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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当代基督教神学资源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意义”问题进行讨论。文章指出，被许多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确定性”和“客观性”论证，恰好是德国神学家艾伯林和英国神学家托伦斯的最主要命题；而文学研究常常涉及的“间性”和“他者”，也通过当代神学与德里达的相互阐发，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作者认为，文论研究或许可以借鉴当代神学的理论模型和逻辑工具走出“意义”消解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