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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旅游翻译中的跨文化意识为出发点，通过具体实例，从旅游翻译所涉及的地名、景点名称、历史人物名字、诗词、楹联的翻译以及语用意义、文化信息处理等几方面阐述了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跨文化意识是旅游翻译圆满完成文化传播重任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障这一观点。
关键词： 旅游翻译 跨文化意识 文化信息
旅游翻译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所进行的翻译实践活动，属于专业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由于旅游翻译是在各种文化的差异中，甚至是在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碰撞中进行的，所以，同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它在跨文化交际这一特点上表现得就更为直接、更为突出、更为典型又更为全面。跨文化意识进而也自然成为旅游翻译圆满完成文化传播重任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障。
一、地名、景点名称的翻译与跨文化意识
地名、景点名称等专有名词的翻译方法大致可分为音译、直译、意译、意译加音译、直译加音译、意译加注等，但在何种情况下采用何种译法就需要译者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
地名的翻译多采用音译法，如Beijing，Shanghai，New York，London等。当然除此之外，在含有表示地理类别的普通名词的地名中，普通名词通常译音，如the Gulf of Mexico（墨西哥湾），the Philippine Islands（菲律宾群岛），Liaoning Province（辽宁省），the city of Shenyang（沈阳市）等。拼音是一种语音符号，语音符号与人类交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因为人类交际其实就是一个以获得目的为意义的从编码到译码的心理活动过程，该过程的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交际规范或符号译码。不规范或错误的汉语拼写就相当于错误的符号译码，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诸多困难。
景点名称的翻译主要偏重文化内涵的理解，音译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音译过来的东西往往无法从字面上看出其内涵，有时会使译文读者产生文化隔膜，给理解造成困难。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如此时还单纯地采用音译而忽略“意”，则无法成功地跨文化交际。因此，采取保留原文形象及其内涵的译法成为了重中之重。如苏州著名园林“拙政园”译为Garden of Humble Administrator 就要比Zhuozheng Garden要好得多，因为“拙政园”是明朝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辞职回乡后在元大宏寺遗址所建造的别墅，并借用近代潘岳《闲居赋》中“拙者之为政也”为园名。如果是导游口译的话，还可以解释其历史背景，使旅游者不仅被美丽的景色所吸引，而且沉浸在深远的历史情思之中，进而充分保留原文文化及历史内涵。
二、历史人物名字的翻译与跨文化意识
几乎所有人名的翻译都趋同于地名译法、音译。例如：Marx（马克思），Clinton（克林顿），Lu Xun（鲁迅）等，但也有些人名若按照现在的规定是不合规范的，但由于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若突然改变，可能会引起混乱，这时最好保留原译名。如Bernard Shaw译成肖伯纳而不是“伯纳肖”，Shelley译为雪莱（特指英国诗人）而不是“谢莉”。同样，中国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被译为Confucius而非Kongzi，孙中山被译为Sun Yat-Sen（由孙逸仙音译而来）而非Sun Zhongshan.
对于人的称呼除了名字之外，外号也是其一，由于人的外号往往准确生动地体现了人的某一特征，如果音译其内涵则无法被人了解，也就称不上是外号了，因此，外号一般意译。例如，Iron Lady（铁娘子，指撒切尔夫人），Cinderella（灰姑娘），Li Kui the Black Whirlwind（黑旋风李逵）等。
语言既是文化载体，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不了解这种联想意义的差别，就不能完全接受一个词所承载的全部语言信息量，这也是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三、语用意义与跨文化意识
由于语用失误是导致使用英语的中国人跨文化交际故障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译者应对语用意义予以高度重视。如中文中的“芙蓉”既可指“木芙蓉”，亦可指“水芙蓉”（《应用汉语词典》，2000：374），但是只可在指示意义、认知意义、概念意义上相提并论，因为仅译成英语中的“lotus”后，便出现了交际故障。“lotus”仅指“水芙蓉”，不包括cotton rose（木芙蓉）。前者即“荷花”，属睡莲科，莲属，后者属锦葵科，木槿属。两者的学名分别为Helumbo nucifera和Hibiscus mutabilis（余树勋、吴应祥，l995：159／336）,英语中尚未有“wood lotus”和“water lotus”这样的表达法。可见中英文理解上都存在语用语言失误。比如，毛泽东诗句“芙蓉国里尽朝魂晖”中的“芙蓉”应为“木芙蓉”（《唐诗鉴赏辞典》，1983：1381）。然而，的确有将其译成“lotus”水芙蓉的（黄龙，l993：96）。
四、诗词、楹联翻译与跨文化意识
导游词中常引用各种类型的古诗词，所以翻译古诗词是导游翻译的又一大特点，也是一大难点。导游词中所引用的诗词，主要是供导游员在给旅游者介绍景点时用的。要求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将旅游者带入特有的“译境”。译诗犹如写诗，是艺术的再创造。而古诗词用语多较精炼，且寓意深刻，这就要求译者具备很高的跨文化翻译素质。例如,宋朝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前两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中，“六月”指的是夏历六月,不能直接译成“June”或者“sixth month”;其次,诗开头的两字“毕竟”主要是为了借助它强调“风光不与四时同”的特定地点与时间。所以,为了使外国游客更好地理解这首诗,如下翻译较为恰当:“After all it’s the West Lake in summer hot.Displaying scenes no other seasons have got.”進而很好地将诗中寓意传达给读者。
