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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主要参战国政府和许多国际组织大多都设立了纪念日或哀悼日。用国家公祭仪式来祭奠死难者，牢记和平背后之巨大牺牲，形成国家、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一项国际惯例。2014年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2014年开始，已经进行了4次国家公祭仪式。其中，2014年和201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出席了国家公祭日仪式，并在首次国家公祭日发表重要讲话。
仪式感是民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体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走过了从家祭到地方公祭再到国家公祭的递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仪式化和制度化的建构，历史记忆得以不断唤醒、诠释和固化，并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记忆。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国家公祭在内的各种“仪式”中虽然蕴含了丰富的艺术元素，并且影响和塑造着人类审美的形象思维，但实际上对人类情感产生真正影响力的并非“仪式”这一简单的程式化过程，而是升华于其中的“仪式感”，即在“仪式”活动中形成的对“形式”“色彩”“结构”“节奏”“境界”等感官体验，以及其中蕴含的“神圣感”“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艺术感”等对人的心性结构、情感气质的影响。换言之，“仪式感”是仪式过程中主体内在的感性活动，它依托于外在仪式活动的场域，而与心灵产生某种呼应主体对仪式行为的感受。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作为一项公共活动，之所以能有效唤起现场参与者和全国广大民众的仪式感，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主题定位鲜明突出，总体策划高瞻远瞩。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其影响之深远已经毋庸赘言。国家公祭日的设立，缅怀过去，抚慰民心，顺应民意，彰显了我们以史为鉴的民族信仰。国家公祭仪式拉近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精神距离，成为一项国家性的公共活动。每年的12月13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不光是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也是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这样的主题定位和总体策划是仪式感产生的根本所在。
二是公共艺术建构场域，环境塑造凸显气氛。在仪式感的建构过程中，环境至关重要。在具有仪式感的环境中，人们共同体验到一种相似的情感和思维，建立起对方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感觉。当仪式作为集体事件出现的时候，就具有了集体情感交流的意义。仪式感需要依托和建构一个场域，而场域对公祭仪式参与者的影响力是润物无声的。国家公祭的场所设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内，不仅仅具有历史现场感，而且经过精心的环境塑造以突出仪式感。纪念馆建筑自西向东，以一条中轴线统一起来，形成空间尺度和秩序的统一。整座纪念性设施特色明显，震撼心灵，发人深省。从侧面看，主展馆如高高昂起、迎风破浪的船头，使得整个场馆犹如自西向东破浪前进的“和平之舟”，点明了“铭记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理念。
公共活动需要特定的环境，而环境塑造离不开公共艺术的烘托，公共艺术则需要确立某种“共同”的东西，并期待被“共享”、被“怀念”、被认同。仪式感不同于单纯的形式感，将“仪式”这一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审美对象内化为人的内在情感，需要仪式中具体的特殊文化符号对情感所起的催化作用。公共艺术，绝不只是一个单纯方案的设计，也不只是有形艺术的呈现，它让我们深入思考公共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通过进行有效的场所再造，唤醒公民意识，诠释精神意义，体现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公祭广场，这样的公共艺术元素无处不在，无论是写有各国文字的遇难者人数的灾难之墙，还是镌刻有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的标志碑，抑或是组合雕塑“古城的灾难”，再或是广场围墙上整齐划一的公祭幡阵列，以及纪念馆周围街道上写有各种悼念文字的“道旗”，无不在烘托庄严肃穆的整体氛围。
三是仪仗器物选用得体，多元方式烘托仪式感。在公祭仪式上进献祭品，是最具仪式感的步骤，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例如，每年国际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波兰总统会与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向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之墙”敬献花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则是在军乐团的伴奏下，以三军仪仗队敬献花圈为导引，也正是出于同样的仪式感目的。进献祭品的概念不仅限于进献花圈，仪仗的选择和使用有警示意义。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和青少年代表阮泽宇共同为国家公祭鼎揭幕。设置国家公祭鼎，并永久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紀念馆，具象化地提示了历史、凝固了记忆。
