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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不仅是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外交官与演说家，还是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和四大开国元勋之一。其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后当选美国第六任总统，曾孙亨利·亚当斯是著名历史学家、学者和作家。亚当斯家族在一个半世纪里为美国政治、外交、教育、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时势与英雄的互动性在亚当斯身上完美展现，正如梁启超所言：“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亚当斯才华横溢、诚实正直、坚强果敢，又富有冒险精神，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这些品质助他克服当时极其复杂恶劣的国内外环境，取得卓越功勋。与此同时，亚当斯又因其刚直不阿、特立独行、不善变通的人格特质，常常被政敌、媒体甚至朋友攻击为“暴君”“疯子”“恶棍”“粗俗的伪君子”，其“自负、倔强与愚蠢等同于他自己的虚荣心”等等。面对污蔑、谩骂与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亚当斯从来不折不弯，依然勇往直前。这一切，除了他自己的铮铮铁骨以及服务国家与社会的无悔初心，与他相爱59年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 Adams， 1744—1818）对他无条件的支持与爱恋，也是他每每化险为夷、走出忧郁的良方。他们不朽的爱情成就了一段不可多得的婚恋佳话。
亚当斯生性刚直，但又不乏细腻与柔情，对爱情与婚姻更是忠贞不二。而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作为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废奴主义者与书简作家，集聪慧、淳朴、勇敢、坚韧和理性于一身，夫妇俩可谓珠联璧合。由于亚当斯的工作需要，夫妇俩不得不长期分居两地，也正因如此，他们留下的一千多封书信见证了两人半个多世纪的不朽爱情，是“两个友爱的灵魂谈话”。2002年普利策传记奖获得者大卫·麦卡洛在其传记著作《约翰·亚当斯》中大量引用亚当斯与妻子之间的通信与日记，真实还原了这对革命夫妻的生活状态。
两地分居的亚当斯夫妇之所以能长久地书信传情，是因为读书与写作始终是他俩的共同爱好：书籍是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的媒介，写作是他们保持感情温度的妙方。在母亲和哈佛毕业的牧师父亲的启蒙与熏陶下，从未上过学的阿比盖尔从小就喜欢父亲的图书馆，她博览群书，思维敏捷，文学天赋出众，尤其喜欢英国诗歌与散文。也正是在这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阿比盖尔邂逅了亚当斯，并立即被其貌不扬却气质独特的亚当斯所吸引，对他的仰慕与爱恋之情日久弥深。亚当斯则是一段时间后才发觉阿比盖尔“罕见的心智与人格魅力”，开始热烈地追求她。结识8年、恋爱5年后，他们终于走进婚姻殿堂，携手共度50余个春秋，始终“如同磁石和钢铁一样”如胶似漆。
亚当斯夫妇相爱半个多世纪的最大秘诀，也许来自他们之间的三重关系：既是夫妻，又是爱人，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在信头经常互称对方“我最亲爱的朋友”。在亚当斯眼里，妻子是个温柔亲切、理智谨慎、富有教养的朋友，是他“在世界上最好、最亲爱、最宝贵、最睿智的朋友”，是他唯一专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阿比盖尔给丈夫的信中也明确指出丈夫的三重身份：“我的思想好像是凝固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依赖于你的指挥和保护，我的丈夫，我的爱人，我的朋友。”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信，两人的感情自然不会降温。在传记作家麦卡洛看来，亚当斯夫妇“就像一个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完全理解彼此的喜怒哀乐。
约翰·亚当斯
