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贝多芬说：我情愿写10000个音符，也不愿写一个字母。
而我，情愿用10000个字，去换贝多芬的一个音符。但我知道，他根本不稀罕。
有什么办法？在伟大的艺术与它谦卑的粉丝之间，就存在着这种不平等。
但我依旧虔诚地朝拜着，并且相信：每写下10000个字，就与音乐圣殿的距离又近了一个音符……
“今天口语课，来了一位新外教，”儿子眉飞色舞地对我说：“他可喜欢流行音乐了，我跟他聊披头士、雷鬼音乐和吉米·亨德里克斯，别的同学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老妈，这也多亏你平时对我的熏陶！”
对哟，我的全套《披头士合集》都被他拿到自己的房间里，书架上吉米·亨德里克斯的自传《满是镜子的房间》也被他翻来翻去，想到自己钟爱的音乐种子在儿子的小花盆里生根发芽，心中很是一喜。
不觉想起台湾音乐人马世芳的“青春歌史”：因为母亲是电台热门音乐节目主持人，所以自小马世芳“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词谱”，母亲从未主动“教”他听音乐，但他偶然向母亲借了一盒披头士的卡带，一听之后，他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里尽情遨游，直到游出自己的泳姿——不一定要成名成家，但面对音乐，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个人记忆，这是我对儿子未来的期望。
期望，源于自己年少时音乐记忆的缺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不喜欢唱，（“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这样的事未曾出现过！），也不喜欢听，尤其反感孩子听音乐，在母亲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切影响读书的消遣都被禁止，正如今天的妈妈们视iphone为眼中钉一样，当年的母亲也视我的录音机为“糖衣炮弹”：“只能用来听外语，想听歌？想想就行了！”如今母亲的耳朵背得厉害，可当年，即使将录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小，母亲也能听见：现在想，母亲是担心我边听歌边学习，会养成做事不专心的坏习惯，可当时不理解，常生她的气。
那时，好友的母亲能歌善舞，且会弹钢琴，常羡慕地想：与那样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多有趣，如果能交换一下就好了，这样的想法直到念了大学才消失。大一上学期，父亲来学校看我，带来一台索尼录音机，花300多块钱买的，我喜欢极了，同时也有些担心：“我妈要知道您花这么多钱给我买录音机，肯定会生气！”父亲笑着说：“钱是你妈给的，说你一个人只身在外，买一个好一点儿的录音机，多听听歌，就不会想家了。”
那时，父母靠微薄的工资供姐姐和我读书，已经十分吃力，哪还有余钱买录音机？后来得知：母亲利用假期租行李给学校里的函授生，一套行李能挣几十块钱，但是得拆、洗、晾、晒、缝好之后，用自行车将行李推到学生宿舍，等学期结束了再取回来，为了争取多租几套行李多挣点儿钱，母亲和人说尽好话，也为此多付出几倍的辛劳……
待我真正长大以后，才理解：母亲每天从早劳作到晚，工作、学生、家庭、孩子占据了她全部时间，并不是不喜欢音乐，只是母亲没有一分钟的空闲留给自己，去倾听与感受音乐的宽慰与抚摸，远离音乐是母亲那辈人奉献爱的一种方式。
大学四年里，用于听歌与听外语的时间，一样多，虽然隔山隔水的，母亲已不能“监听”自己了，可是，每每举头望弯月，都会想：那是母亲弯曲的手指，一端指我，一端指着家的方向，隐约间，仿佛听到母亲在说：“女儿当自强”啊！
“自强”地读完大学，终于实现了人生的大理想：找到一份工作，像爸妈一样挣工资了！虽然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不足百元，可攒了几个月之后，也够给母亲买一件羊毛外套的，母亲很喜欢那件衣服，左看右看，就是不舍得穿。为了让母亲穿上，我特意找来《一封家书》给她听，母亲将耳朵倾向录音机，终于听清李春波所唱：“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就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眼里泛着泪光，母亲笑着说：“唱得真好！”
母亲认识的歌星屈指可数，记忆中只听过她真心夸赞过三位歌手唱得好：李春波，奚秀兰和徐小凤，后两位是母亲看“春晚”认识的。母亲常夸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唱得“活泼”，徐小凤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唱得“深沉”，每当电视上播出她们的现场演唱，几乎从不看电视的母亲，一定会坐到沙发上认真地看，那一刻，母亲屏息凝眸的神情宽阔无边……
儿子出世那天，母亲没在我身边，预产期提前了，不知情的母亲早早去学校参加庆“七一”的职工大合唱去了，虽然母亲用歌声“保卫家乡，保卫黄河”却没能“保卫”她的小女儿，我却丝毫没抱怨过她，因为知道母亲珍视那次大合唱的机会：随着姐姐和我都成家立业了，永远为家而忙的母亲，终于可以将时间和空间留给自己的生活了，她积极参加学校退休办组织的各项活动，甚至，从不开口歌唱的母亲，也和老同事们一起走上舞台，真是韶华献儿女，白首唱晚情……
其实，母亲唱歌不好听，也因此，当厨房里只剩她一个人时，母亲才会悄悄地哼起歌，那些歌都是无词、片段式、难觅出处的，一段旋律起，另一段旋律止，东缀西连，像缝一床百纳被：母亲五岁时亲娘病逝，在冷酷的后娘身边长大，没有人教她唱歌，没有人唱歌给她听，母亲随口哼唱的那些歌，是她自己为自己谱写的成长记忆吧！
怎么能说母亲没留给过我一首歌呢？那些年，母亲那些低缓醇柔的哼唱，夹着米香，飘进我的房间，氤氲了无数个清晨和黄昏，“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听到它心中充满欢乐”，那是舌尖上我们家的幸福味道。
