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
[瑞典]奥维•洛夫格伦 乔纳森•弗雷克曼著，赵炳祥 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固定的时间被闹钟叫醒，于是一天的生活按照已经形成的时间表开始运行。8点或者9点开始工作，12点用午餐，13点30分继续投入工作直到6点离开工作的地方。为什么我们需要遵守这样的时间？工作与休闲在时间上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界限，究竟是谁在规定这一切呢？我们习惯于认为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对于时间的认知呢？是否也是如日升月落一般属于客观现象呢？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这样一种认知：时间是宝贵的，守时与惜时都是美德。我们不喜欢那些在时间观念上懒散的人们，这些人往往被认为没有责任心，不值得信任。可是，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是否会在某一天的清晨，被聒噪的闹钟从梦中吵醒后，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可以睡到自然醒之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呢？究竟是什么规定了每一天的日程表？
“在所有文化中，时间在社会组织里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标识文化边界与文化变动，个体和集体的生命阶段与节奏；它创造稳定与结构。就时间本身而言，它是一个连续体；每种文化把时间之流分成长短不同的截面，创造出各自的时间，拥有井然有序的周期与年龄。时间的概念因社会与年龄的不同而各异。”（P11）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在《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中这样说道。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对于时间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天经地义”，在瑞典的中产阶级逐渐将时间体系高度理性化、格式化之前，在瑞典农民的生活里，时间只是“有节奏地循环往复，但决不机械刻板。时间短长取决于他们生产劳动的强度和从事什么样的劳动”。（P14）随着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成为工人，工厂的时间规则在汽笛的声声作响中慢慢形成，工人们的时间逐渐脱离了原有的自然循环式的节奏，开始变得整齐划一。
在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关于时间的“暴政”：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逐渐占据了瑞典社会文化中的主流，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则被赋予了天然的“合理性”，于是，资产阶级对于时间的观念——诸如“守时”、“惜时”也会通过资产阶级的“成功”童话被描述为利用时间的正确方式。
当然，时间只是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将其价值体系合理化的一个方面而已。“19世纪，自然与非自然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大自然——这种人类重新创造的景观——被赋予所有定义为非自然的东西相对立的特性。较之于假的、人造的、商业化的城市环境，自然界成为真实、未加矫饰的象征。”（P45）我们会发现，在“自然”以及关于自然的浪漫想象背后，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企图：“对宁静乡村和传统农民生活的崇拜可被视为这样一种企图：在阶级冲突异常激烈的瑞典，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P49）
在《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的描述中，无论是幸福的家庭、夫妻关系的模式无一不渗透着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就算是一些看起来完全和文化毫无关联的概念与行为，也绝不是人们认为的“自然而然”。然而在大部分人看来，对于“肮脏”的厌恶，对于“洁净”与“健康”的关联性认知，既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看到污秽，总是想要躲避，甚至会有生理反应），又是基于确凿的科学基础（如个人卫生不足和不洁的环境是导致疾病的直接原因）。然而，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告诉我们：“厌恶固然是作为一种情感而存在，但我们必须了解是什么东西唤起了这种感觉。情感可能实际上是在保卫特定的社会秩序。”（P129）他们认为，人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文化所塑造的，而绝非像想象中那样与生俱来。而对于那些所谓的科学理性，并非人们区分“洁净”与“肮脏”的依据，而是我们如何在头脑中形成了关于这二者的区分标准——“首先要紧的是考察那些代表不同文化的人的不同社会地位，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他们根据干净/肮脏原则来划定界限的方式。”（P141）
众多的生活细节及对其深入的文化成因剖析构成了《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中19至20世纪瑞典中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图景。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在生活的细节中抓住了文化的“指挥棒”：瑞典中产阶级因其主流文化和主导生活方式的地位将自己摆放在一个高于、优于其他阶级的地位，而一切阶级意识都不是通过强硬的政治手段或宣传形式来灌输给人们的，自然而然甚至不被意识到的规训与隔离将文化价值与社会秩序内在化为人的自然需求，阶级的区隔在这里成为不可弥合的“客观”存在。
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用瑞典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历史提醒我们：“常识”、“规律”、“客观性”等等概念，因其在生活中的自然发生而掩盖了其所蕴涵的阶级文化，我们所认知的一切，或者说我们认知的方式和视角从最初就无法脱离文化——阶级的塑造。没有剔除了文化的生活，也没有超越阶级的文化，于是，从清晨在闹钟声里睁开眼的那一刻起，我们便被裹挟到特定的阶级文化中了……
作者单位：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学
