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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春运，一头连着家乡的年味，一头连着异乡的打拼。又到一年春运时，每年此时，大江南北，随处都是迁徙的人群，总人次相当于全世界约1/3的人口数。因而春运被称为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
春运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唯一不变的，是它所承载的中国人的乡愁与磨难。
1953年，由于新中国经过了3年恢复建设，物价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人员往来增加，加上实行公休假制度，大多数职工假期回乡成为这一时期客流人群。这些都给运输能力相对紧张的铁路增加了压力。同年9月，铁道部第一次明确春运期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春节客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消息中的时间也正是本年：“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
至此，“春节客运”不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被当做问题被当时的铁道部门所重视，从此，正式奏响了铁路春运的序曲。
但从有全路性统计数字可查的角度看，专家们一致认同，铁路春运是从1954年开始的。这一年，全国春运客流为73万人次。
1957年初，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已经成不容忽视的问题了。《人民日报》第一次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
经济复苏带动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初步形成也带动了春运的初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8年。
1958年，大躍进成为当时国家的政治战略。实行战略性的“建设大西北”、建设“大三线”的大工业化进程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主导。于是，西部地区的重工业从山东、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招收了大量的劳动力。每年，国家企业就按规定给他们放12天的“探亲假”，来回路费全程报销，路程消耗的时间不计在内。
春运的最初主力就此产生。每到春节将近，总有大批量的工人争相踏上东去的列车，将陇海线挤得“水泄不通”。那时一个奇怪现象是：春节前，人们大量自西向东流动，而西去的列车则相当宽松。春节后，情况则完全相反，西去的列车就如同节前东去的列车一样拥挤，而东去的人们则像节前西去的人们一样。
到了“文革”后期，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等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充实”进了大西北，铁路更加忙碌了起来。
上世纪80-90年代：农民工成为春运的主力军
1989年，春节刚过完，湖南怀化市16岁的少年李力（化名），决定跟着舅舅出门打工。临走前，妈妈亲手在他的贴身内衣里缝了几个口袋，用手绢把家里的大部分钱包好，塞进了这些口袋藏好。
一头挑着衣服被褥，一头挑着腊肉、干辣椒等食物，李力用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出发了。
一到火车站，他就吓傻了：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到了站台，舅舅把我的扁担一拿，边使劲把我往上推，边说‘快上去占个座位’。我个子小，一下就挤上了火车，在人群中钻了半天，好不容易抢到了个位置。”20多年过去，李力依然记得当年的情形，“我看有人从窗户上爬进来，就赶紧伸出身子喊我舅舅，他把行李从窗户塞进来，接着自己也爬进来了，据说还是有好心人帮忙托了一下屁股才进来的。大冬天的，人人都挤得汗直流，车厢里到处都是人，下不去脚，连厕所里都挤了十几个人。”
在后来十多年的日子里，几乎每年春运，李力都在火车上颠簸，睡过行李架和座位下面，蹲过洗漱间和厕所。 “整个车厢里臭气难闻，打开车厢门的时候，会觉得一股腥臭的热浪扑面而来。不过时间久了，也闻不出来了。我有经验，开车前紧紧抱着行李，不然列车员把你的行李扔下去了，你就只好下车坐下一趟。不过这还算幸运的，买不到火车票更遭罪。”李力说。
《人民日报》编辑袁晞于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年开始经历春运。据他回忆，刚到北京那几年，北京到成都硬卧55元一张，排队一会儿就能买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连这家中央新闻单位的年节订票员也买不到票了。他只能花一倍的价格买软卧。几年后，什么火车票都买不到了，只能坐飞机回成都。节前全价票，两口子往返5000元，被同事戏称为每年损失一台大彩电。“当年在成都，车站管理者要求买票的人必须一个人紧挨着一个人，后一个人必须抱着前一个人的腰，也不管前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样做不至于有人加塞儿，也可尽量避免出现混乱。”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背景】李力不知道的是，5年前社会学家张雨林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个词汇，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广东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吸引大量劳动力，无数像他一样的人，从家乡奔向全国各地，希望能够发家致富。乘火车早已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的出行方式，农民工成为了春运的主力军。运力不足，超员严重……春运开始变成一年一度的全国性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现代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春运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春节，由于农村经济政策落实，节前节后城乡集市贸易更为活跃，加上大专院校扩招，学生回家，知青回城，农田水利建设民工返乡，港澳同胞探亲访友，职工探亲密集，春运之路变得更为拥挤。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称春节期间有1亿人次乘火车。
