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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异思迁”让我时时不忘开拓创新；撞了南墙不回头让我百折不饶，愈挫愈坚、嗜才如命，我的企业才走出困境，柳暗花明。
我出生于益阳市赫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本来为我取了一个不普通的名字——“张荣贵”，希望我长大后能与荣华富贵结缘。可惜上户口时人家图方便擅自将“荣”改成了“云”，莫名地就让我与一座高原同名了。因而我至今都未能大荣大贵，但好歹还是沾了一点“富”气。要不像我这样没有文化又不安心守着几亩田地过日子的农村青年不少，为什么我能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小老板呢？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
因为生在贫穷的农家，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生活的艰辛。1979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成八瓣，付出与收获却不成正比。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学过打铁，到水电安装公司上过班，最后都放弃了。打铁体力上太辛苦，我吃不消，在水电安装公司上班又太安逸，觉得空虚无聊。我一直在挖空心思寻找适合我的职业。1984年，我借了几千块钱承包了益阳市邮电局养猪场，成天围着几十头小肥猪忙得团团转，满脑子都是发财梦。然而，命运捉弄了我，活蹦乱跳的小猪刚刚长成百来斤，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全部放倒了，血本无归。我意识到没有一点医学知识搞养殖是盲目的，于是很快把目光投向日渐红火的餐饮业。不久，一个朋友说益阳有一家饭店想转让，我马上联系到那家饭店，对方要5000元钱转让费。我当时刚刚经受了猪瘟风波，别说5000元，就是50元也拿不出来。可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天天往亲友邻居家里跑，找他们帮忙。仿佛怕猪瘟传染到身上似的，他们一个个看到我就躲，谁也不肯借钱给我。我不泄气，仍然低声下气地说好话求人家。最后，一个邻居被我缠恼了，他冷冷地盯着我说：“你站起来个子比谁都高，称起来重量比谁都重，怎么就是干不出点人事呢？谁的钱不是辛苦钱，谁舍得送给你去糟蹋？有时间多琢磨着干点正事，少异想天开，癞蛤蟆是吃不到天鹅肉的。”走出门，我的泪水汹涌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在那一刻，我发誓：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1985年，大棚蔬菜还没有在湖南推广，我从电视里看到广东的辣椒一年四季都很便宜，便想搞长途贩运。拉了几个伙伴，去广东电白县运了第一车辣椒回来，很顺利。买进来8分钱一斤，运到益阳能卖7毛钱一斤。我们乘胜追击，又接连做了好几趟，大赚了一笔。后来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利润就没那么高了，我赶紧见好就收，在益阳承包了一家饭店开始搞餐饮。那个时候生意比现在好做，人都单纯，竞争也没现在这么激烈，加上我脑瓜子不笨，几年下来，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1989年，我听人家说长沙中巴客运很赚钱，又毅然放弃益阳正红火的餐饮公司到长沙经营中巴客运。干了3年，发现长沙火车站周围的饭店生意不错，又萌发了重操旧业的念头。1991年底，我在火车站对面买下了一个门面，我的“楚云饭店”开张了。对于餐饮，我可以说是熟门熟路，加上地段好，服务态度也好，生意很快红火起来，饭店的规模越来越大。1993年，我在省储备局又买下一块地，建了招待所，这时我的事业可以毫不谦虚地用“蓬勃”两字来形容了。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从打铁匠到水电安装工，从养猪到长途贩运，从中巴客运到涉足餐饮，再从益阳到长沙，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不安分的足迹。在字典里，“见异思迁”是个贬义词。可我觉得除掉其中盲目的成份，它也代表一种创新精神、开拓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才没有满足于眼前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才会无论是失意还是得意时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才敢放开手脚，恣意挥洒创业激情，不断扩展自己的王国，也才有今天的成功。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