而我，情愿用10000个字，去换贝多芬的一个音符。但我知道，他根本不稀罕。
有什么办法？在伟大的艺术与它谦卑的粉丝之间，就存在着这种不平等。
但我依旧虔诚地朝拜着，并且相信：每写下10000个字，就与音乐圣殿的距离又近了一个音符……
“今天口语课，来了一位新外教，”儿子眉飞色舞地对我说：“他可喜欢流行音乐了，我跟他聊披头士、雷鬼音乐和吉米·亨德里克斯，别的同学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老妈，这也多亏你平时对我的熏陶！”
对哟，我的全套《披头士合集》都被他拿到自己的房间里，书架上吉米·亨德里克斯的自传《满是镜子的房间》也被他翻来翻去，想到自己钟爱的音乐种子在儿子的小花盆里生根发芽，心中很是一喜。
不觉想起台湾音乐人马世芳的“青春歌史”：因为母亲是电台热门音乐节目主持人，所以自小马世芳“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词谱”，母亲从未主动“教”他听音乐，但他偶然向母亲借了一盒披头士的卡带，一听之后，他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里尽情遨游，直到游出自己的泳姿——不一定要成名成家，但面对音乐，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个人记忆，这是我对儿子未来的期望。
期望，源于自己年少时音乐记忆的缺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不喜欢唱，（“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这样的事未曾出现过！），也不喜欢听，尤其反感孩子听音乐，在母亲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切影响读书的消遣都被禁止，正如今天的妈妈们视iphone为眼中钉一样，当年的母亲也视我的录音机为“糖衣炮弹”：“只能用来听外语，想听歌？想想就行了！”如今母亲的耳朵背得厉害，可当年，即使将录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小，母亲也能听见：现在想，母亲是担心我边听歌边学习，会养成做事不专心的坏习惯，可当时不理解，常生她的气。
那时，好友的母亲能歌善舞，且会弹钢琴，常羡慕地想：与那样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多有趣，如果能交换一下就好了，这样的想法直到念了大学才消失。大一上学期，父亲来学校看我，带来一台索尼录音机，花300多块钱买的，我喜欢极了，同时也有些担心：“我妈要知道您花这么多钱给我买录音机，肯定会生气！”父亲笑着说：“钱是你妈给的，说你一个人只身在外，买一个好一点儿的录音机，多听听歌，就不会想家了。”
那时，父母靠微薄的工资供姐姐和我读书，已经十分吃力，哪还有余钱买录音机？后来得知：母亲利用假期租行李给学校里的函授生，一套行李能挣几十块钱，但是得拆、洗、晾、晒、缝好之后，用自行车将行李推到学生宿舍，等学期结束了再取回来，为了争取多租几套行李多挣点儿钱，母亲和人说尽好话，也为此多付出几倍的辛劳……
待我真正长大以后，才理解：母亲每天从早劳作到晚，工作、学生、家庭、孩子占据了她全部时间，并不是不喜欢音乐，只是母亲没有一分钟的空闲留给自己，去倾听与感受音乐的宽慰与抚摸，远离音乐是母亲那辈人奉献爱的一种方式。
大学四年里，用于听歌与听外语的时间，一样多，虽然隔山隔水的，母亲已不能“监听”自己了，可是，每每举头望弯月，都会想：那是母亲弯曲的手指，一端指我，一端指着家的方向，隐约间，仿佛听到母亲在说：“女儿当自强”啊！
“自强”地读完大学，终于实现了人生的大理想：找到一份工作，像爸妈一样挣工资了！虽然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不足百元，可攒了几个月之后，也够给母亲买一件羊毛外套的，母亲很喜欢那件衣服，左看右看，就是不舍得穿。为了让母亲穿上，我特意找来《一封家书》给她听，母亲将耳朵倾向录音机，终于听清李春波所唱：“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就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眼里泛着泪光，母亲笑着说：“唱得真好！”
母亲认识的歌星屈指可数，记忆中只听过她真心夸赞过三位歌手唱得好：李春波，奚秀兰和徐小凤，后两位是母亲看“春晚”认识的。母亲常夸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唱得“活泼”，徐小凤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唱得“深沉”，每当电视上播出她们的现场演唱，几乎从不看电视的母亲，一定会坐到沙发上认真地看，那一刻，母亲屏息凝眸的神情宽阔无边……
儿子出世那天，母亲没在我身边，预产期提前了，不知情的母亲早早去学校参加庆“七一”的职工大合唱去了，虽然母亲用歌声“保卫家乡，保卫黄河”却没能“保卫”她的小女儿，我却丝毫没抱怨过她，因为知道母亲珍视那次大合唱的机会：随着姐姐和我都成家立业了，永远为家而忙的母亲，终于可以将时间和空间留给自己的生活了，她积极参加学校退休办组织的各项活动，甚至，从不开口歌唱的母亲，也和老同事们一起走上舞台，真是韶华献儿女，白首唱晚情……
其实，母亲唱歌不好听，也因此，当厨房里只剩她一个人时，母亲才会悄悄地哼起歌，那些歌都是无词、片段式、难觅出处的，一段旋律起，另一段旋律止，东缀西连，像缝一床百纳被：母亲五岁时亲娘病逝，在冷酷的后娘身边长大，没有人教她唱歌，没有人唱歌给她听，母亲随口哼唱的那些歌，是她自己为自己谱写的成长记忆吧！
怎么能说母亲没留给过我一首歌呢？那些年，母亲那些低缓醇柔的哼唱，夹着米香，飘进我的房间，氤氲了无数个清晨和黄昏，“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听到它心中充满欢乐”，那是舌尖上我们家的幸福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