1980年1月11日，现代意义上的“春运”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将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第二年3月10日，“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从此，“春运”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繁的一个关键词。
1983年，春运由各省、市、自治区协助铁路变为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全社会支持，成为了春运运输能力层面的分水岭。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春运不再是铁路包揽天下，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加入了春运的大军。随之而来的“买票难”便成为这一时期最鲜亮的名词，在各大城市，买票的“人龙”成为城市的奇特景观。
1987年春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已近1.3亿人次，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1988年《人民日报》刊发了“全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的报道，报道称大部分列车都超员80%以上，个别列车高达100%。
延续到90年代，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以经济发展传导的春运现象又有了新的变化。以“民工流”为主力的旅客全民化，成为90年代春运的鲜明特征。
“民工流”成为春运的绝对主力，加之恢复高考以后逐年增加的学生流、做生意的商人流，汇聚成了新时代的春运主力军。此时，火车的拥挤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个别地区，已经蔓延到全国。只要有铁路的地方，就一定有“拥挤”。航空以及公路运输加进来以后，对铁路的压力也没有太大缓解。
21世纪：进入了高铁时代
在济南做灌汤包生意的老吕夫妇已经来山东六年了，他们的老家在安徽芜湖，是标准的皖南人。随着2018年春节的临近，他们把买票的事宜提上了日程。以往，老吕怕买不到票，12月份就去火车站排队了，不过今年，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们17岁的儿子小吕手上。
春运期间，小吕边复习功课边盯在网上“买票”，不幸地只买到了普通快车的硬座。
下午5点30上车后，老吕一家三口和农民工、白领等各式各样的人挤在一起，但毕竟有座位。无聊了看看ipad上的电影、上上网，饿了去餐车吃饭，再跟隔壁的人聊聊天，困了就打个盹。“7个小时的车程，很困，空气不怎么好。如果买到高铁票就好了，只要三个小时” 小吕说言语中略有遗憾。
【背景】几十年来，异乡人回家的心情没变，路途的终点没变，但从购票开始一直到推开老家的大门，很多细节都已犹如云泥之别。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快，铁路建设跨越式发展，经过7次大提速，进入了高铁时代。虽然春运依然是全国大难题，其“痛苦指数”明显下降。“春运变迁”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结构性变化”。
抢票“战场”前移
出行需求短时间内几何级数增长，无论是增加运力还是出行方式多樣化，都无法改变“僧多粥少”的结构性矛盾。“一票难求”因而一直是春运的第一大难题，彻夜排队买票、从黄牛手中买高价票等曾是很多人的春节“痛点”。
如今这一幕得到改观。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改变了春运抢票格局，“提前购票，到点候车”成为常态。其中，网络售票渐成售票主力。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运部副主任黄欣称，目前互联网购票已经占到总购票量的70%，而手机客户端购票又占到互联网售票的70%。
另一方面，随着铁路运力持续提升，春节“走得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春运旅客发送量连续大幅增长。
高铁成运力中坚
新一代人的春运记忆将是高铁。随着“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成型，大中城市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压缩，高铁对铁路运力的提升无疑居功至伟。
以上月开通的沪昆高铁为例，从上海到昆明，由以前的30多个小时缩短为11小时左右。
2016年，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超过2.2万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动车组完成工作量超过客运总量的一半以上。
乘车环境大为改善
原来的春运好似一部“人在囧途”，不用说过道，就连厕所，甚至是行李架上也会挤满旅客，上车需“飞檐走壁”，想去趟厕所则无异于“拼荆斩棘”了。
如今，高铁、动车日益加密，一趟车的乘客数量得到控制，乘车环境也得到改善。一人一座、偶有站票成常态，乘坐体验的舒适性远非以前可比。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铁也摆脱“白领”属性，逐渐成为农民工返乡的重要选择。
从“手提肩扛”到“轻装上阵”
在十余年前，对于很多返乡农民工来说，不异于一次“举家搬迁”，他们的行礼多数都是用蛇皮袋装着鼓鼓囊囊的被褥，还有干活用的工具，也有为家人准备的春节礼物。返乡农民工手提肩扛，火车票有时只好用嘴含住，行李常常把车厢过道堵的水泄不通。
大包小包的现象仍然存在于春运之中，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轻装上阵，一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常常就是全部行李。
如今，网购和快递业飞速发展，返乡者人未到家，年货已储备好。物质日趋丰富和消费观念转型，意味着供需双方的不对等发生转变，过年所需物资不必一同千里还乡。