我“见异思迁”的老毛病在事业有了起色的时候又开始犯了。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邀我到浏阳去钓鱼，发现浏阳的纺织业特别红火，毛巾产业在那儿已形成规模。于是我想到了八九十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益阳毛巾厂。同样是毛巾产业，为什么人家能经营得那么好而我们却做不好呢？我们可不可以向人家学习一些经验呢？当时我正在考虑创办工业企业的事，因为我觉得，没有工业做依托，没有产品促发展，光凭搞第三产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名牌企业都应有自己的产品。我想过办餐巾纸厂，因为我们湖南还没有餐巾纸厂，可是通过社会调查得知餐巾纸厂对环境污染严重，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后来又想过办打火机厂，然而命运却让我跟毛巾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7年5月，益阳举办第二届竹文化节，目的是推介益阳，招商引资，我和所有在外乡创业的老板全被召了回来。当时的益阳毛巾厂已经停产7年，是政府的一块心病。工人没有工资，经常集体上访闹事，益阳市政府希望找一个愿意出资的人承包工厂。原益阳毛巾厂厂长夏清尧动员我把厂子包下来。他说只要投入50万元就可重新启动生产，我几乎没思考就答应下来了。当时我是很有一番雄心壮志的，浏阳红火的毛巾产业让我对企业的前景充满信心，我认为，他们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我与市委市政府签订了协议，以承包的方式将这个国营厂全面改制，1997年底，注册成立了我的久久毛巾有限公司。“久久”，顾名思义，是希望企业能长久兴盛，然而，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一个个接踵而来，差点将我逼上了绝路。
益阳市毛巾厂已经停产7年，道路不通，院子里草都长得有人高了。因为欠费太多，水电都停了。走进厂房，机械设备只有一具具无法搬动的骨架，且早已锈迹斑斑，能拆走的全被拆走了。我知道，夏清尧厂长“骗”了我。别说50万元，就是再加两个50万也难一下子将厂子搞活。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对毛巾企业还是门外汉的我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了。第一步是与电力局交涉，原来厂里欠了几十万元电费，经多次协商，由我垫付3万多元才把电重新开通。接着是购买设备，请技术工。我从长沙毛巾厂高薪请来两名技术工负责生产，聘请了两名老员工搞销售。100多名原来益阳毛巾厂的工人又重新被我召进了厂里。厂子恢复生产时，我已经整整投入了200万元。
产品生产出来，销售的问题又来了。销售员带着样品东奔西跑，却总是打不开销路。迫不得已，我们只有送货上门。1998年，安徽一个客户骗去了我们一车价值3万多元的货却拒付货款，我们三番五次上门催付人家理都不理，没办法，只有打官司，结果是官司赢了，但前前后后花了10万元。这时候，厂里的工人又开始闹事。这些原来在国营企业做事的人都习惯了懒懒散散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潜意识里认为，他们才是企业的主人，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充其量不过是想剥削他们的万恶的资本家而已。因此对于我制定的按件计工资等奖惩制度很不以为然。这一回就是因为有几个工人做的产品不合格，车间主任要求返工，他们便大吵大闹开始罢工。为首的冲到配电室把电闸拉了下来，厂子一下子陷入了瘫痪。后经市委有关领导出面做工作，才恢复生产。经过了这事我才意识到，我当初一时心血来潮包下厂子太草率了。我原以为经营厂子和我经营酒店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却不知工业的整套程序和企业管理中的困难是那么具体，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然而，我不是个肯轻易服输的人，哪怕撞了南墙也绝不会回头。痛定思痛，我开始检查自己：作为一厂之长，我太胆小，太善良，该狠的时候狠不起来。于是，我开除了两名为首闹事的工人。其中的一名后来拿了一把菜刀追到我办公室里要砍了我，后经市工商联、市政协、市大人进行调解，他写了保证书才了事。事后我又把那些参与罢工的工人全集合到一块做思想工作：“企业搞好了你们好，我也好，企业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我知道你们都爱厂如家，可事实证明按照你们原来的那种运作模式企业只有倒闭一条路可走，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改变观念，齐心协力把厂子办好。”渐渐地，工人们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我很清楚，产品不对路和机械设备落后是影响产品质量和销售的主要原因。与长沙和浏阳相比，我们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淘汰产品了。1999年底，我投资190多万元开始全面更新设备，并增加浴巾生产线，开发新产品。