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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耶林认为，人们因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通过各种手段对不法行为进行抵抗的原因不仅在于纯利益的计算，更重要的是为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恢复被伤害的道德感。反思和对比我国古代“无讼”观念和现代“诉讼爆炸”的现状，可以探究出“为权利而斗争”在我国是有其本土资源的。
关键词：耶林；利益；正义；权利；本土资源
一、纯利益层面
“无讼”观念在我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中一直占有支配地位，这种“天人合一”中衍生出的思想，要求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谦让、和谐共处。作为君子，更应该重义轻利，与世无争，远离分毫必较的诉讼。但古代的任何学说，都注定是统治者的学说，士君子的学说，作为普通的平民百姓是很难做到“重义轻利”，视金钱如粪土的。很难想象，贫民百姓面对他人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财产的侵犯，会无动于衷。如耶林所说，“对农民来说，他耕作的土地，他饲养的牲畜，是其整个生存的基础，农民用他的方式，即以带有最愤怒激情的诉讼方式，对耕种了他的一些土地的邻居，或者对不支付给他卖牛的价款的商人，军官则挥剑，为自己的权利权力进行斗争。”虽然中国古人并无耶林口中的西方式的权利观念，但是人的感情和需要是有共性的，中国古代的农民也会对那些损害他们生存所必需条件的行为，进行誓死的抵抗。
二、人格层面
耶林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道德感的，如果丧失了道德感，也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中国古人不善于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观念差，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权利观念。西方的法律是人们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用以维护其权利而制定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而我国古代法律不是用来维护权利的，而是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它以义务为本位。发挥着更重要作用的是包罗万象的“礼”，它支配着个人行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发生利益冲突时，人们习惯于诉诸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去解决。耶林说，“在私权斗争中，关涉的不仅仅是物的价值，不仅仅是防止金钱的损失，而且是张扬在物中的人格本身，主张个人的权利和名誉。”“当我使物变成我的之时，我就使之烙上我的人格之印；谁侵犯了它，就是侵犯了我的人格，人们对它的打击，就是打击置身于其中的我本身——财产只是我的人格在物上的末梢。”我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压抑人性的，贫苦人民的人格遭到随意的践踏，但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人格意识就像被压抑的火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人格获得全面的解放，这团火焰迅速燃惩熊熊大火。人们的人格尊严获得充分的尊重和维护，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必将遭到最激烈的反抗。
三、正义理念层面
耶林把为权利而斗争的意义从纯粹利益计算，上升到维护人格尊严，最终升华到为权利理念（或说正义理念）的实现。我国古代虽没有权利的概念，但是我们有万事万物所共同遵循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即“天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凡事讲求名正言顺。当然这里的“理”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行为准则，是万事万物共有的标准。而非法律价值中的正义理念。耶林将权利理念的实现，等同于正义理念的实现，这是因为西方法律中的权利是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来的，将这种权利加以实现即意味着人民普遍正义观念的实现。正如耶林所说：“人们可以直率的断言：民众用以来信奉和主张自己法的爱的毅力，取决于为获得法而付出的辛劳和努力。把民众与他们的法连在一起的牢固纽带，不是习惯，而是牺牲，上帝对他所眷顾的民众，不是赐予他们以法，也不是减轻他们的劳作，而是加重这种劳作。法所要求的斗争，不是不幸，而是恩典。”而我国古代的情况则与之不同，法律不是权利的保障，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统治工具，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因此，在中国，所谓正义理念的实现，是指“理”的实现。“理”，即“天道”，是一种自然秩序，人类效仿自然的规律和秩序，在人类社会领域创制了一套抽象的普遍的最高效力的行为准则。梁治平在探讨我国古代“礼法”和西方自然法的区别时认为“中国古人都会同意说，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共同的有机体中，它们相互作用和影响，且受着同样的“道”或“理”的支配。“道”是自然的秩序，是万事万物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涉的自发运动或自然状态。统治者悖天的行为将招致天谴，上天以灾异示与众人，它表明自然秩序的和谐遭到了破坏。此时，统治者便须要则天顺时，调整自己的行为，或清理狱讼，或大赦天下。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是有着这样的“天人合一”的信仰的。做不道德的行为就会遭“天谴”，惩罚做出恶行的人被称为“替天行道”。因此，我们中国人利益在受到故意的侵犯时，他们会挺身而出，“替天行道”，誓死捍卫自己的人格和众生共有的“天道”。
四、结论
由于我国古代法不同于西方法的特殊性质，中国并未形成权利观念，但是根据耶林的观点，我国是存在“为权利而斗争”的本土资源的。重实际利益，重人格尊严，重“天道”理念，这一切使得人们有着充分的动力和欲望去斗争，去抵抗。当今中国法律不断健全，越来越成为维护人民各种公民权利、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工具。人们也日益习惯于依据法律，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此时，我国的本土资源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近几十年，诉讼数量飞速上升，呈现出“诉讼爆炸”的趋势，“小额诉讼”等特殊诉讼案件的产生都标志着，我国人民有着强烈的“为权利而斗争”的自觉意识，而这也必将推动这我国法治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2]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3][美]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P8，10，17，28，36.