唤起仪式感需要多元的方式，有一系列重要的步骤作支撑。自1994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10时开始，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公祭仪式上，都会搭起公祭台，拉响南京全城防空警报。与此同时，南京市范围内的轮船、火车鸣笛，警示人们勿忘历史。2003年12月12日落成的和平大钟，在每年举办的公祭活动中都会被人们撞响，钟声浑厚、庄重、悠扬。该钟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齐康教授设计，用3根黑色的三棱柱和5个褐红色的圆圈组成“300000”的数字，中间的3根黑色横梁为1个倒下的“人”字，寓意为“倒下的300000人”。每年在公祭仪式上还会以放飞和平鸽的形式表达人们追求和平、幸福的美好心愿。在每一次的公祭仪式上，当凄厉的警报声被拉响，当厚重的和平大钟被撞响，当3000羽和平鸽被放飞翱翔的时候，参与者的仪式感油然而生。
四是项目构思巧妙合理，组织协调精准到位。“仪式”与“在场体验”的结合，需要巧妙构思、精心设计和精准到位的组织协调。国家公祭的仪式感包括各界人士的参与感、受教育感、责任感、历史感和国家意识感等。因此，项目设计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力求完美。国家公祭仪式对包括搭公祭台、拉警报、献花圈、军乐团演奏、降半旗、集体默哀、朗读和平颂诗歌、撞和平大钟、放飞和平鸽等一系列步骤进行了具体规范。
纪念馆根据工作要求，设置了不同项目组，具体包括群众方阵项目组、现场须知项目组、拉响防空警报项目组、敬献花圈及花圈制作项目组、三军仪仗队和军乐队项目组、嘉宾接待与引导项目组、撞钟及和平钟维护项目组、放飞和平鸽及和平鸽管理项目组、现场设备保障项目组等。公祭仪式前明确每一个项目组的责任人与工作职责，要求每一个项目的责任人必须落实到位，撰写工作方案，做到专事有专人、专人有专责。通过这些精细化的规划和管理，作为公共活动的国家公祭仪式的每一个步骤环环相扣，被精确到以秒计算。
仪式感叙事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的各种叙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通过各种悼念仪式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唤醒、诠释和巩固。其实，对仪式感的体验并非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仪式活动中，也可以发生在仪式之后的场景中。当我们的情感滞留于对当时场景的回忆时，并非在脑海中进行简单的图形再现，而是情感的一种再体验或者再创造。因为只有当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公祭的仪式感内化为情景的延续体验时，才是国家公祭仪式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活动真正成功的标志。
（作者单位分别为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
仪式感是民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体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走过了从家祭到地方公祭再到国家公祭的递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仪式化和制度化的建构，历史记忆得以不断唤醒、诠释和固化，并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记忆。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国家公祭在内的各种“仪式”中虽然蕴含了丰富的艺术元素，并且影响和塑造着人类审美的形象思维，但实际上对人类情感产生真正影响力的并非“仪式”这一简单的程式化过程，而是升华于其中的“仪式感”，即在“仪式”活动中形成的对“形式”“色彩”“结构”“节奏”“境界”等感官体验，以及其中蕴含的“神圣感”“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艺术感”等对人的心性结构、情感气质的影响。换言之，“仪式感”是仪式过程中主体内在的感性活动，它依托于外在仪式活动的场域，而与心灵产生某种呼应主体对仪式行为的感受。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作为一项公共活动，之所以能有效唤起现场参与者和全国广大民众的仪式感，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主题定位鲜明突出，总体策划高瞻远瞩。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其影响之深远已经毋庸赘言。国家公祭日的设立，缅怀过去，抚慰民心，顺应民意，彰显了我们以史为鉴的民族信仰。国家公祭仪式拉近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精神距离，成为一项国家性的公共活动。每年的12月13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不光是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也是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这样的主题定位和总体策划是仪式感产生的根本所在。