我从长沙、益阳等地请来几名高级工程师帮助攻克技术难关，一连18个晚上我都守在车间，困了就打个地铺打个盹。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产品质量终于上了新台阶，花样品种也翻新了。这一个冬天，我整整瘦了20斤。2000年正月，我前往深圳跑销售。在深圳一家宾馆里一住3个月，天天吃了饭就往周围的工厂跑，只要看到招牌上有纺织字样的厂子，我就前去打听厂长的电话号码。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看到我都面露厌恶之色，有的连大门都不让我进，有的不等我开口就连呼带叫要我出去。我没有气馁，仍然一趟一趟地跑。终于，有一家公司的老总被我感动了。在看过我带的样品后，与我签订了200万元的合同。他说：“你跑了我的公司25趟，我是被你感动的，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这是我签下的第一单生意，这一单生意成了我成功的敲门砖。因为产品质量过硬，通过这名客户的推荐，我又签了几单生意。还有一家外贸公司是我持之以恒跑了3年之后才肯跟我签单的。不过久经考验的友谊让我们后来成为了至交。
如今，我们的“久久”毛巾远销广西、越南、俄罗斯和中东许多国家，成了皇帝的女儿。产品供不应求，前来要货的厂商要等几天才能拿到货。我正计划扩大规模，2003年4月份又新建了一幢200多平方米的厂房，目前，正在添置设备准备上新的生产线。我庆幸，困难的日子终于熬出头了。
我是一个嗜才如命的人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嗜才如命的人，确实如此。从一个毛巾产业的门外汉到一个毛巾厂厂长，我深知人才的重要。厂子成立之初，我不惜重金聘请高级工程师来厂指导技术工作。工人闹罢工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带头闹罢工的一般都是头脑比较灵活的年轻人，以后便有意识地委他们以重任，给他们充分体现自己价值的机会。那些闹事闹得最厉害的人如今都成了我的骨干，有一名还当了副经理。和我一起开创事业的5位元老如今有3位担任了公司要职，而跟我干了几年的亲哥哥至今还是车间主任。任人唯贤，唯才是用，是我的原则。为此，我还挖过人家的墙脚。那是2000年，长沙有一家浴巾生产厂家因为生产量太小想跟我们联手，双方签订了初步合作意向后，厂长却因三角债问题跑了。为了挽回损失，我们前去厂里进行交涉，他们的部门经理据理力争，极力维护厂子的利益，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很让我欣赏。于是，我跟他谈了我的想法，我想请他到我的厂里来做事，我说我是个爱才的人，我不会亏待他。他拒绝了。我三番五次地上门去找他，他也三番五次地回绝。他说：“厂长把这个厂托付给我，我不能当逃兵，要走我也应该在他回来的时候走。我很欣赏你，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如果我们的厂子垮了，我会来投奔你的。”不久，他们的企业破产了，他也没有食言，如今成了我的副经理。
有一句话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对我们搞企业的来说是“得人心者事业兴”。有的人说我能成功，是因为我命好，其实只有我知道，是懂得如何用人才让我没有倒下。1999年大规模进行设备更新后，厂里已经没有了流动资金，由于事业还没什么起色，贷款也四处碰壁。厂子面临停产的危险。正在举步维艰的时候，我手下一名搞销售的副经理带来了一位哈尔滨客人，这位客人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益阳考察了3次，最后一次在厂里呆了49天，终于同意与我们厂合作，并预付了30万美金货款。这30万美金让厂子得以起死回生。
因为知道我的手下在经营管理方面都比我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都把厂里的事放手交给他们。1999年，我带着几个技术员到浏阳、长沙、株洲等毛巾厂学技术，一连几个月对厂子不闻不问；2000年我只身往深圳跑销售，一去又是3个月，厂里的事一点也不用我操心。我充分信任他们，他们对工作也就更加卖力。会用人，肯用人，其实是给自己松绑，比起那些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的企业老总，我轻闲得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厂里现有职工180多人，其中安排下岗工人110人，年销售额在900—1000万元左右，以外销为主。看到当年荒草丛生的厂子又变得机声隆隆，我很有成就感。我为家乡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为搞活家乡的经济尽了犬马之劳，我高兴。因为穷过苦过，我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很重。我的生活很节俭，从不参与打牌、赌博、跳舞等活动，我惟一的爱好是钓鱼。但是对于支持家乡经济建设我总是最积极的一个。我觉得钱用在正道上才有意义。尽管还在创业阶段，前前后后，我共为家乡捐款达15万多元。我成了益阳的创业楷模，有了许多头衔：益阳市工商联执委、赫山区政协委员、赫山区工商联副会长、赫山区人大代表、资阳区优秀共产党员……