而随着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对异乡人来说，回家也并非一年仅此一回。大包小包及其所蕴含的意义，也被分散在多次返乡经历中。
春运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唯一不变的，是它所承载的中国人的乡愁与磨难。
1953年，由于新中国经过了3年恢复建设，物价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人员往来增加，加上实行公休假制度，大多数职工假期回乡成为这一时期客流人群。这些都给运输能力相对紧张的铁路增加了压力。同年9月，铁道部第一次明确春运期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春节客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消息中的时间也正是本年：“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
至此，“春节客运”不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被当做问题被当时的铁道部门所重视，从此，正式奏响了铁路春运的序曲。
但从有全路性统计数字可查的角度看，专家们一致认同，铁路春运是从1954年开始的。这一年，全国春运客流为73万人次。
1957年初，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已经成不容忽视的问题了。《人民日报》第一次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
经济复苏带动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初步形成也带动了春运的初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8年。
1958年，大躍进成为当时国家的政治战略。实行战略性的“建设大西北”、建设“大三线”的大工业化进程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主导。于是，西部地区的重工业从山东、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招收了大量的劳动力。每年，国家企业就按规定给他们放12天的“探亲假”，来回路费全程报销，路程消耗的时间不计在内。
春运的最初主力就此产生。每到春节将近，总有大批量的工人争相踏上东去的列车，将陇海线挤得“水泄不通”。那时一个奇怪现象是：春节前，人们大量自西向东流动，而西去的列车则相当宽松。春节后，情况则完全相反，西去的列车就如同节前东去的列车一样拥挤，而东去的人们则像节前西去的人们一样。
到了“文革”后期，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等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充实”进了大西北，铁路更加忙碌了起来。
上世纪80-90年代：农民工成为春运的主力军
1989年，春节刚过完，湖南怀化市16岁的少年李力（化名），决定跟着舅舅出门打工。临走前，妈妈亲手在他的贴身内衣里缝了几个口袋，用手绢把家里的大部分钱包好，塞进了这些口袋藏好。
一头挑着衣服被褥，一头挑着腊肉、干辣椒等食物，李力用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出发了。
一到火车站，他就吓傻了：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到了站台，舅舅把我的扁担一拿，边使劲把我往上推，边说‘快上去占个座位’。我个子小，一下就挤上了火车，在人群中钻了半天，好不容易抢到了个位置。”20多年过去，李力依然记得当年的情形，“我看有人从窗户上爬进来，就赶紧伸出身子喊我舅舅，他把行李从窗户塞进来，接着自己也爬进来了，据说还是有好心人帮忙托了一下屁股才进来的。大冬天的，人人都挤得汗直流，车厢里到处都是人，下不去脚，连厕所里都挤了十几个人。”
在后来十多年的日子里，几乎每年春运，李力都在火车上颠簸，睡过行李架和座位下面，蹲过洗漱间和厕所。 “整个车厢里臭气难闻，打开车厢门的时候，会觉得一股腥臭的热浪扑面而来。不过时间久了，也闻不出来了。我有经验，开车前紧紧抱着行李，不然列车员把你的行李扔下去了，你就只好下车坐下一趟。不过这还算幸运的，买不到火车票更遭罪。”李力说。
《人民日报》编辑袁晞于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年开始经历春运。据他回忆，刚到北京那几年，北京到成都硬卧55元一张，排队一会儿就能买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连这家中央新闻单位的年节订票员也买不到票了。他只能花一倍的价格买软卧。几年后，什么火车票都买不到了，只能坐飞机回成都。节前全价票，两口子往返5000元，被同事戏称为每年损失一台大彩电。“当年在成都，车站管理者要求买票的人必须一个人紧挨着一个人，后一个人必须抱着前一个人的腰，也不管前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样做不至于有人加塞儿，也可尽量避免出现混乱。”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背景】李力不知道的是，5年前社会学家张雨林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个词汇，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广东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吸引大量劳动力，无数像他一样的人，从家乡奔向全国各地，希望能够发家致富。乘火车早已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的出行方式，农民工成为了春运的主力军。运力不足，超员严重……春运开始变成一年一度的全国性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现代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春运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春节，由于农村经济政策落实，节前节后城乡集市贸易更为活跃，加上大专院校扩招，学生回家，知青回城，农田水利建设民工返乡，港澳同胞探亲访友，职工探亲密集，春运之路变得更为拥挤。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称春节期间有1亿人次乘火车。