亚当斯在给妻子源源不断的书信及其日记中，涉及的话题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谈。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百折不弯的爱国斗士，而这些私密写作中的亚当斯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男人。他以律师的敏锐、文学家的敏感、政治家的犀利、哲学家的深刻，生动诙谐地描述自己、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的身心状况，他的愤怒与恐惧，他在医院的病友与医生，议会没完没了的政治辩论，他对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等的看法，等等，使妻子仿佛身临其境。婚前一个月，因病连续几周无法与阿比盖尔见面的亚当斯在信中写道：
哦，我亲爱的姑娘，感谢上天，再有两个星期，经过如此长的分离后，它终于要将你交给我。看不见你，我的灵魂和肉体全都紊乱，要是再这样下去一两个月，我会变成这世上最令人讨厌的愤世嫉俗者。最近，除了所有人身上的缺点、愚蠢、脆弱和不足，我什么都看不見。人们丧失了他们所有的优秀品质，要么就是我丧失了自己的公正和洞察力。
但是你，永远软化、温暖我内心的你，一定会恢复我的仁爱、健康以及思想的平静。是你使我对生活的态度和举止优雅别致，是你消除我性格中不合群、性情暴躁的成分，使我有着好脾气，能够成功地协调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率性之情。
亚当斯热烈地诉说自己对阿比盖尔的思念以及阿比盖尔对他的巨大影响，幸运的是这种影响不止在婚前，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时间证明，与阿比盖尔结婚是亚当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他最幸运的事，阿比盖尔对亚当斯几十年如一日的“有益而平稳的影响”使他受益无穷。
对妻儿的无尽思念，是亚当斯在信中经常书写的主题。早在做巡回律师期间，亚当斯就不断地给妻子写信，有时一天多达三封，一次次表达自己“想每天看见妻子和孩子们”的强烈愿望。对亚当斯来说，自家农场里有他想要的一切，“家就像一块磁石，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最喜欢的就是阖家团圆的家居生活，想时时刻刻与家人厮守在一起，然而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却使他们聚少离多，尽管“他们永远也不会习惯彼此分离”。由于阿比盖尔长期居住在波士顿附近的农场，照顾几个被“恐怖之王”天花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幼儿，亚当斯敏锐地意识到妻子的焦虑，于是频繁地在一封封长信中表达自己对诸事的看法。这些书信是阿比盖尔的“盛宴”，她从中得到无尽的快乐，同时也希望写信是丈夫“抛开忧虑的消遣放松方式”。然而文字永远无法道尽亚当斯对妻儿的眷恋与爱恋。独立战争爆发后，远在法国的亚当斯对妻子的感情更为浓烈，他在信中诉说：“我难以表达我的热情，我是你的”；“如果明天就能和你在一起，我宁愿放弃全世界”。相比其他事情，亚当斯更关心妻子的身心健康。在1776年8月14日的信中他写道：“我更关心的是你，你周围那么多人生病。孩子们调皮捣蛋，使你烦心，你自己身体又弱。然而乡村的清新空气，加上适当的锻炼，能使你保持健康。” 异域生活的所见所闻也是亚当斯书信的一个重要内容。亚当斯在巴黎的外交生涯艰苦卓绝、险象环生，但他对巴黎方方面面的印象极好，觉得巴黎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并且他们有着最好的性情，能把幸福传递给他人。凡尔赛等宫殿内各式各样的大理石雕塑、画作、瓷器……都使亚当斯流连忘返，他恨不得挨个给妻子描述这些艺术杰作及其背后的历史。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研究政府科学——立法、管理和谈判艺术，为的是确保儿孙们有学习艺术的自由：“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史，这样儿子们才能学习数学、哲学、地理、博物、商务、农业等，进而为孙辈们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和陶瓷等创造条件。”这充分展示了亚当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国父智慧。
阿比盖尔