“见异思迁”让我时时不忘开拓创新；撞了南墙不回头让我百折不挠，愈挫愈坚；嗜才如命，我的企业才走出困境，柳暗花明。
我出生于益阳市赫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本来为我取了一个不普通的名字——“张荣贵”，希望我长大后能与荣华富贵结缘。可惜上户口时人家图方便擅自将“荣”改成了“云”，莫名地就让我与一座高原同名了。因而我至今都未能大荣大贵，但好歹还是沾了一点“富”气。要不像我这样没有文化又不安心守着几亩田地过日子的农村青年不少，为什么我能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小老板呢？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
因为生在贫穷的农家，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生活的艰辛。1979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成八瓣，付出与收获却不成正比。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学过打铁，到水电安装公司上过班，最后都放弃了。打铁体力上太辛苦，我吃不消，在水电安装公司上班又太安逸，觉得空虚无聊。我一直在挖空心思寻找适合我的职业。1984年，我借了几千块钱承包了益阳市邮电局养猪场，成天围着几十头小肥猪忙得团团转，满脑子都是发财梦。然而，命运捉弄了我，活蹦乱跳的小猪刚刚长成百来斤，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全部放倒了，血本无归。我意识到没有一点医学知识搞养殖是盲目的，于是很快把目光投向日渐红火的餐饮业。不久，一个朋友说益阳有一家饭店想转让，我马上联系到那家饭店，对方要5000元钱转让费。我当时刚刚经受了猪瘟风波，别说5000元，就是50元也拿不出来。可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天天往亲友邻居家里跑，找他们帮忙。仿佛怕猪瘟传染到身上似的，他们一个个看到我就躲，谁也不肯借钱给我。我不泄气，仍然低声下气地说好话求人家。最后，一个邻居被我缠恼了，他冷冷地盯着我说：“你站起来个子比谁都高，称起来重量比谁都重，怎么就是干不出点人事呢？谁的钱不是辛苦钱，谁舍得送给你去糟蹋？有时间多琢磨着干点正事，少异想天开，癞蛤蟆是吃不到天鹅肉的。”走出门，我的泪水汹涌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在那一刻，我发誓：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1985年，大棚蔬菜还没有在湖南推广，我从电视里看到广东的辣椒一年四季都很便宜，便想搞长途贩运。拉了几个伙伴，去广东电白县运了第一车辣椒回来，很顺利。买进来8分钱一斤，运到益阳能卖7毛钱一斤。我们乘胜追击，又接连做了好几趟，大赚了一笔。后来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利润就没那么高了，我赶紧见好就收，在益阳承包了一家饭店开始搞餐饮。那个时候生意比现在好做，人都单纯，竞争也没现在这么激烈，加上我脑瓜子不笨，几年下来，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1989年，我听人家说长沙中巴客运很赚钱，又毅然放弃益阳正红火的餐饮公司到长沙经营中巴客运。干了3年，发现长沙火车站周围的饭店生意不错，又萌发了重操旧业的念头。1991年底，我在火车站对面买下了一个门面，我的“楚云饭店”开张了。对于餐饮，我可以说是熟门熟路，加上地段好，服务态度也好，生意很快红火起来，饭店的规模越来越大。1993年，我在省储备局又买下一块地，建了招待所，这时我的事业可以毫不谦虚地用“蓬勃”两字来形容了。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从打铁匠到水电安装工，从养猪到长途贩运，从中巴客运到涉足餐饮，再从益阳到长沙，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不安分的足迹。在字典里，“见异思迁”是个贬义词。可我觉得除掉其中盲目的成份，它也代表一种创新精神、开拓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才没有满足于眼前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才会无论是失意还是得意时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才敢放开手脚，恣意挥洒创业激情，不断扩展自己的王国，也才有今天的成功。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
