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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不是农民的理想归属
改革开放最开始从农村开始，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太苦了，大多数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解放前相比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原本自然条件就差的地区，农民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所谓集体经济早就垮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根据地出来的老干部回根据地去考察，他们回来报告称，那里多数村子连集体财产都找不到，穷得一塌糊涂。不少老干部谈起老区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感慨不已，甚至很痛心。因为他们通过“文革”下放或“文革”后考察，发现解放了这么多年，一直以为农民翻身解放了，没想到他们看到的那些农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因此，农村改革为先，首先其实就是这些亲身经历了、亲眼目睹了农民困苦状况的老干部们，出于必须要让农民吃饱饭，穿暖衣，推动起来的。
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政府以极低的标准计算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口，还有两三亿人。这占了农村人口的相当比例。这些年来整个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数农民开始脱贫，全靠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了解，“文革”也好，毛泽东时代也好，至少不是大多数农民的理想归宿。
“国学”不能成为现代中国主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我们确有“轻视古董，迷信未来”的倾向，到了“文革”，这种倾向被推到极致。那时解释《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竟能说成是“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这种倾向使有良知的人们普遍厌恶，并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向慕逐渐形成一股热潮。这里不说那些乘此机会起哄炒作的求名争利之徒，真是有不少真诚的学人认为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是能够济人心救世界的良方呢！
这种意见实际上是文化万能论。传统文化是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这种经济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思想系统和价值观念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间，我们的努力目标从经济形态上来说是工商社会，从制度建构上说是法治社会，从人与人关系上来说是契约社会。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中生发的许多观念是不能适应这个转变目标的。儒家为什么强调“义利之辨”，谴责人们谈利，因为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不必考虑效率，有饭吃即可，而效率是工商社会第一要讲求的；又如宗法制度下爱有等差，全家、全族以大家长为核心，这如何与现代的法治社会、民主制度接轨？而契约关系要求交易双方平等，这在传统社会中就很难实现。我们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发展得最为详密与完善的，地球上很难再找到第二份了。然而就根本价值上来说，它不能促进和适应当前的社会转型。
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可能比工商文明更贴近人性和生活，它缓慢的、周而复始的节奏更能给人们的生理与精神带来更多的放松，这些都使它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它将会被更多的人所钟爱，甚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许多人也可能走入这个行列。然而它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机制而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痛心疾首。
九上九下者唯有黄克诚
黄克诚是1923年6月在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见到毛泽东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广州参加了由毛泽东等领导的政治讲习班，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下，千里找党，从湖南到湖北，再去上海，终于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由在上海的中央军委直接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之后派到中央苏区。
黄克诚忠诚于党突出表现在：面对敌人的升官发财的诱惑不动摇，面对党内的错误批判不灰心。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9次被错误批判、降职，险些被杀头。他面对这一切，丝毫未动摇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途让他退出，剥夺了他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试想，这对一位时年60岁、功勋卓著的老党员，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后来流传的那首七律：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这，似乎是一种无奈，但，更是一种从容、一种自信，无比坦荡开阔的胸怀。几经沉浮总不悔，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信党的伟大正确——包括坚信党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朝鲜不断折腾的真实原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朝鲜板门店签订。根据协定，双方将成立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半岛的和平状态得以保持并非停战协定本身的约束力。停战协定一直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裁制度，军停委和中监委没有处理双方或单方违反协定行为的足够权限与实质性手段。
90年代初，东欧突变和苏联解体，朝鲜突然之间失去了它最为强劲力量的庇佑。而美国从其冷战后东亚乃至全球安全战略考虑，加强了与日韩的军事合作，继续保持了在东亚地区的大量驻军。这些横在家门口的枪炮无疑给朝鲜极大的压迫感，使其感到国际安全受到极度威胁。
从1974年起，朝鲜曾多次致函美国和联合国，要求同美国谈判签署和约，以取代停战协定。1984年1月朝鲜提出朝美缔结和平协定，1991年，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后，朝鲜又提出要改变同联合国的不正常关系，解散联合国军驻韩司令部，撤走驻韩美军，同美签署和约，变停战体制为和平机制。而此时，在朝鲜的操刀下，原本监督执行《朝鲜停战协定》的重要构件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下属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亦被撤销，实际处于完全停止运转状态，停战机制完全瘫痪。
对于朝鲜的提议，美国基本不买账，美国更倾向于多方来解决朝鲜问题。
