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故土，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一直是一个君主独裁、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在这样的政体下，孔稚珪敢于向齐武帝提出“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的主张，这种思想和勇气，是十分可贵的。
　　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朝齐武帝萧赜年间，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孔稚珪博学能文，风韵清疏，以传世之作《北山移文》，名重千古。他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孔道隆，官至侍中，父亲孔灵产，在南朝宋明帝泰始年间，任晋安（今福建福州市）太守。孔稚珪生活在高官厚禄的环境里，在既得利益的家庭里长大，却是一个直言敢谏的耿介之士。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孔稚珪上表曰：“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今律文虽定，必须用之；用失其平，不异无律。……今府州郡县千有余狱，如令一狱岁枉一人，则一年之中，枉死千余矣。”孔稚珪主张，治国以法理为本，有法必用，用法必公。如果用法不公，全国一千多个监狱，一狱一年冤死一人，一年就有千余人冤死。他甚至主张，宁可错放，不可错杀。
　　齐武帝对孔稚珪的主张，虽然“诏报从纳”，但是，却没有施行。窃以为，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了。用当代人的眼光看，孔稚珪的祖父、父亲，都是前朝高官，是新朝执政者的大忌。孔稚珪作为前朝高官子弟，敢于以刺耳之言，对当朝政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齐武帝竟然没有判他“复辟翻天”之罪，没有致其“家破人亡”，对其“反动言论”，还“诏报从纳”，这个结局，也真够可以的了。
　　孔稚珪的“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思想，距今一千五百多年了。由此可见，炎黄子孙的法治梦想，神州大地的法治历程，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