贴于或刻写在景点楹柱上的对联也被习惯称为楹联。楹联作为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充分地传递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景点的讲解若与楹联的译介相结合不仅会宣扬中国文化，使两者相得益彰，还会使导游服务平添佳趣。楹联的译介跟古诗词的翻译一样，也是导游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之难点。有人把楹联称为张贴的诗。但它又不同于诗，它较诗更精练，句式更灵活，可长可短，伸缩自如。楹联的成功译介取决于对文化内涵的了解、翻译策略的选择、顺畅通达的文字及背景故事的结合。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
五、文化信息处理与跨文化意识
导游翻译属信息文本翻译，所以翻译时“要重达，便是漏译一两句也无关宏旨”（罗新璋，1984）。当然，我们还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不少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信息都应尽可能通过翻译传递给海外旅游者。在此方面，导游翻译要比其他翻译形式更具灵活性和可行性。例如，作为中国常见的植物,“雨后春笋”被汉文化的大众普遍理解为“欣欣向荣、大片出现”的象征,而英国环境中缺乏“竹笋”这一实物,因此如果照实翻译成babmoo shoots after spring rain,难以让外国游客产生同等感受。所以可以翻译成mushroom after spring rain（“雨后蘑菇”）,因为“雨后蘑菇”是国外常见的现象,能够使他们领会到源语的含义。
此外，导游翻译还应经常琢磨如何创造新词，提供更多有趣的背景故事。如在介绍“女儿红”（Daughter’s wine）、“状元红”（Scholar’s wine）时除了概括性的介绍其为绍兴酒外，还可以介绍两个名字所蕴涵的风土人情、民俗故事。在参观苏州寒山寺时，可以介绍其名字的来历等。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也逐渐被打破，而旅游资料翻译恰好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为存在文化差异问题，因此为了既忠实原文,又增加外国游客兴趣,就需要译者合理地运用跨文化意识进行有效翻译,从而弥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3］汪翠兰.河南旅游英语翻译的跨文化审视［J］.中国科技翻译，2006，（11）.
关键词： 旅游翻译 跨文化意识 文化信息
旅游翻译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所进行的翻译实践活动，属于专业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由于旅游翻译是在各种文化的差异中，甚至是在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碰撞中进行的，所以，同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它在跨文化交际这一特点上表现得就更为直接、更为突出、更为典型又更为全面。跨文化意识进而也自然成为旅游翻译圆满完成文化传播重任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障。
一、地名、景点名称的翻译与跨文化意识
地名、景点名称等专有名词的翻译方法大致可分为音译、直译、意译、意译加音译、直译加音译、意译加注等，但在何种情况下采用何种译法就需要译者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
地名的翻译多采用音译法，如Beijing，Shanghai，New York，London等。当然除此之外，在含有表示地理类别的普通名词的地名中，普通名词通常译音，如the Gulf of Mexico（墨西哥湾），the Philippine Islands（菲律宾群岛），Liaoning Province（辽宁省），the city of Shenyang（沈阳市）等。拼音是一种语音符号，语音符号与人类交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因为人类交际其实就是一个以获得目的为意义的从编码到译码的心理活动过程，该过程的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交际规范或符号译码。不规范或错误的汉语拼写就相当于错误的符号译码，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诸多困难。
景点名称的翻译主要偏重文化内涵的理解，音译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音译过来的东西往往无法从字面上看出其内涵，有时会使译文读者产生文化隔膜，给理解造成困难。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如此时还单纯地采用音译而忽略“意”，则无法成功地跨文化交际。因此，采取保留原文形象及其内涵的译法成为了重中之重。如苏州著名园林“拙政园”译为Garden of Humble Administrator 就要比Zhuozheng Garden要好得多，因为“拙政园”是明朝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辞职回乡后在元大宏寺遗址所建造的别墅，并借用近代潘岳《闲居赋》中“拙者之为政也”为园名。如果是导游口译的话，还可以解释其历史背景，使旅游者不仅被美丽的景色所吸引，而且沉浸在深远的历史情思之中，进而充分保留原文文化及历史内涵。
二、历史人物名字的翻译与跨文化意识
几乎所有人名的翻译都趋同于地名译法、音译。例如：Marx（马克思），Clinton（克林顿），Lu Xun（鲁迅）等，但也有些人名若按照现在的规定是不合规范的，但由于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若突然改变，可能会引起混乱，这时最好保留原译名。如Bernard Shaw译成肖伯纳而不是“伯纳肖”，Shelley译为雪莱（特指英国诗人）而不是“谢莉”。同样，中国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被译为Confucius而非Kongzi，孙中山被译为Sun Yat-Sen（由孙逸仙音译而来）而非Sun Zhongshan.