我“见异思迁”的老毛病在事业有了起色的时候又开始犯了。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邀我到浏阳去钓鱼，发现浏阳的纺织业特别红火，毛巾产业在那儿已形成规模。于是我想到了八九十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益阳毛巾厂。同样是毛巾产业，为什么人家能经营得那么好而我们却做不好呢？我们可不可以向人家学习一些经验呢？当时我正在考虑创办工业企业的事，因为我觉得，没有工业做依托，没有产品促发展，光凭搞第三产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名牌企业都应有自己的产品。我想过办餐巾纸厂，因为我们湖南还没有餐巾纸厂，可是通过社会调查得知餐巾纸厂对环境污染严重，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后来又想过办打火机厂，然而命运却让我跟毛巾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7年5月，益阳举办第二届竹文化节，目的是推介益阳，招商引资，我和所有在外乡创业的老板全被召了回来。当时的益阳毛巾厂已经停产7年，是政府的一块心病。工人没有工资，经常集体上访闹事，益阳市政府希望找一个愿意出资的人承包工厂。原益阳毛巾厂厂长夏清尧动员我把厂子包下来。他说只要投入50万元就可重新启动生产，我几乎没思考就答应下来了。当时我是很有一番雄心壮志的，浏阳红火的毛巾产业让我对企业的前景充满信心，我认为，他们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我与市委市政府签订了协议，以承包的方式将这个国营厂全面改制，1997年底，注册成立了我的久久毛巾有限公司。“久久”，顾名思义，是希望企业能长久兴盛，然而，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一个个接踵而来，差点将我逼上了绝路。
益阳市毛巾厂已经停产7年，道路不通，院子里草都长得有人高了。因为欠费太多，水电都停了。走进厂房，机械设备只有一具具无法搬动的骨架，且早已锈迹斑斑，能拆走的全被拆走了。我知道，夏清尧厂长“骗”了我。别说50万元，就是再加两个50万也难一下子将厂子搞活。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对毛巾企业还是门外汉的我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了。第一步是与电力局交涉，原来厂里欠了几十万元电费，经多次协商，由我垫付3万多元才把电重新开通。接着是购买设备，请技术工。我从长沙毛巾厂高薪请来两名技术工负责生产，聘请了两名老员工搞销售。100多名原来益阳毛巾厂的工人又重新被我召进了厂里。厂子恢复生产时，我已经整整投入了200万元。
产品生产出来，销售的问题又来了。销售员带着样品东奔西跑，却总是打不开销路。迫不得已，我们只有送货上门。1998年，安徽一个客户骗去了我们一车价值3万多元的货却拒付货款，我们三番五次上门催付人家理都不理，没办法，只有打官司，结果是官司赢了，但前前后后花了10万元。这时候，厂里的工人又开始闹事。这些原来在国营企业做事的人都习惯了懒懒散散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潜意识里认为，他们才是企业的主人，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充其量不过是想剥削他们的万恶的资本家而已。因此对于我制定的按件计工资等奖惩制度很不以为然。这一回就是因为有几个工人做的产品不合格，车间主任要求返工，他们便大吵大闹开始罢工。为首的冲到配电室把电闸拉了下来，厂子一下子陷入了瘫痪。后经市委有关领导出面做工作，才恢复生产。经过了这事我才意识到，我当初一时心血来潮包下厂子太草率了。我原以为经营厂子和我经营酒店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却不知工业的整套程序和企业管理中的困难是那么具体，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然而，我不是个肯轻易服输的人，哪怕撞了南墙也绝不会回头。痛定思痛，我开始检查自己：作为一厂之长，我太胆小，太善良，该狠的时候狠不起来。于是，我开除了两名为首闹事的工人。其中的一名后来拿了一把菜刀追到我办公室里要砍了我，后经市工商联、市政协、市大人进行调解，他写了保证书才了事。事后我又把那些参与罢工的工人全集合到一块做思想工作：“企业搞好了你们好，我也好，企业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我知道你们都爱厂如家，可事实证明按照你们原来的那种运作模式企业只有倒闭一条路可走，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改变观念，齐心协力把厂子办好。”渐渐地，工人们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我很清楚，产品不对路和机械设备落后是影响产品质量和销售的主要原因。与长沙和浏阳相比，我们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淘汰产品了。1999年底，我投资190多万元开始全面更新设备，并增加浴巾生产线，开发新产品。我从长沙、益阳等地请来几名高级工程师帮助攻克技术难关，一连18个晚上我都守在车间，困了就打个地铺打个盹。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产品质量终于上了新台阶，花样品种也翻新了。