教员也洋装化，女教员各自的洋服制作费用在校长承诺支付半额的热情中得以实现。然而女校服高额的制作费用是当时月收入少于100日元以下的工薪家庭很难承担的，顺应当时服装改善运动推进的大多是家庭富裕的私立女子学校。 真正让洋装在市民中推广开来的是大正时期经济不景气迫使女性外出工作及大正12年（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的两大客观原因。大正时期，由于经济不景气家庭生活不能仅依靠男子，一部分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妇女就业范围的扩大，职业妇女的剧增，使“洋服”逐渐被女性接受。由于当时职业女性中教员的收入最高，她们是实现洋装化最早的人群，之后女性事务员、店员的制服开始半洋装化。大正8年（1919年），东京开通了蓝色的公交车，让穿着白领洋服工作服的女性为司乘人员，随后大阪市也开通了公交车由女性司乘人员工作服为红领制服而被人们俗称为“红领女孩”。随着各地开通路面电车，采用女性司乘人员的增多，汽运公司给女性职员一年发放两次工作制服。职业工服成了女子员工从事各工种的必需品。生活改善的社会改良主义兴起和妇女洋服同盟、服装改良会等组织相继成立，为推动洋装化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正12年（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死伤人数约数十万[3]，此次震灾多为着和服女性，由于繁琐的和服着装造成逃脱不便而成为牺牲品。许多家庭主妇提出从灾害经验中痛定思过，要对生活改善下新功夫以新想法、新样式达到生活简朴花、合理化。这次事件又一次成为倡导推进洋装化的导火索，灾后男性洋服达到了彻底化，女性洋服也向着便宜简单的成衣方向发展，大阪很快成为男子成衣发展最快的中心地。大阪有一家名为“外套屋”的成衣制造者，售出了一种称之为套头衣的简易连衣裙，由于穿着方便立刻被推广开来，一件只需80-90钱。 在东京和大阪，作为劳动阶级夏天的服饰流行到了昭和初年。震灾之后，从废墟中复兴的东京用美式钢筋混泥土来休整道路及各种设施，诞生了一个被誉为“新东京”的现代化都市。以受灾较轻的丸之内的办公街为中心，从涩谷、新宿向郊外扩展。震灾为契机，东京的建筑、家具、服装都以20世纪欧美的摩登样式为样本迈出了复兴之步，变貌的都市里出现了摩登少男少女。摩登的少女的特征是短发、洋装、西式化妆，摩登女郎引领着新时尚。大正末期，摩登少男戴着锅灶冒，系着红色领带，穿着裤口很大的喇叭裤，鼻下留一点胡须，两耳留着长鬓角，手持打球棍最为流行。从昭和初年开始，摩登少女剪着短发，穿着高跟鞋和超短裙，拔着细长的眉毛，涂着腮红和浓厚的口红的打扮越来越流行。一般女性对摩登少女投去的是蔑视的目光，批判摩登少女是官能性的女性。然而摩登少女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流行现象的力量，对日后日本物质文明脱离旧俗向欧化迈进指示了方向。
3.结论
纵观日本服饰的洋化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日本近代服饰的文明化处于急进与民主主义思想兴起的背景下，开创了日本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的先河，它确立了日本服饰文化趋于合理主义、洋化的文化生活及生活样式。在近代女性服饰的变化过程中，西洋文化的冲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主要是日本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得力才得以实施的。和洋兼容的服饰改革措施使之既能引来外来服饰文化又能保存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女性服饰变革虽然潮起潮落，几经轮回，但总体来说，它的每一次轮回都不是回到原点而是和洋并存，其服饰改革持有开放性、连续性、合理性，确保了其对生活样式的调控作用，同时也确保了其民族衣生活对外文化的开放和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从日本服饰的洋化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首先，日本人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日本的近代化改革是互为表里的，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受政治经济的影响，服饰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趋向适体、方便，在民族文化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出现了倡导以和洋并重的改良服为主的服饰新格局。其次，洋装化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意识特征和文化思想特征，政府的主导让衣冠等级消失，服饰、纹样、色调等方面的种种禁忌被冲破，洋装化出于实用目的而逐渐被民众接受。日本服饰洋化的内因是以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为端点，在民主主义思想兴起的背景下和生活改善运动中不断完善的，不难看出西方服饰文化的冲击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服饰的洋化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推动得以实施的。
参考文献：
[1] 中嶌邦.大正时期的生活改善运动[J].史竹，1974，（15）：54-56 .
[2] 中山千代.市民洋装的成立 [J].立正史学，1964，（28）：63-68.
[3] 南博.大正文化[M].日本：岩波书店，1987：146-146.