亚当斯性格中有着明显的矛盾性，甚至有历史学家怀疑他为躁狂抑郁病患者，而他最好的“医生”，永远是妻子阿比盖尔。作为公众人物，亚当斯免不了与人打交道，但他却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与之交谈的人不多……与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从未感到愉快。”在家人面前，他激情四射，但在外人面前，他却“显得冷淡、清高而自傲”。他争强好胜、脾气急躁，因此在身体不适、遭受无辜攻击或自己的努力与成就得不到认可时，他常常会陷入深深的绝望与忧郁中。每逢这样艰难的时刻，阿比盖尔就是他的稳定剂与强心针，一次次将他拉回正轨，他也毫不掩饰对妻子的高度依赖。担任副总统期间，他被扣上“爱慕虚荣”的“君主主义者”的恶名；就任总统后，面对残酷的党派纷争、内阁的误解与不合作、法国的蓄意挑衅与战争威胁，亚当斯筋疲力尽，束手无策。他不仅急切需要妻子的陪伴，而且渴望倾听妻子的“见解和判断”，他一次又一次以各种方式告诉妻子：“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了。”他写信恳求妻子：“要么我去找你，要么你来找我，我不能没有你……求你了，一刻也不要耽误，过来吧，帮我分担生活中除了公务之外的每点烦恼。跟我一起讨论，助我一臂之力，用你的话语来抚慰我……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作为堂堂总统，亚当斯从不在妻子面前掩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阿比盖尔也总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丈夫身边。妻子是亚当斯的“定心丸，是更新更美生活的核心”。
阿比盖尔也确实值得丈夫尊敬与依赖，她料理家务、经营农场、管理财务、照顾全家老少，独自忍受着疾病与孤寂，同时又富有幽默感与文学素养，仿佛超人一般完美无缺。在给丈夫的许多书信中，阿比盖尔使用笔名“波西厄”——罗马领袖布鲁图妻子的名字，一个坚忍又伟大的妻子，这也正是她自己的生活写照。有段时间亚当斯为美国的独立而奔走，没有收入，全家的生活全靠妻子经营农场支撑。后来亚当斯在法国及荷兰做外交官期间，经常应妻子的要求寄些欧洲的小商品，这些东西都被妻子卖了好价钱贴补家用，可见她还颇有经商头脑。
阿比盖尔不仅相夫教子、经营农场，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是丈夫的坚定盟友，甚至连她自己都快成了政治家了。她不只对亚当斯影响至深，而且几乎是丈夫一切决策的幕后推手。她在信件中议题广泛，尤其关注黑人和妇女革命。她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完全认同丈夫的观点：奴隶制是“人性中邪恶的传染病”，是“巨大的邪恶”。她不愧为女权运动的先驱，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女性争取权利。亚当斯在费城出席新大陆会议时，阿比盖尔写信提醒他注意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保护，否则可能引发美国的第二次革命：“我还希望你记得广大的妇女，比起你的祖先来，对她们要更加地慷慨。”同时她也不忘对殖民地妇女提供忠告和意见：“记住每一个男人都有可能变成一个暴君，所以不要把无限的权力交到他们手中。”她觉得黑人与妇女都应该获得解放，接受良好教育。她不厌其烦地控诉女性接受的不公正待遇，提醒丈夫在制定新的法律条文时为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她认为女孩儿和男孩儿一样应该接受良好教育，而且“如果我们想培养英雄、政治家和哲学家，就应该拥有博学多才的妇女”。她坚定不移地认为应该加强妇女在美国文化和政治中的作用，认为妇女应该从丈夫的绝对权威中解放出来，措辞强烈：“如果不给予女性特别关照，我们将煽动叛乱，我们决不受那些我们没有发言权和代表的法律的约束。”
阿比盖尔责备丈夫嘲笑女人要求平等权利的言论：“承认事实，承认当你厌倦了野心、阴谋、虚伪的政治时，你会退回到女性特征的单纯、温顺和没有心机。”面对妻子言辞激烈的观点，亚当斯也认为必须废除男性色彩的法律，但又觉得这些法律只是理论而已，男性并不敢全面实施自己的权力。他不无幽默地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男性才是臣民，他们徒有主人之名，实际上“完全屈从于石榴裙的专制”。
亚当斯明白自己不应该和妻子讨论政治，却又忍不住。在1779年2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他又提到政治和女性。他清楚妻子对男女平权的主张，却又对当时男尊女卑的现实很无奈：