1980年1月11日，现代意义上的“春运”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将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第二年3月10日，“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从此，“春运”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繁的一个关键词。
1983年，春运由各省、市、自治区协助铁路变为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全社会支持，成为了春运运输能力层面的分水岭。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春运不再是铁路包揽天下，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加入了春运的大军。随之而来的“买票难”便成为这一时期最鲜亮的名词，在各大城市，买票的“人龙”成为城市的奇特景观。
1987年春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已近1.3亿人次，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1988年《人民日报》刊发了“全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的报道，报道称大部分列车都超员80%以上，个别列车高达100%。
延续到90年代，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以经济发展传导的春运现象又有了新的变化。以“民工流”为主力的旅客全民化，成为90年代春运的鲜明特征。
“民工流”成为春运的绝对主力，加之恢复高考以后逐年增加的学生流、做生意的商人流，汇聚成了新时代的春运主力军。此时，火车的拥挤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个别地区，已经蔓延到全国。只要有铁路的地方，就一定有“拥挤”。航空以及公路运输加进来以后，对铁路的压力也没有太大缓解。
21世纪：进入了高铁时代
在济南做灌汤包生意的老吕夫妇已经来山东六年了，他们的老家在安徽芜湖，是标准的皖南人。随着2018年春节的临近，他们把买票的事宜提上了日程。以往，老吕怕买不到票，12月份就去火车站排队了，不过今年，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们17岁的儿子小吕手上。
春运期间，小吕边复习功课边盯在网上“买票”，不幸地只买到了普通快车的硬座。
下午5点30上车后，老吕一家三口和农民工、白领等各式各样的人挤在一起，但毕竟有座位。无聊了看看ipad上的电影、上上网，饿了去餐车吃饭，再跟隔壁的人聊聊天，困了就打个盹。“7个小时的车程，很困，空气不怎么好。如果买到高铁票就好了，只要三个小时” 小吕说言语中略有遗憾。
【背景】几十年来，异乡人回家的心情没变，路途的终点没变，但从购票开始一直到推开老家的大门，很多细节都已犹如云泥之别。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快，铁路建设跨越式发展，经过7次大提速，进入了高铁时代。虽然春运依然是全国大难题，其“痛苦指数”明显下降。“春运变迁”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结构性变化”。
抢票“战场”前移
出行需求短时间内几何级数增长，无论是增加运力还是出行方式多樣化，都无法改变“僧多粥少”的结构性矛盾。“一票难求”因而一直是春运的第一大难题，彻夜排队买票、从黄牛手中买高价票等曾是很多人的春节“痛点”。
如今这一幕得到改观。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改变了春运抢票格局，“提前购票，到点候车”成为常态。其中，网络售票渐成售票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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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铁路运力持续提升，春节“走得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春运旅客发送量连续大幅增长。
高铁成运力中坚
新一代人的春运记忆将是高铁。随着“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成型，大中城市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压缩，高铁对铁路运力的提升无疑居功至伟。
以上月开通的沪昆高铁为例，从上海到昆明，由以前的30多个小时缩短为11小时左右。
2016年，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超过2.2万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动车组完成工作量超过客运总量的一半以上。
乘车环境大为改善
原来的春运好似一部“人在囧途”，不用说过道，就连厕所，甚至是行李架上也会挤满旅客，上车需“飞檐走壁”，想去趟厕所则无异于“拼荆斩棘”了。
如今，高铁、动车日益加密，一趟车的乘客数量得到控制，乘车环境也得到改善。一人一座、偶有站票成常态，乘坐体验的舒适性远非以前可比。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铁也摆脱“白领”属性，逐渐成为农民工返乡的重要选择。
从“手提肩扛”到“轻装上阵”
在十余年前，对于很多返乡农民工来说，不异于一次“举家搬迁”，他们的行礼多数都是用蛇皮袋装着鼓鼓囊囊的被褥，还有干活用的工具，也有为家人准备的春节礼物。返乡农民工手提肩扛，火车票有时只好用嘴含住，行李常常把车厢过道堵的水泄不通。
大包小包的现象仍然存在于春运之中，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轻装上阵，一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常常就是全部行李。
如今，网购和快递业飞速发展，返乡者人未到家，年货已储备好。物质日趋丰富和消费观念转型，意味着供需双方的不对等发生转变，过年所需物资不必一同千里还乡。
而随着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对异乡人来说，回家也并非一年仅此一回。大包小包及其所蕴含的意义，也被分散在多次返乡经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