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同志，生于旧社会、活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刚来不久，走了。我没和他见最后一面，也没参加葬礼。我承认，我不孝，故意不孝。那时我刚结婚，工作地远在家乡千里之外。这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在于，那时父亲在我眼中，只是一个狂暴的酒徒。
　　酒是他的命，每天中午、晚上两顿酒，雷打不动。计划供应那些年，没酒票，他有办法搞到票，没钱，他有办法赊到酒。问题是，他每喝必醉，家中三天两头就会有暴风骤雨。发泄对象首先是妻子，其次是儿女，家具餐具有时也在劫难逃。鸡犬不宁的日子是我发奋读书的动力。1978年，15岁的我考了个远远的中专学校。庆幸离开了家，离开了我那时认为是万恶的父亲同志。
　　可他走了整整25年，狂暴酒徒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淡去，一个在那个年代不安分守己的思想开放、行为躁动、追求时尚的父亲同志渐渐清晰。过去不想他，恨他，现在心中十分挂念。仔细想，其实除了酒，他还有非常宝贵的东西。
　　父亲同志有技术，他是远近闻名的木匠。靠一技之长，让我们这个8口之家在饥饿年代少挨饥饿。十里八里乡亲修房造屋、添置家具，少不了他。多数时候，他在家二更睡三更起，买木料做家具打农具，到集市换点钱。我们不仅能勉强填饱肚子，有时还能买些不要肉票的死猪肉、母猪肉打打牙祭。肉香常惹来邻居的比较和愤怒，以致邻里不和、纠纷不断。现在想来，不好笑。
　　父亲同志有文化，再苦再难再累，只要没喝醉酒，他就会唱歌。那年月的流行歌曲，当然是样板戏、革命歌曲，是他的最爱。比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几乎都会几句。一台东方红牌收音机，就像iPad之与今天的年轻人，不离左右。听那一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响起，知道是父亲同志起床了，开始干活了。他的文化，还让他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生产队会计。也让他有较好的人缘，帮人写书信、对联，不时换来几壶酒、几两叶子烟。这让他活得很有成就感，当然，也让他酒喝得更多、脾气更大。
　　父亲同志开放的思想观念、追求时尚的劲头、艰难困苦下的生活激情，让我以自己今天的生活状态和他相比，十分惭愧。川南山区农村，1980年代以前几乎全是土坯房，茅草房占大多数，乡政府（那时叫人民公社）不过是地主分子留下的木板房。但父亲同志以起早熬夜、不折不挠的精神，为我家建起了土坯的、瓦盖的、木板隔楼的房子，房前和左右有一米多宽的走廊式阳台，颇具创意。客人来了，总要楼上楼下反反复复走走。父亲的骄傲、全家的骄傲一次次得到满足。只不过骄傲背后有负债、有赊欠。按今天的消费观念，父亲同志十分前卫。按揭且没利息，那时农村还没有钱生钱的概念呢。有了楼房，父亲同志就有了教育后代的资本。他说，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1979年，家乡通电了，父亲同志的梦想是有一台电视机。可那时电视机在城里也要凭指标。不过，3年后，他还是买回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是1970年代末，的确良来了，他专门去了趟县城，扯了几尺布，找裁缝做了套夏装，走在村里，像过去的地主老爷。遗憾的是，他没实现电话梦。他走时，乡政府还是摇把子呢。父亲同志就是这样，以辛苦勤劳，不断追赶潮流。
　　父亲同志或许心中有痛，他自己才知道的痛。我现在知道他的最痛可能是那一次，他和村里一个大家都看不惯的妇人，去了趟县城。村里满城风雨，家里烽火连天。他连续几天醉酒，但没发酒疯。没有证据，没有结果，不了了之。母亲没文化，缺少与父亲和谐交流的语言，争吵充满了在一起的岁月，或许是痛源。在都缺少文化的环境里，有点文化，可能就有了不切实际的追求。今天很好理解，那时不行。
　　父亲同志的酒、父亲同志的痛，更多的可能还是生活的艰难、6个子女的重担。
　　酒，终于害了父亲同志。1987夏天，他没有战胜肝癌，走得一点儿也不痛快。他病重时，我陪过他几天。他像不醉酒时的豁达。他说，我60岁，走了，满甲子、不算短命。
　　父亲同志走了整整20年，母亲才去。他们的坟墓只相距几米。冤家，继续吧。
　　我在父亲同志坟前烧纸时，真心对他说：观念、思想、勤劳、激情，保持、发扬；喝酒，克制、克制。与母亲，重新开始吧。
　　最遗憾的是，我没有保存父亲同志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