对于人的称呼除了名字之外，外号也是其一，由于人的外号往往准确生动地体现了人的某一特征，如果音译其内涵则无法被人了解，也就称不上是外号了，因此，外号一般意译。例如，Iron Lady（铁娘子，指撒切尔夫人），Cinderella（灰姑娘），Li Kui the Black Whirlwind（黑旋风李逵）等。
语言既是文化载体，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不了解这种联想意义的差别，就不能完全接受一个词所承载的全部语言信息量，这也是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三、语用意义与跨文化意识
由于语用失误是导致使用英语的中国人跨文化交际故障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译者应对语用意义予以高度重视。如中文中的“芙蓉”既可指“木芙蓉”，亦可指“水芙蓉”（《应用汉语词典》，2000：374），但是只可在指示意义、认知意义、概念意义上相提并论，因为仅译成英语中的“lotus”后，便出现了交际故障。“lotus”仅指“水芙蓉”，不包括cotton rose（木芙蓉）。前者即“荷花”，属睡莲科，莲属，后者属锦葵科，木槿属。两者的学名分别为Helumbo nucifera和Hibiscus mutabilis（余树勋、吴应祥，l995：159／336）,英语中尚未有“wood lotus”和“water lotus”这样的表达法。可见中英文理解上都存在语用语言失误。比如，毛泽东诗句“芙蓉国里尽朝魂晖”中的“芙蓉”应为“木芙蓉”（《唐诗鉴赏辞典》，1983：1381）。然而，的确有将其译成“lotus”水芙蓉的（黄龙，l993：96）。
四、诗词、楹联翻译与跨文化意识
导游词中常引用各种类型的古诗词，所以翻译古诗词是导游翻译的又一大特点，也是一大难点。导游词中所引用的诗词，主要是供导游员在给旅游者介绍景点时用的。要求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将旅游者带入特有的“译境”。译诗犹如写诗，是艺术的再创造。而古诗词用语多较精炼，且寓意深刻，这就要求译者具备很高的跨文化翻译素质。例如,宋朝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前两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中，“六月”指的是夏历六月,不能直接译成“June”或者“sixth month”;其次,诗开头的两字“毕竟”主要是为了借助它强调“风光不与四时同”的特定地点与时间。所以,为了使外国游客更好地理解这首诗,如下翻译较为恰当:“After all it’s the West Lake in summer hot.Displaying scenes no other seasons have got.”進而很好地将诗中寓意传达给读者。
贴于或刻写在景点楹柱上的对联也被习惯称为楹联。楹联作为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充分地传递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景点的讲解若与楹联的译介相结合不仅会宣扬中国文化，使两者相得益彰，还会使导游服务平添佳趣。楹联的译介跟古诗词的翻译一样，也是导游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之难点。有人把楹联称为张贴的诗。但它又不同于诗，它较诗更精练，句式更灵活，可长可短，伸缩自如。楹联的成功译介取决于对文化内涵的了解、翻译策略的选择、顺畅通达的文字及背景故事的结合。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
五、文化信息处理与跨文化意识
导游翻译属信息文本翻译，所以翻译时“要重达，便是漏译一两句也无关宏旨”（罗新璋，1984）。当然，我们还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不少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信息都应尽可能通过翻译传递给海外旅游者。在此方面，导游翻译要比其他翻译形式更具灵活性和可行性。例如，作为中国常见的植物,“雨后春笋”被汉文化的大众普遍理解为“欣欣向荣、大片出现”的象征,而英国环境中缺乏“竹笋”这一实物,因此如果照实翻译成babmoo shoots after spring rain,难以让外国游客产生同等感受。所以可以翻译成mushroom after spring rain（“雨后蘑菇”）,因为“雨后蘑菇”是国外常见的现象,能够使他们领会到源语的含义。
此外，导游翻译还应经常琢磨如何创造新词，提供更多有趣的背景故事。如在介绍“女儿红”（Daughter’s wine）、“状元红”（Scholar’s wine）时除了概括性的介绍其为绍兴酒外，还可以介绍两个名字所蕴涵的风土人情、民俗故事。在参观苏州寒山寺时，可以介绍其名字的来历等。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也逐渐被打破，而旅游资料翻译恰好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为存在文化差异问题，因此为了既忠实原文,又增加外国游客兴趣,就需要译者合理地运用跨文化意识进行有效翻译,从而弥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3］汪翠兰.河南旅游英语翻译的跨文化审视［J］.中国科技翻译，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