作者简介：
石秀文（1992～），女，汉族，安徽安庆人，本科在读，单位：天津商业大学法学专业，研究方向：法学。
关键词：耶林；利益；正义；权利；本土资源
一、纯利益层面
“无讼”观念在我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中一直占有支配地位，这种“天人合一”中衍生出的思想，要求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谦让、和谐共处。作为君子，更应该重义轻利，与世无争，远离分毫必较的诉讼。但古代的任何学说，都注定是统治者的学说，士君子的学说，作为普通的平民百姓是很难做到“重义轻利”，视金钱如粪土的。很难想象，贫民百姓面对他人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财产的侵犯，会无动于衷。如耶林所说，“对农民来说，他耕作的土地，他饲养的牲畜，是其整个生存的基础，农民用他的方式，即以带有最愤怒激情的诉讼方式，对耕种了他的一些土地的邻居，或者对不支付给他卖牛的价款的商人，军官则挥剑，为自己的权利权力进行斗争。”虽然中国古人并无耶林口中的西方式的权利观念，但是人的感情和需要是有共性的，中国古代的农民也会对那些损害他们生存所必需条件的行为，进行誓死的抵抗。
二、人格层面
耶林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道德感的，如果丧失了道德感，也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中国古人不善于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观念差，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权利观念。西方的法律是人们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用以维护其权利而制定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而我国古代法律不是用来维护权利的，而是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它以义务为本位。发挥着更重要作用的是包罗万象的“礼”，它支配着个人行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发生利益冲突时，人们习惯于诉诸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去解决。耶林说，“在私权斗争中，关涉的不仅仅是物的价值，不仅仅是防止金钱的损失，而且是张扬在物中的人格本身，主张个人的权利和名誉。”“当我使物变成我的之时，我就使之烙上我的人格之印；谁侵犯了它，就是侵犯了我的人格，人们对它的打击，就是打击置身于其中的我本身——财产只是我的人格在物上的末梢。”我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压抑人性的，贫苦人民的人格遭到随意的践踏，但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人格意识就像被压抑的火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人格获得全面的解放，这团火焰迅速燃惩熊熊大火。人们的人格尊严获得充分的尊重和维护，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必将遭到最激烈的反抗。
三、正义理念层面
耶林把为权利而斗争的意义从纯粹利益计算，上升到维护人格尊严，最终升华到为权利理念（或说正义理念）的实现。我国古代虽没有权利的概念，但是我们有万事万物所共同遵循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即“天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凡事讲求名正言顺。当然这里的“理”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行为准则，是万事万物共有的标准。而非法律价值中的正义理念。耶林将权利理念的实现，等同于正义理念的实现，这是因为西方法律中的权利是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来的，将这种权利加以实现即意味着人民普遍正义观念的实现。正如耶林所说：“人们可以直率的断言：民众用以来信奉和主张自己法的爱的毅力，取决于为获得法而付出的辛劳和努力。把民众与他们的法连在一起的牢固纽带，不是习惯，而是牺牲，上帝对他所眷顾的民众，不是赐予他们以法，也不是减轻他们的劳作，而是加重这种劳作。法所要求的斗争，不是不幸，而是恩典。”而我国古代的情况则与之不同，法律不是权利的保障，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统治工具，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因此，在中国，所谓正义理念的实现，是指“理”的实现。“理”，即“天道”，是一种自然秩序，人类效仿自然的规律和秩序，在人类社会领域创制了一套抽象的普遍的最高效力的行为准则。梁治平在探讨我国古代“礼法”和西方自然法的区别时认为“中国古人都会同意说，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共同的有机体中，它们相互作用和影响，且受着同样的“道”或“理”的支配。“道”是自然的秩序，是万事万物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涉的自发运动或自然状态。统治者悖天的行为将招致天谴，上天以灾异示与众人，它表明自然秩序的和谐遭到了破坏。此时，统治者便须要则天顺时，调整自己的行为，或清理狱讼，或大赦天下。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是有着这样的“天人合一”的信仰的。做不道德的行为就会遭“天谴”，惩罚做出恶行的人被称为“替天行道”。因此，我们中国人利益在受到故意的侵犯时，他们会挺身而出，“替天行道”，誓死捍卫自己的人格和众生共有的“天道”。
四、结论
由于我国古代法不同于西方法的特殊性质，中国并未形成权利观念，但是根据耶林的观点，我国是存在“为权利而斗争”的本土资源的。重实际利益，重人格尊严，重“天道”理念，这一切使得人们有着充分的动力和欲望去斗争，去抵抗。当今中国法律不断健全，越来越成为维护人民各种公民权利、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工具。人们也日益习惯于依据法律，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此时，我国的本土资源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近几十年，诉讼数量飞速上升，呈现出“诉讼爆炸”的趋势，“小额诉讼”等特殊诉讼案件的产生都标志着，我国人民有着强烈的“为权利而斗争”的自觉意识，而这也必将推动这我国法治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2]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3][美]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P8，10，17，28，36.
作者简介：
石秀文（1992～），女，汉族，安徽安庆人，本科在读，单位：天津商业大学法学专业，研究方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