其实，2009年5月27日，朝鲜就以“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为由，宣布退出朝鲜停战协议，甚至声称“朝鲜半岛即将重回战争状态”。 实际上，朝鲜一时向美国主动伸出橄榄枝，一时板起脸来作强硬状，这种忽软忽硬、忽冷忽热的对美姿态，都为了直接和美国进行双边会谈，其最终目的，是与美国缔结和约，确保美国不对朝鲜进行或间接军事干预，同时通过朝美关系正常化，从美国获得急需的经济甜头。
邓颖超：恩来有些事写不写也没关系
1982年初，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时候隆重推出《周恩来传》。为编辑出版《周恩来传》，负责撰稿的李琦、金冲及等人决定前往西花厅当面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在接见他们时，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恩来的事，关于他的东西，我不直接提意见。他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党的干部，领导干部。他死后，怎么说，由中央来决定，由组织来决定。不过，你们来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负责任，如果你们需要核对一些事实，我不推卸责任。”
1989年春，《周恩来传》公开出版发行后，邓颖超这才把此书的主要执笔者金冲及请进中南海，提出对此书的阅读意见。直到这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才知道，此前他们送进中南海的样书，邓颖超并没有阅读，因为她担心过早地发表意见，很可能影响写作组同志的思路。
邓颖超说：“你们请我先看，我没有看，现在书已经出版了才提意见。比如沙基惨案，恩来同志也是参加了群众队伍的。当时三个人一排，机枪扫射过来，恩来同志两旁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同群众的关系，他总是勇于站在第一线。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但他恰恰同我谈过两次，所以印象很深。……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他还不太忙，所以偶尔和我谈一谈。希望你们再版时把这个内容补充上。”
邓颖超又说：“说句老实话，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所以有人觉得你们在这一段写得不够。恩来同志当时对前方后方包括军事上许多事都管。这一点同你们说明一下。当然，有些事写不写也没有关系，恩来同志也不赞成把他的功绩写得有多大，但实际情况在咱们的谈话中可以交流一下。”
中国商品房住宅产权为何只有70年
曾任中国第一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的王先进说：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一些新情况陆续出现，土地成为重要资产。1986年3月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并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作为组织保证。
我们土地管理局一开始提出的是住宅50年产权。这个期限是根据境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这里有一个比较近的样板，就是香港。
我们国家土地归国家所有，英国的土地全部归国王所有。他们批租年限最高为999年，实际是永租制。但是在香港，因为是名义上租了中国的，租期99年，所以香港政府批租期就以99年为上限，按年头逐渐减少。
我们先定了50年，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土地出让历史上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年限短点比较好调整；二是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一般为50年，假设从20岁开始，50年后就70岁了，可以够他们一辈子经营，而且可以转让、继承、续期；另外就是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房产产权的一般使用年限就是按50年计算，50年后房产就不能再用了。按照价值来算，用了50年就没什么价值了。
后来中央讨论转让土地的问题时，一位主要领导问年限长一些行不行，我回答了上述理由，并表示如果觉得50年时间短了，再增加几十年可以。后来制定法律时，就变成最高年限70年。
美英虚构伊拉克罪证发动战争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3月1 7日报道，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显示，10年前美英用来入侵伊拉克的理由都是“虚构的”。
10年前，美国和英国政府称，情报显示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正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借口向伊拉克开战，当时许多人质疑情报的可靠性。而其他国家情报机构发现伊拉克并没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
BBC纪录片中称，一名据说曾被美国抓到的伊拉克间谍表示，他被美国要求承认亲眼看到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战争就是建立在他的“谎言”之上。而负责评估伊拉克战争情报的巴特勒爵士称，他不知道有两名萨达姆政权高官曾秘密告知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部纪录片再次点燃了对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争论。英国在这场战争中阵亡179人，伊拉克的遇难者超过10万人，英国耗资超过9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843亿元）。尽管英军战斗部队2009年已撤离，但战争依然未结束，有关入侵合法性和英军部队的行为依然有许多遗留问题。
领导打好仗，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开遵义会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二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他第一个发言对博古“开炮”，作“反报告”，提出让毛泽东回到军队领导岗位。并且，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他起草的。三是周恩来。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张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第二，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天会议博古作报告，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刚讲没多久，张闻天加以打断，抢先作了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的三人发言，周恩来没予制止，让其“开炮”：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进行严厉批判后，李德想反驳，又被周恩来制止。第三，周恩来的“副报告”，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个表态和提议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肯定和拥护。第四，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对于顺利实现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决定性作用。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毛泽东这时毕竟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方法论问题，即不应从形式上看问题，而应从实质上看问题。周恩来对博古的那次谈话中说过：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到了实质。这毫无疑问，应是毛泽东。所以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党中央实际领导核心的转变。