这一个冬天，我整整瘦了20斤。2000年正月，我前往深圳跑销售。在深圳一家宾馆里一住3个月，天天吃了饭就往周围的工厂跑，只要看到招牌上有纺织字样的厂子，我就前去打听厂长的电话号码。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看到我都面露厌恶之色，有的连大门都不让我进，有的不等我开口就连呼带叫要我出去。我没有气馁，仍然一趟一趟地跑。终于，有一家公司的老总被我感动了。在看过我带的样品后，与我签订了200万元的合同。他说：“你跑了我的公司25趟，我是被你感动的，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这是我签下的第一单生意，这一单生意成了我成功的敲门砖。因为产品质量过硬，通过这名客户的推荐，我又签了几单生意。还有一家外贸公司是我持之以恒跑了3年之后才肯跟我签单的。不过久经考验的友谊让我们后来成为了至交。
如今，我们的“久久”毛巾远销广西、越南、俄罗斯和中东许多国家，成了皇帝的女儿。产品供不应求，前来要货的厂商要等几天才能拿到货。我正计划扩大规模，2003年4月份又新建了一幢200多平方米的厂房，目前，正在添置设备准备上新的生产线。我庆幸，困难的日子终于熬出头了。
我是一个嗜才如命的人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嗜才如命的人，确实如此。从一个毛巾产业的门外汉到一个毛巾厂厂长，我深知人才的重要。厂子成立之初，我不惜重金聘请高级工程师来厂指导技术工作。工人闹罢工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带头闹罢工的一般都是头脑比较灵活的年轻人，以后便有意识地委他们以重任，给他们充分体现自己价值的机会。那些闹事闹得最厉害的人如今都成了我的骨干，有一名还当了副经理。和我一起开创事业的5位元老如今有3位担任了公司要职，而跟我干了几年的亲哥哥至今还是车间主任。任人唯贤，唯才是用，是我的原则。为此，我还挖过人家的墙脚。那是2000年，长沙有一家浴巾生产厂家因为生产量太小想跟我们联手，双方签订了初步合作意向后，厂长却因三角债问题跑了。为了挽回损失，我们前去厂里进行交涉，他们的部门经理据理力争，极力维护厂子的利益，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很让我欣赏。于是，我跟他谈了我的想法，我想请他到我的厂里来做事，我说我是个爱才的人，我不会亏待他。他拒绝了。我三番五次地上门去找他，他也三番五次地回绝。他说：“厂长把这个厂托付给我，我不能当逃兵，要走我也应该在他回来的时候走。我很欣赏你，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如果我们的厂子垮了，我会来投奔你的。”不久，他们的企业破产了，他也没有食言，如今成了我的副经理。
有一句话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对我们搞企业的来说是“得人心者事业兴”。有的人说我能成功，是因为我命好，其实只有我知道，是懂得如何用人才让我没有倒下。1999年大规模进行设备更新后，厂里已经没有了流动资金，由于事业还没什么起色，贷款也四处碰壁。厂子面临停产的危险。正在举步维艰的时候，我手下一名搞销售的副经理带来了一位哈尔滨客人，这位客人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益阳考察了3次，最后一次在厂里呆了49天，终于同意与我们厂合作，并预付了30万美金货款。这30万美金让厂子得以起死回生。
因为知道我的手下在经营管理方面都比我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都把厂里的事放手交给他们。1999年，我带着几个技术员到浏阳、长沙、株洲等毛巾厂学技术，一连几个月对厂子不闻不问；2000年我只身往深圳跑销售，一去又是3个月，厂里的事一点也不用我操心。我充分信任他们，他们对工作也就更加卖力。会用人，肯用人，其实是给自己松绑，比起那些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的企业老总，我轻闲得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厂里现有职工180多人，其中安排下岗工人110人，年销售额在900—1000万元左右，以外销为主。看到当年荒草丛生的厂子又变得机声隆隆，我很有成就感。我为家乡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为搞活家乡的经济尽了犬马之劳，我高兴。因为穷过苦过，我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很重。我的生活很节俭，从不参与打牌、赌博、跳舞等活动，我惟一的爱好是钓鱼。但是对于支持家乡经济建设我总是最积极的一个。我觉得钱用在正道上才有意义。尽管还在创业阶段，前前后后，我共为家乡捐款达15万多元。我成了益阳的创业楷模，有了许多头衔：益阳市工商联执委、赫山区政协委员、赫山区工商联副会长、赫山区人大代表、资阳区优秀共产党员……
“见异思迁”让我时时不忘开拓创新；撞了南墙不回头让我百折不挠，愈挫愈坚；嗜才如命，我的企业才走出困境，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