我应该只字不提政治，因为你是女人。（原文中“女人”一词的首字母大写——编者注）
看我犯的什么错？——女人！
我马上弥补过错。我觉得女人总的来说比男人好，而且我知道你比任何男人都更能保守秘密。但这世界不知道这一点……
亚当斯觉得妻子“像个女政治家那样光芒四射”，她有关国家责任的观点是所有人中最好的。她认为：“一个民族能使一个国王倒下而依然保持是个民族，但如果一个国王让他的人民跌倒，他就不再是个国王。”因此她坚决支持丈夫为国家独立而做出巨大牺牲，她自己则永远是丈夫最坚强的后盾。亚当斯入主仍未完工的白宫时，阿比盖尔像母亲般提醒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该再耍小孩子脾气。
1818年，相濡以沫54年的妻子阿比盖尔病危时，亚当斯希望自己“能躺在她身边，一起死去”。妻子去世后，痛不欲生的亚当斯悲伤地写道：“死亡，这个可恶的掠夺者对人类如此残忍，什么都没给我留下。”正像波士顿的《哥伦比亚哨兵报》的讣告所强调的那样，阿比盖尔在丈夫从政期间对他的事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对美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在享受着丈夫无限的信任和深情厚谊，一直都能与丈夫交流大部分想法……她是个贤妻，脑子很灵活……能够把亚当斯完全从家庭瑣事中解放出来，让他安心工作……她又是他的朋友，他很乐于与她商议公务中的每个疑难问题……无论生活中经历的是暴风雨还是平静的海面，他都一直信任和崇敬她的美德。”能与当时最杰出的一位女性结为伴侣，是亚当斯的幸运，对此他从未怀疑过。在他不顾一切为国家的自由而奋斗时，阿比盖尔从未在语言或行动上拖过他的后腿，而是勇敢地与他一起面对一切危险。而亚当斯对妻子几十年如一日的柔情蜜意，非但没有削弱他的英雄形象，反而使他的男子汉形象更为丰满。
除了书信，书籍与日记也是亚当斯摆脱坏情绪的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哈佛毕业后亚当斯到伍斯特教书，但不久就厌倦了那里的枯燥生活，好在他很快找到两种好方法使自己恢复好心情：“读书，读大量的书”，还有记日记。亚当斯从小就酷爱读书，15岁就上了哈佛大学，并且是哈佛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从此几乎天天与书为伴。他晚年的藏书达3200册，而他希望拥有的是10万册。他在日记中写道：“……除了妻儿们，我最想看到的是我的书。”每次出门，他行李中都装着《堂·吉诃德》，他与堂·吉诃德一样喜欢旅行与冒险，却比堂·吉诃德多了许多理性与智慧。书籍开拓了亚当斯的视野，也教会他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写作也是亚当斯一辈子的所爱。在伍斯特小学教书时养成的记日记习惯，一记就是几十年。坎坷的政治生涯，丰富的生活体验，复杂的情感变化，在亚当斯的日记中都有所反映。他以笔为枪，给大陆会议和报纸写了难以计数的报告和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敌人斗争，颇似事事以笔开道的富兰克林。
酷爱阅读与写作的亚当斯还极力鼓励他的大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多读多写。他提醒喜欢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儿子，母语更不能忘，而学好母语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每天读点英诗。在亚当斯看来，英诗是个优雅、有趣、富有教义的伙伴，是幸福生活的保障与伴侣。诗使有品位的人远离无精打采、无事生非的时光，只要口袋里装本诗集，你就永远不会孤单，永远不会无所事事。诗歌使亚当斯变得敏捷、快乐、充实。亚当斯劝十几岁的儿子立即开始记日记，因为写作有助于记忆与思考，有助于提高判断力。昆西因此早早养成了记日记的好习惯，并且坚持终身。此外，亚当斯告诉儿子最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品行，要谦虚谨慎、正直文雅、尊老爱幼……可谓事无巨细，谆谆教导，处处彰显慈父情怀。