二是公共艺术建构场域，环境塑造凸显气氛。在仪式感的建构过程中，环境至关重要。在具有仪式感的环境中，人们共同体验到一种相似的情感和思维，建立起对方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感觉。当仪式作为集体事件出现的时候，就具有了集体情感交流的意义。仪式感需要依托和建构一个场域，而场域对公祭仪式参与者的影响力是润物无声的。国家公祭的场所设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内，不仅仅具有历史现场感，而且经过精心的环境塑造以突出仪式感。纪念馆建筑自西向东，以一条中轴线统一起来，形成空间尺度和秩序的统一。整座纪念性设施特色明显，震撼心灵，发人深省。从侧面看，主展馆如高高昂起、迎风破浪的船头，使得整个场馆犹如自西向东破浪前进的“和平之舟”，点明了“铭记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理念。
公共活动需要特定的环境，而环境塑造离不开公共艺术的烘托，公共艺术则需要确立某种“共同”的东西，并期待被“共享”、被“怀念”、被认同。仪式感不同于单纯的形式感，将“仪式”这一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审美对象内化为人的内在情感，需要仪式中具体的特殊文化符号对情感所起的催化作用。公共艺术，绝不只是一个单纯方案的设计，也不只是有形艺术的呈现，它让我们深入思考公共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通过进行有效的场所再造，唤醒公民意识，诠释精神意义，体现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公祭广场，这样的公共艺术元素无处不在，无论是写有各国文字的遇难者人数的灾难之墙，还是镌刻有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的标志碑，抑或是组合雕塑“古城的灾难”，再或是广场围墙上整齐划一的公祭幡阵列，以及纪念馆周围街道上写有各种悼念文字的“道旗”，无不在烘托庄严肃穆的整体氛围。
三是仪仗器物选用得体，多元方式烘托仪式感。在公祭仪式上进献祭品，是最具仪式感的步骤，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例如，每年国际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波兰总统会与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向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之墙”敬献花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则是在军乐团的伴奏下，以三军仪仗队敬献花圈为导引，也正是出于同样的仪式感目的。进献祭品的概念不仅限于进献花圈，仪仗的选择和使用有警示意义。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和青少年代表阮泽宇共同为国家公祭鼎揭幕。设置国家公祭鼎，并永久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紀念馆，具象化地提示了历史、凝固了记忆。
唤起仪式感需要多元的方式，有一系列重要的步骤作支撑。自1994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10时开始，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公祭仪式上，都会搭起公祭台，拉响南京全城防空警报。与此同时，南京市范围内的轮船、火车鸣笛，警示人们勿忘历史。2003年12月12日落成的和平大钟，在每年举办的公祭活动中都会被人们撞响，钟声浑厚、庄重、悠扬。该钟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齐康教授设计，用3根黑色的三棱柱和5个褐红色的圆圈组成“300000”的数字，中间的3根黑色横梁为1个倒下的“人”字，寓意为“倒下的300000人”。每年在公祭仪式上还会以放飞和平鸽的形式表达人们追求和平、幸福的美好心愿。在每一次的公祭仪式上，当凄厉的警报声被拉响，当厚重的和平大钟被撞响，当3000羽和平鸽被放飞翱翔的时候，参与者的仪式感油然而生。
四是项目构思巧妙合理，组织协调精准到位。“仪式”与“在场体验”的结合，需要巧妙构思、精心设计和精准到位的组织协调。国家公祭的仪式感包括各界人士的参与感、受教育感、责任感、历史感和国家意识感等。因此，项目设计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力求完美。国家公祭仪式对包括搭公祭台、拉警报、献花圈、军乐团演奏、降半旗、集体默哀、朗读和平颂诗歌、撞和平大钟、放飞和平鸽等一系列步骤进行了具体规范。
纪念馆根据工作要求，设置了不同项目组，具体包括群众方阵项目组、现场须知项目组、拉响防空警报项目组、敬献花圈及花圈制作项目组、三军仪仗队和军乐队项目组、嘉宾接待与引导项目组、撞钟及和平钟维护项目组、放飞和平鸽及和平鸽管理项目组、现场设备保障项目组等。公祭仪式前明确每一个项目组的责任人与工作职责，要求每一个项目的责任人必须落实到位，撰写工作方案，做到专事有专人、专人有专责。通过这些精细化的规划和管理，作为公共活动的国家公祭仪式的每一个步骤环环相扣，被精确到以秒计算。
仪式感叙事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的各种叙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通过各种悼念仪式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唤醒、诠释和巩固。其实，对仪式感的体验并非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仪式活动中，也可以发生在仪式之后的场景中。当我们的情感滞留于对当时场景的回忆时，并非在脑海中进行简单的图形再现，而是情感的一种再体验或者再创造。因为只有当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公祭的仪式感内化为情景的延续体验时，才是国家公祭仪式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活动真正成功的标志。
（作者单位分别为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