（责任编辑 袁剑）
[瑞典]奥维•洛夫格伦 乔纳森•弗雷克曼著，赵炳祥 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固定的时间被闹钟叫醒，于是一天的生活按照已经形成的时间表开始运行。8点或者9点开始工作，12点用午餐，13点30分继续投入工作直到6点离开工作的地方。为什么我们需要遵守这样的时间？工作与休闲在时间上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界限，究竟是谁在规定这一切呢？我们习惯于认为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对于时间的认知呢？是否也是如日升月落一般属于客观现象呢？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这样一种认知：时间是宝贵的，守时与惜时都是美德。我们不喜欢那些在时间观念上懒散的人们，这些人往往被认为没有责任心，不值得信任。可是，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是否会在某一天的清晨，被聒噪的闹钟从梦中吵醒后，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可以睡到自然醒之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呢？究竟是什么规定了每一天的日程表？
“在所有文化中，时间在社会组织里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标识文化边界与文化变动，个体和集体的生命阶段与节奏；它创造稳定与结构。就时间本身而言，它是一个连续体；每种文化把时间之流分成长短不同的截面，创造出各自的时间，拥有井然有序的周期与年龄。时间的概念因社会与年龄的不同而各异。”（P11）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在《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中这样说道。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对于时间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天经地义”，在瑞典的中产阶级逐渐将时间体系高度理性化、格式化之前，在瑞典农民的生活里，时间只是“有节奏地循环往复，但决不机械刻板。时间短长取决于他们生产劳动的强度和从事什么样的劳动”。（P14）随着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成为工人，工厂的时间规则在汽笛的声声作响中慢慢形成，工人们的时间逐渐脱离了原有的自然循环式的节奏，开始变得整齐划一。
在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关于时间的“暴政”：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逐渐占据了瑞典社会文化中的主流，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则被赋予了天然的“合理性”，于是，资产阶级对于时间的观念——诸如“守时”、“惜时”也会通过资产阶级的“成功”童话被描述为利用时间的正确方式。
当然，时间只是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将其价值体系合理化的一个方面而已。“19世纪，自然与非自然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大自然——这种人类重新创造的景观——被赋予所有定义为非自然的东西相对立的特性。较之于假的、人造的、商业化的城市环境，自然界成为真实、未加矫饰的象征。”（P45）我们会发现，在“自然”以及关于自然的浪漫想象背后，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企图：“对宁静乡村和传统农民生活的崇拜可被视为这样一种企图：在阶级冲突异常激烈的瑞典，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P49）
在《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的描述中，无论是幸福的家庭、夫妻关系的模式无一不渗透着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就算是一些看起来完全和文化毫无关联的概念与行为，也绝不是人们认为的“自然而然”。然而在大部分人看来，对于“肮脏”的厌恶，对于“洁净”与“健康”的关联性认知，既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看到污秽，总是想要躲避，甚至会有生理反应），又是基于确凿的科学基础（如个人卫生不足和不洁的环境是导致疾病的直接原因）。然而，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告诉我们：“厌恶固然是作为一种情感而存在，但我们必须了解是什么东西唤起了这种感觉。情感可能实际上是在保卫特定的社会秩序。”（P129）他们认为，人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文化所塑造的，而绝非像想象中那样与生俱来。而对于那些所谓的科学理性，并非人们区分“洁净”与“肮脏”的依据，而是我们如何在头脑中形成了关于这二者的区分标准——“首先要紧的是考察那些代表不同文化的人的不同社会地位，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他们根据干净/肮脏原则来划定界限的方式。”（P141）
众多的生活细节及对其深入的文化成因剖析构成了《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中19至20世纪瑞典中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图景。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在生活的细节中抓住了文化的“指挥棒”：瑞典中产阶级因其主流文化和主导生活方式的地位将自己摆放在一个高于、优于其他阶级的地位，而一切阶级意识都不是通过强硬的政治手段或宣传形式来灌输给人们的，自然而然甚至不被意识到的规训与隔离将文化价值与社会秩序内在化为人的自然需求，阶级的区隔在这里成为不可弥合的“客观”存在。
洛夫格伦与弗雷克曼用瑞典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历史提醒我们：“常识”、“规律”、“客观性”等等概念，因其在生活中的自然发生而掩盖了其所蕴涵的阶级文化，我们所认知的一切，或者说我们认知的方式和视角从最初就无法脱离文化——阶级的塑造。没有剔除了文化的生活，也没有超越阶级的文化，于是，从清晨在闹钟声里睁开眼的那一刻起，我们便被裹挟到特定的阶级文化中了……
作者单位：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学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