“爱是一种产生于安全和良好关系之上的、由多种情绪成分组成的合金式的积极情绪，它会不断地重现我们的爱意以及我们对所爱对象所做的一些行为，并能把这些思想和行为迁移到其他方面。”亚当斯夫妇在当年极其复杂、凶险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够在多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们一辈子相濡以沫、彼此赤诚相待密不可分。麦卡洛笔下铁骨柔情的亚当斯与完美无缺的阿比盖尔给无数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也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深沉的思考。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时势与英雄的互动性在亚当斯身上完美展现，正如梁启超所言：“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亚当斯才华横溢、诚实正直、坚强果敢，又富有冒险精神，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这些品质助他克服当时极其复杂恶劣的国内外环境，取得卓越功勋。与此同时，亚当斯又因其刚直不阿、特立独行、不善变通的人格特质，常常被政敌、媒体甚至朋友攻击为“暴君”“疯子”“恶棍”“粗俗的伪君子”，其“自负、倔强与愚蠢等同于他自己的虚荣心”等等。面对污蔑、谩骂与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亚当斯从来不折不弯，依然勇往直前。这一切，除了他自己的铮铮铁骨以及服务国家与社会的无悔初心，与他相爱59年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 Adams， 1744—1818）对他无条件的支持与爱恋，也是他每每化险为夷、走出忧郁的良方。他们不朽的爱情成就了一段不可多得的婚恋佳话。
亚当斯生性刚直，但又不乏细腻与柔情，对爱情与婚姻更是忠贞不二。而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作为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废奴主义者与书简作家，集聪慧、淳朴、勇敢、坚韧和理性于一身，夫妇俩可谓珠联璧合。由于亚当斯的工作需要，夫妇俩不得不长期分居两地，也正因如此，他们留下的一千多封书信见证了两人半个多世纪的不朽爱情，是“两个友爱的灵魂谈话”。2002年普利策传记奖获得者大卫·麦卡洛在其传记著作《约翰·亚当斯》中大量引用亚当斯与妻子之间的通信与日记，真实还原了这对革命夫妻的生活状态。
两地分居的亚当斯夫妇之所以能长久地书信传情，是因为读书与写作始终是他俩的共同爱好：书籍是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的媒介，写作是他们保持感情温度的妙方。在母亲和哈佛毕业的牧师父亲的启蒙与熏陶下，从未上过学的阿比盖尔从小就喜欢父亲的图书馆，她博览群书，思维敏捷，文学天赋出众，尤其喜欢英国诗歌与散文。也正是在这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阿比盖尔邂逅了亚当斯，并立即被其貌不扬却气质独特的亚当斯所吸引，对他的仰慕与爱恋之情日久弥深。亚当斯则是一段时间后才发觉阿比盖尔“罕见的心智与人格魅力”，开始热烈地追求她。结识8年、恋爱5年后，他们终于走进婚姻殿堂，携手共度50余个春秋，始终“如同磁石和钢铁一样”如胶似漆。
亚当斯夫妇相爱半个多世纪的最大秘诀，也许来自他们之间的三重关系：既是夫妻，又是爱人，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在信头经常互称对方“我最亲爱的朋友”。在亚当斯眼里，妻子是个温柔亲切、理智谨慎、富有教养的朋友，是他“在世界上最好、最亲爱、最宝贵、最睿智的朋友”，是他唯一专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阿比盖尔给丈夫的信中也明确指出丈夫的三重身份：“我的思想好像是凝固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依赖于你的指挥和保护，我的丈夫，我的爱人，我的朋友。”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信，两人的感情自然不会降温。在传记作家麦卡洛看来，亚当斯夫妇“就像一个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完全理解彼此的喜怒哀乐。