【关键词】洋服；生活改善运动；民主主义
[Abstract] Costume is quite typical of the times， always in a position of transmutation of the times， living environment， personal status， economy & culture and aesthetic ideas. It takes pl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rich and colorful， and reflects the political demands， economic & cultural levels and the concept of stat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Key words] Western-style clothes；living improvement movement；democracy
1.引言
和服虽适应日本的自然气候，却并非始终适应社会政治气候。继1804年英舰撞开中国的门户后，1853年英舰又叩开了日本的海禁大门。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大量涌进中，日本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发挥了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进行了明治维新。日本政府为了改变贫国弱国的现象大力推行维新，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口号拉开了日本近代化的序幕。明治天皇带头力行西化。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天皇颁布勅谕，宣告：“朕今断然更服制，使风俗一新”。随着这一勅谕的颁布，邮政、铁路、军队、警察等公务员的服装开始以“洋服”为样服进行统一，即军服和官服成了日本服装“洋服化”的先驱。明治五年（1872年），太政官布告废除高级官员穿着的直衣和狩衣。规定正式活动的礼服为西服并积极倡导官员穿西装。明治六年（1873年），天皇自己剪去发髻蓄留短发。由于政府的提倡上行下效，一时间西服、断发、西餐十分流行并洋化，成为时髦的社会风尚。明治维新对“世相一新”的要求，推动日本的和服洋装化进入了划时代的变革。进入大正时期，政府呼吁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大正民主时代伴随着普选运动、农民和劳工运动蓬勃开展，“洋服化”得到进一步推动。
2.生活改善运动对服装改良的影响
大正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抬头波及到了日本，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及农民等劳动大众的劳工运动蓬勃开展，日本由于未受战争灾害影响，加之军需产业与出口产业急速扩大，国内经济空前繁荣，但由此引起通货膨胀造成生活费暴涨而使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大正8年（1918年），日本富山县主妇们由于米价暴涨过快爆发了袭警的大米骚动事件，继而波及到全国，劳动妇女开始大规模的罢工并进行示威游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大正到昭和初期，日本政府主导了一场以解决由于物价暴涨过快造成民众生活困难为目的而大力重视家庭生活的生活改善运动，改善运动着眼于以下三点[1]：一是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不同背负着多额的负债，国民生活处于慢性不景气，改善运动是为阻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的好转而引起的国民生活趋于奢侈化倾向；二是近代以来，日本把欧美视为模范，为了提高国家地位就要摈弃陋习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是此次国民生活改善运动的当务之急；三是通过运动要培养出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活跃的欧洲妇女，持有坚固的国家观念和合理的家政能力，符合新时代的贤妻良母。
1920年生活改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主要旨意在于督促引导国民思想觉醒，从衣、食、住、社交等方面省去一切不必要的奢侈，回归简朴生活样式从而达到生活改善的合理化，创建日本国家稳定发展。生活改善同盟会按照会规组建了各类调查委员会，其中服装改善调查委员会由工学博士、教育家、内务省官僚、洋装及和装裁缝技师等26人组成，其中女性委员12名。关于男性、女性、儿童的服装改善提出了服装改善过渡期要积极推行奖励童装迅速向洋服变革，男性、女性的服装裁剪、制作、穿着方面暂且可以和洋两用的建言。
2.1生活改善运动中针对和服改善的规定
生活改善同盟会于大正12年（1923年）2月正式颁布了[2]“生活改善调查决定事项”，其中关于服装改革做了如下决定：一是衣服的构造及式样尽可能简单，避免繁琐制作，使其不要妨碍肢体运动自由；二是裁剪、缝制、穿着方法不要拘泥于旧习；三是把单幅面料改成双幅面料制；四是鼓励和服面料使用单色或两种以上的色线面料；五是鼓励和服面料使用棉布和毛棉布；六是尽量减少闲置衣服来节约置装费；七是废除多层穿着的棉衣改用内衣来调节冷暖；八是鼓励利用定做成衣；九是尽可能的穿着鞋子。关于女性与童装的规定事项，生活改善委员会认为女性衣服应循序渐进的向洋服改良，儿童服装则必须尽快改为西式服装，同时公示了男童、女童、婴儿洋服的款式，并使用图示来讲解男女童装的制作方法。千方百计进行的改良服到了实行阶段谁都不情愿去穿，此次的服装改善不能为保存表面现象的国粹或是一时过于强烈的虚荣心而固执己见，衣生活改善的重点不仅仅限于改良服的方针，而是通过改良直接过渡到洋装。这一时期，日本羊毛、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为和服洋服化提供了物质的保障。男式服装方面，由于国外设计技术的大量引进，并针对日本人的体型做了修正，西服日渐成为男性服装主流。女式服装则由于妇女就业范围的扩大，职业妇女的剧增，使简便易行地洋服逐渐开始流行。
2.2 市民洋装的成立
