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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日翻阅《申报》时发现：从1905年4月1日至1908年6月1目的《申报》上，每一期的本埠新闻和国内新闻都在文后注上一个单字。本埠的较为单一，初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为记，7月份又有“见”、“休”、“近”、“基”四字。粗略地统计新闻内容后可以发现，本埠新闻的“五行”单字代表新闻发生的地点。署名金的是“上海官事”、“上海县案”这样的官场人员调动或是上海县令发布的公告；木指公共租界事；水指法租界事；火指美租界事；土指浦东及南市事。
三年的国内新闻共涉及26个城市，单字亦有章可循。重要城市的单字较多，如京师有6种：讼、露、盈、月、乾、光：上海分别为：鼎、归、容：广州分别为到、宿、来、张；潮州为宿、睽；苏州为随、虫；杭州为复、颐；芜湖为恒；安庆为陈等。
这种记号引起了笔者的好奇，由于前人并无相关记载，只好尝试着解释，并求教于方家：
首先从时间上看，单字出现在1905年2月7日《申报》业务改革之后。由于维新之后的报纸发行量下降，原主笔黄协埙辞去，金剑华任新主笔，锐意改革。一大举措是开始将新闻分类——分为外交、政界、学界、军界、实业界等。两个月之后上文所述的单字标记开始出现，可能就是这种新闻分类的结果。
其次，单字并不是用来为发生地分类的。1905年2月10日的《申报》曾出《本棺紧要告白》：“今年本馆整顿报务，采录要闻甚多。第一张中不能尽栽者，均登入第二页。各省及本埠商务情形，尤采访加强，一一罗列，幸阅报者勿略焉”。此后《申报》第二张的国内新闻开始以地名为题，并不需要专门以不同的单字来为发生地分类。
分析单字与新闻内容的关系后可以发现，常有邻近地区同一记号的现象。如“睽”字兼顾广州和广西事，《梧州府被忝之由》(4月2日)、《粤府接任有期》(4月7日)；标“颐”的则多发余杭教案的消息(《余杭教隶》，5月6日)；标“随”字号的报道关注教育，多为苏州的公牍文案(《苏淮两省分半公牍》，4月1日，《批饬擅自抽捐兴学》4月3日)；金陵一直只标“豫”，亦多为公牍(《谕修道路》、《整顿垦务》4月1日、4月2日)。
它的出现非常可能与当时新邮政规定的出台相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4月，单字首先出现的当年当月。邮政机构开始办理新闻纸立券和总包业务，确立了三类新闻纸名称，同年，对新闻纸邮寄施行以立券和总包形式寄递，即其中的第二类“立券新闻纸”，系每次交寄在500份以上、凡发行周期十天之内，加盖“立券邮资”戳记。按总重量计费，每月邮资总付。其中的第三类“总包新闻纸”，需要交寄每捆在50份以上，按总重量邮费记账纳费。而正是在单字出现的一周后(1905年4月8日)。《申报》获得邮政局特准邮递发行，头版报头多了“大清邮政局特准挂号之邮件”的立券戳记。
综上背景，笔者认为，新闻后的单字非常可能是对各地访员的分类记号，这种分类记号可看作是旱期访员署名的一种形式。
姚公鹤曾经在《上海闲话》中提过上海早期报纸的访员署名问题。旧时报纸的全稿，“除论说、时评、特别通信、自署名号外，其余访稿，都不署名，即其对外责任。亦由报馆自负。”
他说早期的中文报纸不署访员姓名是报纸为了保护访员。“故遇有记栽失实。或有势力者故意寻衅，局外查询访员姓名，报告除依法更正外，绝对不负告知之义务……此又沪上各报之道德也。
但事实上，不署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采访业务的不成熟。
早期的中文报纸，即使是商业报纸，消息来源也多为译报或是转载，采访而来的报道对于报纸销量的重大影响是逐渐受到报社重视的。以《申报》为例，据黄式权的《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记载，中法战争时“美查则雇一俄人随法营探报，既详且确。备录无遗”，于是“是时申报销数益畅旺，求登广告者户限几为之穿。”于是在1875年，《申报》就已经登报招聘任务细化到专门抄录案件和采访街巷琐闻的“记者”：“本馆兹欲延一抄录案件及采访新闻之友”，早期《申报》雇用的一般为兼职访员，尤其是会审公案栏目的消息人士大多是衙门内部的小吏，他们仅仅是提供线索，其余流程由报纸执笔者完成，这种雇用衙门内部人员抄案的行为，虽然已经是现代采访的雏形，但抄案者仍停留在“抄”的阶段，无权对抄来的事实作任何修改。由于并不具备为报纸写作的资格，所以他们不在报上署名。
随着采访行为日益常规化，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的访员职业，将搜集来的消息送至各报馆领取酬金，19世纪90年代，《申报》消息中开始偶尔出现泛指的“采访友人云”指的便是这样的访员，这样的格式后来又变成“某地友人云”，如1893年1月20日第二版《炮艇撤回》一文：“江西访事人云：瑞河上下游数百里问……”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访员具体是谁对于报纸和读者似乎并不重要，但是消息是报纸从当地得来，并且是从当地访员处得来的却需要特别加以指出。这等于是在向读者宣布一种对于报纸能够执行“搜集信息”行动的能力，也能从侧面展示报纸的某种权威。
到1905年时，这种权威已经达到“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的地步。同时在1905年，“某地访事人云”、“得某地消息”这样的格式在《申报》已经十分普遍。因为报纸此时已经将搜集信息看成是自觉行为，并且有了一些专门的雇用人员，这一切都说明当时采访业务的发展已经可能使得报纸上出现访员的姓名。