亚当斯在给妻子源源不断的书信及其日记中，涉及的话题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谈。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百折不弯的爱国斗士，而这些私密写作中的亚当斯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男人。他以律师的敏锐、文学家的敏感、政治家的犀利、哲学家的深刻，生动诙谐地描述自己、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的身心状况，他的愤怒与恐惧，他在医院的病友与医生，议会没完没了的政治辩论，他对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等的看法，等等，使妻子仿佛身临其境。婚前一个月，因病连续几周无法与阿比盖尔见面的亚当斯在信中写道：
哦，我亲爱的姑娘，感谢上天，再有两个星期，经过如此长的分离后，它终于要将你交给我。看不见你，我的灵魂和肉体全都紊乱，要是再这样下去一两个月，我会变成这世上最令人讨厌的愤世嫉俗者。最近，除了所有人身上的缺点、愚蠢、脆弱和不足，我什么都看不見。人们丧失了他们所有的优秀品质，要么就是我丧失了自己的公正和洞察力。
但是你，永远软化、温暖我内心的你，一定会恢复我的仁爱、健康以及思想的平静。是你使我对生活的态度和举止优雅别致，是你消除我性格中不合群、性情暴躁的成分，使我有着好脾气，能够成功地协调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率性之情。
亚当斯热烈地诉说自己对阿比盖尔的思念以及阿比盖尔对他的巨大影响，幸运的是这种影响不止在婚前，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时间证明，与阿比盖尔结婚是亚当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他最幸运的事，阿比盖尔对亚当斯几十年如一日的“有益而平稳的影响”使他受益无穷。
对妻儿的无尽思念，是亚当斯在信中经常书写的主题。早在做巡回律师期间，亚当斯就不断地给妻子写信，有时一天多达三封，一次次表达自己“想每天看见妻子和孩子们”的强烈愿望。对亚当斯来说，自家农场里有他想要的一切，“家就像一块磁石，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最喜欢的就是阖家团圆的家居生活，想时时刻刻与家人厮守在一起，然而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却使他们聚少离多，尽管“他们永远也不会习惯彼此分离”。由于阿比盖尔长期居住在波士顿附近的农场，照顾几个被“恐怖之王”天花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幼儿，亚当斯敏锐地意识到妻子的焦虑，于是频繁地在一封封长信中表达自己对诸事的看法。这些书信是阿比盖尔的“盛宴”，她从中得到无尽的快乐，同时也希望写信是丈夫“抛开忧虑的消遣放松方式”。然而文字永远无法道尽亚当斯对妻儿的眷恋与爱恋。独立战争爆发后，远在法国的亚当斯对妻子的感情更为浓烈，他在信中诉说：“我难以表达我的热情，我是你的”；“如果明天就能和你在一起，我宁愿放弃全世界”。相比其他事情，亚当斯更关心妻子的身心健康。在1776年8月14日的信中他写道：“我更关心的是你，你周围那么多人生病。孩子们调皮捣蛋，使你烦心，你自己身体又弱。然而乡村的清新空气，加上适当的锻炼，能使你保持健康。” 异域生活的所见所闻也是亚当斯书信的一个重要内容。亚当斯在巴黎的外交生涯艰苦卓绝、险象环生，但他对巴黎方方面面的印象极好，觉得巴黎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并且他们有着最好的性情，能把幸福传递给他人。凡尔赛等宫殿内各式各样的大理石雕塑、画作、瓷器……都使亚当斯流连忘返，他恨不得挨个给妻子描述这些艺术杰作及其背后的历史。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研究政府科学——立法、管理和谈判艺术，为的是确保儿孙们有学习艺术的自由：“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史，这样儿子们才能学习数学、哲学、地理、博物、商务、农业等，进而为孙辈们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和陶瓷等创造条件。”这充分展示了亚当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国父智慧。