大正民主主义时期，随着生活运动的推进，持有新思想的教育家、女学生及职业女性成为了推动市民洋装化的旗手。被誉为日本大正新女性杂志《青踏》的创办者平冢雷鸟和市川房枝率先以洋装的姿态出现在新妇女协会讲演会上，随后在东京都内女性们穿着洋装散发要求女性参政权的传单，把穿着洋服作为主张女权意识和对付传统势力的一个有力武器。女学生的洋装化是从制定校服着手的。大正8年（1919年），山胁女子高中、女子医专和明华齿科女校规定校服采用洋服。白色衣领、深蓝色连衣裙、戴着卓别林式圆形小帽的山胁女子高中的校服是由全体教员共同设计创作的。校长山胁房子在规定学生校服为洋服的同时积极要求全体女教员也洋装化，女教员各自的洋服制作费用在校长承诺支付半额的热情中得以实现。然而女校服高额的制作费用是当时月收入少于100日元以下的工薪家庭很难承担的，顺应当时服装改善运动推进的大多是家庭富裕的私立女子学校。 真正让洋装在市民中推广开来的是大正时期经济不景气迫使女性外出工作及大正12年（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的两大客观原因。大正时期，由于经济不景气家庭生活不能仅依靠男子，一部分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妇女就业范围的扩大，职业妇女的剧增，使“洋服”逐渐被女性接受。由于当时职业女性中教员的收入最高，她们是实现洋装化最早的人群，之后女性事务员、店员的制服开始半洋装化。大正8年（1919年），东京开通了蓝色的公交车，让穿着白领洋服工作服的女性为司乘人员，随后大阪市也开通了公交车由女性司乘人员工作服为红领制服而被人们俗称为“红领女孩”。随着各地开通路面电车，采用女性司乘人员的增多，汽运公司给女性职员一年发放两次工作制服。职业工服成了女子员工从事各工种的必需品。生活改善的社会改良主义兴起和妇女洋服同盟、服装改良会等组织相继成立，为推动洋装化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正12年（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死伤人数约数十万[3]，此次震灾多为着和服女性，由于繁琐的和服着装造成逃脱不便而成为牺牲品。许多家庭主妇提出从灾害经验中痛定思过，要对生活改善下新功夫以新想法、新样式达到生活简朴花、合理化。这次事件又一次成为倡导推进洋装化的导火索，灾后男性洋服达到了彻底化，女性洋服也向着便宜简单的成衣方向发展，大阪很快成为男子成衣发展最快的中心地。大阪有一家名为“外套屋”的成衣制造者，售出了一种称之为套头衣的简易连衣裙，由于穿着方便立刻被推广开来，一件只需80-90钱。 在东京和大阪，作为劳动阶级夏天的服饰流行到了昭和初年。震灾之后，从废墟中复兴的东京用美式钢筋混泥土来休整道路及各种设施，诞生了一个被誉为“新东京”的现代化都市。以受灾较轻的丸之内的办公街为中心，从涩谷、新宿向郊外扩展。震灾为契机，东京的建筑、家具、服装都以20世纪欧美的摩登样式为样本迈出了复兴之步，变貌的都市里出现了摩登少男少女。摩登的少女的特征是短发、洋装、西式化妆，摩登女郎引领着新时尚。大正末期，摩登少男戴着锅灶冒，系着红色领带，穿着裤口很大的喇叭裤，鼻下留一点胡须，两耳留着长鬓角，手持打球棍最为流行。从昭和初年开始，摩登少女剪着短发，穿着高跟鞋和超短裙，拔着细长的眉毛，涂着腮红和浓厚的口红的打扮越来越流行。一般女性对摩登少女投去的是蔑视的目光，批判摩登少女是官能性的女性。然而摩登少女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流行现象的力量，对日后日本物质文明脱离旧俗向欧化迈进指示了方向。
3.结论
纵观日本服饰的洋化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日本近代服饰的文明化处于急进与民主主义思想兴起的背景下，开创了日本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的先河，它确立了日本服饰文化趋于合理主义、洋化的文化生活及生活样式。在近代女性服饰的变化过程中，西洋文化的冲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主要是日本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得力才得以实施的。和洋兼容的服饰改革措施使之既能引来外来服饰文化又能保存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女性服饰变革虽然潮起潮落，几经轮回，但总体来说，它的每一次轮回都不是回到原点而是和洋并存，其服饰改革持有开放性、连续性、合理性，确保了其对生活样式的调控作用，同时也确保了其民族衣生活对外文化的开放和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从日本服饰的洋化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首先，日本人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日本的近代化改革是互为表里的，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受政治经济的影响，服饰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趋向适体、方便，在民族文化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出现了倡导以和洋并重的改良服为主的服饰新格局。其次，洋装化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意识特征和文化思想特征，政府的主导让衣冠等级消失，服饰、纹样、色调等方面的种种禁忌被冲破，洋装化出于实用目的而逐渐被民众接受。日本服饰洋化的内因是以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为端点，在民主主义思想兴起的背景下和生活改善运动中不断完善的，不难看出西方服饰文化的冲击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服饰的洋化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推动得以实施的。
参考文献：
[1] 中嶌邦.大正时期的生活改善运动[J].史竹，1974，（15）：54-56 .
[2] 中山千代.市民洋装的成立 [J].立正史学，1964，（28）：63-68.
[3] 南博.大正文化[M].日本：岩波书店，1987：146-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