（责任编辑/齐风）
改革开放最开始从农村开始，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太苦了，大多数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解放前相比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原本自然条件就差的地区，农民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所谓集体经济早就垮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根据地出来的老干部回根据地去考察，他们回来报告称，那里多数村子连集体财产都找不到，穷得一塌糊涂。不少老干部谈起老区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感慨不已，甚至很痛心。因为他们通过“文革”下放或“文革”后考察，发现解放了这么多年，一直以为农民翻身解放了，没想到他们看到的那些农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因此，农村改革为先，首先其实就是这些亲身经历了、亲眼目睹了农民困苦状况的老干部们，出于必须要让农民吃饱饭，穿暖衣，推动起来的。
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政府以极低的标准计算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口，还有两三亿人。这占了农村人口的相当比例。这些年来整个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数农民开始脱贫，全靠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了解，“文革”也好，毛泽东时代也好，至少不是大多数农民的理想归宿。
“国学”不能成为现代中国主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我们确有“轻视古董，迷信未来”的倾向，到了“文革”，这种倾向被推到极致。那时解释《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竟能说成是“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这种倾向使有良知的人们普遍厌恶，并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向慕逐渐形成一股热潮。这里不说那些乘此机会起哄炒作的求名争利之徒，真是有不少真诚的学人认为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是能够济人心救世界的良方呢！
这种意见实际上是文化万能论。传统文化是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这种经济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思想系统和价值观念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间，我们的努力目标从经济形态上来说是工商社会，从制度建构上说是法治社会，从人与人关系上来说是契约社会。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中生发的许多观念是不能适应这个转变目标的。儒家为什么强调“义利之辨”，谴责人们谈利，因为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不必考虑效率，有饭吃即可，而效率是工商社会第一要讲求的；又如宗法制度下爱有等差，全家、全族以大家长为核心，这如何与现代的法治社会、民主制度接轨？而契约关系要求交易双方平等，这在传统社会中就很难实现。我们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发展得最为详密与完善的，地球上很难再找到第二份了。然而就根本价值上来说，它不能促进和适应当前的社会转型。
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可能比工商文明更贴近人性和生活，它缓慢的、周而复始的节奏更能给人们的生理与精神带来更多的放松，这些都使它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它将会被更多的人所钟爱，甚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许多人也可能走入这个行列。然而它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机制而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痛心疾首。
九上九下者唯有黄克诚
黄克诚是1923年6月在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见到毛泽东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广州参加了由毛泽东等领导的政治讲习班，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下，千里找党，从湖南到湖北，再去上海，终于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由在上海的中央军委直接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之后派到中央苏区。
黄克诚忠诚于党突出表现在：面对敌人的升官发财的诱惑不动摇，面对党内的错误批判不灰心。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9次被错误批判、降职，险些被杀头。他面对这一切，丝毫未动摇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途让他退出，剥夺了他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试想，这对一位时年60岁、功勋卓著的老党员，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后来流传的那首七律：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这，似乎是一种无奈，但，更是一种从容、一种自信，无比坦荡开阔的胸怀。几经沉浮总不悔，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信党的伟大正确——包括坚信党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朝鲜不断折腾的真实原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朝鲜板门店签订。根据协定，双方将成立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半岛的和平状态得以保持并非停战协定本身的约束力。停战协定一直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裁制度，军停委和中监委没有处理双方或单方违反协定行为的足够权限与实质性手段。
90年代初，东欧突变和苏联解体，朝鲜突然之间失去了它最为强劲力量的庇佑。而美国从其冷战后东亚乃至全球安全战略考虑，加强了与日韩的军事合作，继续保持了在东亚地区的大量驻军。这些横在家门口的枪炮无疑给朝鲜极大的压迫感，使其感到国际安全受到极度威胁。
从1974年起，朝鲜曾多次致函美国和联合国，要求同美国谈判签署和约，以取代停战协定。1984年1月朝鲜提出朝美缔结和平协定，1991年，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后，朝鲜又提出要改变同联合国的不正常关系，解散联合国军驻韩司令部，撤走驻韩美军，同美签署和约，变停战体制为和平机制。而此时，在朝鲜的操刀下，原本监督执行《朝鲜停战协定》的重要构件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下属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亦被撤销，实际处于完全停止运转状态，停战机制完全瘫痪。
对于朝鲜的提议，美国基本不买账，美国更倾向于多方来解决朝鲜问题。
其实，2009年5月27日，朝鲜就以“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为由，宣布退出朝鲜停战协议，甚至声称“朝鲜半岛即将重回战争状态”。 实际上，朝鲜一时向美国主动伸出橄榄枝，一时板起脸来作强硬状，这种忽软忽硬、忽冷忽热的对美姿态，都为了直接和美国进行双边会谈，其最终目的，是与美国缔结和约，确保美国不对朝鲜进行或间接军事干预，同时通过朝美关系正常化，从美国获得急需的经济甜头。