亚当斯性格中有着明显的矛盾性，甚至有历史学家怀疑他为躁狂抑郁病患者，而他最好的“医生”，永远是妻子阿比盖尔。作为公众人物，亚当斯免不了与人打交道，但他却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与之交谈的人不多……与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从未感到愉快。”在家人面前，他激情四射，但在外人面前，他却“显得冷淡、清高而自傲”。他争强好胜、脾气急躁，因此在身体不适、遭受无辜攻击或自己的努力与成就得不到认可时，他常常会陷入深深的绝望与忧郁中。每逢这样艰难的时刻，阿比盖尔就是他的稳定剂与强心针，一次次将他拉回正轨，他也毫不掩饰对妻子的高度依赖。担任副总统期间，他被扣上“爱慕虚荣”的“君主主义者”的恶名；就任总统后，面对残酷的党派纷争、内阁的误解与不合作、法国的蓄意挑衅与战争威胁，亚当斯筋疲力尽，束手无策。他不仅急切需要妻子的陪伴，而且渴望倾听妻子的“见解和判断”，他一次又一次以各种方式告诉妻子：“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了。”他写信恳求妻子：“要么我去找你，要么你来找我，我不能没有你……求你了，一刻也不要耽误，过来吧，帮我分担生活中除了公务之外的每点烦恼。跟我一起讨论，助我一臂之力，用你的话语来抚慰我……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作为堂堂总统，亚当斯从不在妻子面前掩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阿比盖尔也总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丈夫身边。妻子是亚当斯的“定心丸，是更新更美生活的核心”。
阿比盖尔也确实值得丈夫尊敬与依赖，她料理家务、经营农场、管理财务、照顾全家老少，独自忍受着疾病与孤寂，同时又富有幽默感与文学素养，仿佛超人一般完美无缺。在给丈夫的许多书信中，阿比盖尔使用笔名“波西厄”——罗马领袖布鲁图妻子的名字，一个坚忍又伟大的妻子，这也正是她自己的生活写照。有段时间亚当斯为美国的独立而奔走，没有收入，全家的生活全靠妻子经营农场支撑。后来亚当斯在法国及荷兰做外交官期间，经常应妻子的要求寄些欧洲的小商品，这些东西都被妻子卖了好价钱贴补家用，可见她还颇有经商头脑。
阿比盖尔不仅相夫教子、经营农场，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是丈夫的坚定盟友，甚至连她自己都快成了政治家了。她不只对亚当斯影响至深，而且几乎是丈夫一切决策的幕后推手。她在信件中议题广泛，尤其关注黑人和妇女革命。她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完全认同丈夫的观点：奴隶制是“人性中邪恶的传染病”，是“巨大的邪恶”。她不愧为女权运动的先驱，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女性争取权利。亚当斯在费城出席新大陆会议时，阿比盖尔写信提醒他注意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保护，否则可能引发美国的第二次革命：“我还希望你记得广大的妇女，比起你的祖先来，对她们要更加地慷慨。”同时她也不忘对殖民地妇女提供忠告和意见：“记住每一个男人都有可能变成一个暴君，所以不要把无限的权力交到他们手中。”她觉得黑人与妇女都应该获得解放，接受良好教育。她不厌其烦地控诉女性接受的不公正待遇，提醒丈夫在制定新的法律条文时为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她认为女孩儿和男孩儿一样应该接受良好教育，而且“如果我们想培养英雄、政治家和哲学家，就应该拥有博学多才的妇女”。她坚定不移地认为应该加强妇女在美国文化和政治中的作用，认为妇女应该从丈夫的绝对权威中解放出来，措辞强烈：“如果不给予女性特别关照，我们将煽动叛乱，我们决不受那些我们没有发言权和代表的法律的约束。”
阿比盖尔责备丈夫嘲笑女人要求平等权利的言论：“承认事实，承认当你厌倦了野心、阴谋、虚伪的政治时，你会退回到女性特征的单纯、温顺和没有心机。”面对妻子言辞激烈的观点，亚当斯也认为必须废除男性色彩的法律，但又觉得这些法律只是理论而已，男性并不敢全面实施自己的权力。他不无幽默地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男性才是臣民，他们徒有主人之名，实际上“完全屈从于石榴裙的专制”。
亚当斯明白自己不应该和妻子讨论政治，却又忍不住。在1779年2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他又提到政治和女性。他清楚妻子对男女平权的主张，却又对当时男尊女卑的现实很无奈：
我应该只字不提政治，因为你是女人。（原文中“女人”一词的首字母大写——编者注）
看我犯的什么错？——女人！
我马上弥补过错。我觉得女人总的来说比男人好，而且我知道你比任何男人都更能保守秘密。但这世界不知道这一点……