1908年之后，这样的单字便销声匿迹了。《申报》持续三年的署名可能是一个偶然，在新闻史上似乎不值一提，但从业务发展的角度来看，1905年《申报》署名能够在此时出现，却显示采访作为一种职业活动正在运渐成为报纸业务的核心。
编校 杨彩霞
三年的国内新闻共涉及26个城市，单字亦有章可循。重要城市的单字较多，如京师有6种：讼、露、盈、月、乾、光：上海分别为：鼎、归、容：广州分别为到、宿、来、张；潮州为宿、睽；苏州为随、虫；杭州为复、颐；芜湖为恒；安庆为陈等。
这种记号引起了笔者的好奇，由于前人并无相关记载，只好尝试着解释，并求教于方家：
首先从时间上看，单字出现在1905年2月7日《申报》业务改革之后。由于维新之后的报纸发行量下降，原主笔黄协埙辞去，金剑华任新主笔，锐意改革。一大举措是开始将新闻分类——分为外交、政界、学界、军界、实业界等。两个月之后上文所述的单字标记开始出现，可能就是这种新闻分类的结果。
其次，单字并不是用来为发生地分类的。1905年2月10日的《申报》曾出《本棺紧要告白》：“今年本馆整顿报务，采录要闻甚多。第一张中不能尽栽者，均登入第二页。各省及本埠商务情形，尤采访加强，一一罗列，幸阅报者勿略焉”。此后《申报》第二张的国内新闻开始以地名为题，并不需要专门以不同的单字来为发生地分类。
分析单字与新闻内容的关系后可以发现，常有邻近地区同一记号的现象。如“睽”字兼顾广州和广西事，《梧州府被忝之由》(4月2日)、《粤府接任有期》(4月7日)；标“颐”的则多发余杭教案的消息(《余杭教隶》，5月6日)；标“随”字号的报道关注教育，多为苏州的公牍文案(《苏淮两省分半公牍》，4月1日，《批饬擅自抽捐兴学》4月3日)；金陵一直只标“豫”，亦多为公牍(《谕修道路》、《整顿垦务》4月1日、4月2日)。
它的出现非常可能与当时新邮政规定的出台相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4月，单字首先出现的当年当月。邮政机构开始办理新闻纸立券和总包业务，确立了三类新闻纸名称，同年，对新闻纸邮寄施行以立券和总包形式寄递，即其中的第二类“立券新闻纸”，系每次交寄在500份以上、凡发行周期十天之内，加盖“立券邮资”戳记。按总重量计费，每月邮资总付。其中的第三类“总包新闻纸”，需要交寄每捆在50份以上，按总重量邮费记账纳费。而正是在单字出现的一周后(1905年4月8日)。《申报》获得邮政局特准邮递发行，头版报头多了“大清邮政局特准挂号之邮件”的立券戳记。
综上背景，笔者认为，新闻后的单字非常可能是对各地访员的分类记号，这种分类记号可看作是旱期访员署名的一种形式。
姚公鹤曾经在《上海闲话》中提过上海早期报纸的访员署名问题。旧时报纸的全稿，“除论说、时评、特别通信、自署名号外，其余访稿，都不署名，即其对外责任。亦由报馆自负。”
他说早期的中文报纸不署访员姓名是报纸为了保护访员。“故遇有记栽失实。或有势力者故意寻衅，局外查询访员姓名，报告除依法更正外，绝对不负告知之义务……此又沪上各报之道德也。
但事实上，不署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采访业务的不成熟。
早期的中文报纸，即使是商业报纸，消息来源也多为译报或是转载，采访而来的报道对于报纸销量的重大影响是逐渐受到报社重视的。以《申报》为例，据黄式权的《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记载，中法战争时“美查则雇一俄人随法营探报，既详且确。备录无遗”，于是“是时申报销数益畅旺，求登广告者户限几为之穿。”于是在1875年，《申报》就已经登报招聘任务细化到专门抄录案件和采访街巷琐闻的“记者”：“本馆兹欲延一抄录案件及采访新闻之友”，早期《申报》雇用的一般为兼职访员，尤其是会审公案栏目的消息人士大多是衙门内部的小吏，他们仅仅是提供线索，其余流程由报纸执笔者完成，这种雇用衙门内部人员抄案的行为，虽然已经是现代采访的雏形，但抄案者仍停留在“抄”的阶段，无权对抄来的事实作任何修改。由于并不具备为报纸写作的资格，所以他们不在报上署名。
随着采访行为日益常规化，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的访员职业，将搜集来的消息送至各报馆领取酬金，19世纪90年代，《申报》消息中开始偶尔出现泛指的“采访友人云”指的便是这样的访员，这样的格式后来又变成“某地友人云”，如1893年1月20日第二版《炮艇撤回》一文：“江西访事人云：瑞河上下游数百里问……”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访员具体是谁对于报纸和读者似乎并不重要，但是消息是报纸从当地得来，并且是从当地访员处得来的却需要特别加以指出。这等于是在向读者宣布一种对于报纸能够执行“搜集信息”行动的能力，也能从侧面展示报纸的某种权威。
到1905年时，这种权威已经达到“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的地步。同时在1905年，“某地访事人云”、“得某地消息”这样的格式在《申报》已经十分普遍。因为报纸此时已经将搜集信息看成是自觉行为，并且有了一些专门的雇用人员，这一切都说明当时采访业务的发展已经可能使得报纸上出现访员的姓名。
1908年之后，这样的单字便销声匿迹了。《申报》持续三年的署名可能是一个偶然，在新闻史上似乎不值一提，但从业务发展的角度来看，1905年《申报》署名能够在此时出现，却显示采访作为一种职业活动正在运渐成为报纸业务的核心。
编校 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