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商业改造
　　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用4年时间完成了三大改造。这是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与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一起,民族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完成。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看,虽然民族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口述者:李建勋
　　原同仁堂药店经理、支部书记。1934年生,18岁到同仁堂工作,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同仁堂公私合营及发展全过程。
　　
　　
　　1952年,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来到同仁堂视察,由于中药原来只有丸、散、膏、丹四种形式,彭真希望国药也能搞搞创新,他建议同仁堂能够把中药片剂也研制出来。
　　为了避免损害同仁堂的利益,乐松生先以天津达仁堂的名义成立了国药研究所,并聘请了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郑启栋从事中药剂研究。1953年,郑启栋带领学生们成功研制出了银翘解毒片、香连片、女金丹片和黄连上清片等四种片剂,改变了中药没有片剂的历史。后来又相继制成舒肝片、藿香正气片、祛暑片等,大大方便了顾客。
　　那几年,在政府扶植下,同仁堂的生产逐步发展起来,这可比同仁堂自己经营强多了。原来同仁堂经营讲究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乐家的子女们所开的店都不能用同仁堂的名字。所以原来一个店的时候人手还能忙过来,可是大量的合同签下来以后,工人们就不够用了。1953年,北京市工会组织就在北京市的其他药店里抽调了100余名表现积极的青年充实到同仁堂,这才让同仁堂的职工人数一下子增加到了280多人。我那时在另一家药店工作,因为我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也一起来到了同仁堂。开始我做“给药丸制造蜡皮”的工作,一年后调到了同仁堂的门市药店做保管员。
　　乐松生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他对公私合营的事也积极起来了。于是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也开始慢慢地说服自己的家里人接受公私合营。1954年,乐松生带头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1954年7月28日,由11人组成的工作组入驻同仁堂。
　　那时同仁堂成立了清产核资领导小组,起草公私合营协议书。搞清产核资时我是青年组长,参与清产核资。我清楚地记得工人们在清产核资上和乐家人有分歧,比如桌子坏了,工人们不想算作资产,可是乐松生却说修修还能用哪能不算,等等。
　　1954年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公私合营对于同仁堂的工人们来说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感觉一下子解放了。原来同仁堂有一个规矩,就是招来工人都要改名字,工人们虽然感觉受了侮辱,但是也没有办法。合营后工人们自己的名字恢复了,大家也都更积极地去做工了。
　　同仁堂是提前一年多的时间合营的,同仁堂合营后,推动了北京市其他私营工商业的合营。1955年初,彭真到同仁堂检查工作并会见了乐松生,肯定了他在公私合营中的表现。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乐松生,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乐松生的生活、工作和同仁堂生产情况,勉励他为国家医药事业多做贡献。周恩来转达了他的妻子邓颖超对乐松生的问候。邓颖超早年曾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任教,而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乐松生的伯父乐达仁。
　　
　　四马分肥
　　
　　公私合营后的同仁堂,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仁堂内部建立健全了党、政、工、团的领导组织,增建了企业各项的管理制度。国家还投资扩建厂房,增添生产设备,促进生产迅速发展。在管理上,破除了不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经营方式,原来同仁堂是一厂一店,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生产面比较小。公私合营后,企业在国家统一安排下,北京市别家店的药同仁堂也可以生产销售;同时在销售面上,也由一家一店自己销售,扩大到全国销售。
　　同时,在国家的扶持下,同仁堂像中国其它中药企业一样,彻底摆脱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简单的手工操作逐渐被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设备所替代,比如说球磨粉碎机;再比如混合,原来是手工套研,现在变为机器混合;熬膏药原来是两个小锅,前锅后锅,一天就这么熬,后来就变成大锅,像井似的,直径有一米多,深三米,熬膏药也变成机械化了,比过去规模也大了。结果是素以“质高价昂”知名于世的北京同仁堂成药,在公私合营后连续几次降价,成为质高价廉的产品,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同仁堂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简称工管会,目的是对同仁堂实现企业民主管理。工管会只承担决策,而不是一个生产管理的执行机构。工管会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同仁堂的管理体制。
　　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被分成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即所谓“四马分肥”,国家和工人所得占了大头。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同仁堂的乐氏家族经历过彷徨不安到主动接受的过程,但后来发现,“四马分肥”不但没有减少他们的收入,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红利,工人的收入亦因此翻了番。比如解放前,四大房每年在铺面上提取银子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5.6万两。1953年,按照“四马分肥”原则,四大房共分得红利171561元,超过原来所得两倍多。仍任经理的乐松生乐不可支:“原来担心合营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样好。”
　　好产品不愁没有销路,那时候,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邮寄部表现的最明显,原来只有几个人,后来邮寄部增加到40多人还忙不过来,我们经常要过去帮忙。
　　公司效益好了,工人的收入亦翻了番。同仁堂的待遇本来就比别的药店丰厚。我在其他药店工作时,一个月的收入能买120斤小米。1953年1月,我在同仁堂工作,月收入能买180斤小米。而“四马分肥”后,我的工资开到了每月62.5元,而当时的小米是每斤一毛三,我的工资合480斤小米。收入只是一方面,公私合营后的工人们有了“主人公”的感觉,干劲十足。以前再怎么样也是给东家干活儿,公私合营后,我们就是给自己干活儿了。
　　有一组数据最能说明同仁堂公私合营以后的效果,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同仁堂的职工从194人增加到540人,其中460多人是纯工人,生产总值也从1948年的16万增加到了1959年的1251万。
　　公私合营以后乐松生的社会工作也多了起来,自己忙不过来,就聘请了乐益卿和同济堂的刘景玉做副经理,自己则抽出时间来做其他社会工作。
　　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后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5日,那可是同仁堂发展史上一个辉煌和光荣的时刻。这一天,北京市各界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同业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