亚当斯觉得妻子“像个女政治家那样光芒四射”，她有关国家责任的观点是所有人中最好的。她认为：“一个民族能使一个国王倒下而依然保持是个民族，但如果一个国王让他的人民跌倒，他就不再是个国王。”因此她坚决支持丈夫为国家独立而做出巨大牺牲，她自己则永远是丈夫最坚强的后盾。亚当斯入主仍未完工的白宫时，阿比盖尔像母亲般提醒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该再耍小孩子脾气。
1818年，相濡以沫54年的妻子阿比盖尔病危时，亚当斯希望自己“能躺在她身边，一起死去”。妻子去世后，痛不欲生的亚当斯悲伤地写道：“死亡，这个可恶的掠夺者对人类如此残忍，什么都没给我留下。”正像波士顿的《哥伦比亚哨兵报》的讣告所强调的那样，阿比盖尔在丈夫从政期间对他的事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对美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在享受着丈夫无限的信任和深情厚谊，一直都能与丈夫交流大部分想法……她是个贤妻，脑子很灵活……能够把亚当斯完全从家庭瑣事中解放出来，让他安心工作……她又是他的朋友，他很乐于与她商议公务中的每个疑难问题……无论生活中经历的是暴风雨还是平静的海面，他都一直信任和崇敬她的美德。”能与当时最杰出的一位女性结为伴侣，是亚当斯的幸运，对此他从未怀疑过。在他不顾一切为国家的自由而奋斗时，阿比盖尔从未在语言或行动上拖过他的后腿，而是勇敢地与他一起面对一切危险。而亚当斯对妻子几十年如一日的柔情蜜意，非但没有削弱他的英雄形象，反而使他的男子汉形象更为丰满。
除了书信，书籍与日记也是亚当斯摆脱坏情绪的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哈佛毕业后亚当斯到伍斯特教书，但不久就厌倦了那里的枯燥生活，好在他很快找到两种好方法使自己恢复好心情：“读书，读大量的书”，还有记日记。亚当斯从小就酷爱读书，15岁就上了哈佛大学，并且是哈佛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从此几乎天天与书为伴。他晚年的藏书达3200册，而他希望拥有的是10万册。他在日记中写道：“……除了妻儿们，我最想看到的是我的书。”每次出门，他行李中都装着《堂·吉诃德》，他与堂·吉诃德一样喜欢旅行与冒险，却比堂·吉诃德多了许多理性与智慧。书籍开拓了亚当斯的视野，也教会他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写作也是亚当斯一辈子的所爱。在伍斯特小学教书时养成的记日记习惯，一记就是几十年。坎坷的政治生涯，丰富的生活体验，复杂的情感变化，在亚当斯的日记中都有所反映。他以笔为枪，给大陆会议和报纸写了难以计数的报告和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敌人斗争，颇似事事以笔开道的富兰克林。
酷爱阅读与写作的亚当斯还极力鼓励他的大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多读多写。他提醒喜欢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儿子，母语更不能忘，而学好母语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每天读点英诗。在亚当斯看来，英诗是个优雅、有趣、富有教义的伙伴，是幸福生活的保障与伴侣。诗使有品位的人远离无精打采、无事生非的时光，只要口袋里装本诗集，你就永远不会孤单，永远不会无所事事。诗歌使亚当斯变得敏捷、快乐、充实。亚当斯劝十几岁的儿子立即开始记日记，因为写作有助于记忆与思考，有助于提高判断力。昆西因此早早养成了记日记的好习惯，并且坚持终身。此外，亚当斯告诉儿子最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品行，要谦虚谨慎、正直文雅、尊老爱幼……可谓事无巨细，谆谆教导，处处彰显慈父情怀。
“爱是一种产生于安全和良好关系之上的、由多种情绪成分组成的合金式的积极情绪，它会不断地重现我们的爱意以及我们对所爱对象所做的一些行为，并能把这些思想和行为迁移到其他方面。”亚当斯夫妇在当年极其复杂、凶险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够在多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们一辈子相濡以沫、彼此赤诚相待密不可分。麦卡洛笔下铁骨柔情的亚当斯与完美无缺的阿比盖尔给无数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也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深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