邓颖超：恩来有些事写不写也没关系
1982年初，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时候隆重推出《周恩来传》。为编辑出版《周恩来传》，负责撰稿的李琦、金冲及等人决定前往西花厅当面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在接见他们时，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恩来的事，关于他的东西，我不直接提意见。他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党的干部，领导干部。他死后，怎么说，由中央来决定，由组织来决定。不过，你们来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负责任，如果你们需要核对一些事实，我不推卸责任。”
1989年春，《周恩来传》公开出版发行后，邓颖超这才把此书的主要执笔者金冲及请进中南海，提出对此书的阅读意见。直到这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才知道，此前他们送进中南海的样书，邓颖超并没有阅读，因为她担心过早地发表意见，很可能影响写作组同志的思路。
邓颖超说：“你们请我先看，我没有看，现在书已经出版了才提意见。比如沙基惨案，恩来同志也是参加了群众队伍的。当时三个人一排，机枪扫射过来，恩来同志两旁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同群众的关系，他总是勇于站在第一线。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但他恰恰同我谈过两次，所以印象很深。……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他还不太忙，所以偶尔和我谈一谈。希望你们再版时把这个内容补充上。”
邓颖超又说：“说句老实话，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所以有人觉得你们在这一段写得不够。恩来同志当时对前方后方包括军事上许多事都管。这一点同你们说明一下。当然，有些事写不写也没有关系，恩来同志也不赞成把他的功绩写得有多大，但实际情况在咱们的谈话中可以交流一下。”
中国商品房住宅产权为何只有70年
曾任中国第一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的王先进说：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一些新情况陆续出现，土地成为重要资产。1986年3月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并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作为组织保证。
我们土地管理局一开始提出的是住宅50年产权。这个期限是根据境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这里有一个比较近的样板，就是香港。
我们国家土地归国家所有，英国的土地全部归国王所有。他们批租年限最高为999年，实际是永租制。但是在香港，因为是名义上租了中国的，租期99年，所以香港政府批租期就以99年为上限，按年头逐渐减少。
我们先定了50年，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土地出让历史上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年限短点比较好调整；二是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一般为50年，假设从20岁开始，50年后就70岁了，可以够他们一辈子经营，而且可以转让、继承、续期；另外就是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房产产权的一般使用年限就是按50年计算，50年后房产就不能再用了。按照价值来算，用了50年就没什么价值了。
后来中央讨论转让土地的问题时，一位主要领导问年限长一些行不行，我回答了上述理由，并表示如果觉得50年时间短了，再增加几十年可以。后来制定法律时，就变成最高年限70年。
美英虚构伊拉克罪证发动战争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3月1 7日报道，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显示，10年前美英用来入侵伊拉克的理由都是“虚构的”。
10年前，美国和英国政府称，情报显示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正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借口向伊拉克开战，当时许多人质疑情报的可靠性。而其他国家情报机构发现伊拉克并没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
BBC纪录片中称，一名据说曾被美国抓到的伊拉克间谍表示，他被美国要求承认亲眼看到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战争就是建立在他的“谎言”之上。而负责评估伊拉克战争情报的巴特勒爵士称，他不知道有两名萨达姆政权高官曾秘密告知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部纪录片再次点燃了对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争论。英国在这场战争中阵亡179人，伊拉克的遇难者超过10万人，英国耗资超过9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843亿元）。尽管英军战斗部队2009年已撤离，但战争依然未结束，有关入侵合法性和英军部队的行为依然有许多遗留问题。
领导打好仗，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开遵义会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二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他第一个发言对博古“开炮”，作“反报告”，提出让毛泽东回到军队领导岗位。并且，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他起草的。三是周恩来。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张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第二，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天会议博古作报告，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刚讲没多久，张闻天加以打断，抢先作了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的三人发言，周恩来没予制止，让其“开炮”：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进行严厉批判后，李德想反驳，又被周恩来制止。第三，周恩来的“副报告”，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个表态和提议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肯定和拥护。第四，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对于顺利实现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决定性作用。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毛泽东这时毕竟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方法论问题，即不应从形式上看问题，而应从实质上看问题。周恩来对博古的那次谈话中说过：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到了实质。这毫无疑问，应是毛泽东。所以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党中央实际领导核心的转变。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