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明代山水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画派林立，画家以“以画为娱”，胸中着万物，笔下显千秋，山水画呈一片欣欣向荣之势。文章主要分析了社会因素对明代山水画的影响，并阐述了明代山水画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明代山水画;浙派;吴门画派
纵观艺术史的发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会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明代山水画的发展也不例外。受明代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此时的山水画坛画派林立，如明初的浙派、明中期的吴门画派、明晚期的松江画派等。各个派别的艺术风格与美学思想在社会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有其共通之处，但由于所处具体时代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与思想也是不同的。画作所体现的艺术风格不仅是画家自身审美价值观的体现，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因素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明初政治影响下的宮廷画风与浙派
相比于元代统治者对文人画家的不加干涉，明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便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来限制文人画家的发展，后世有一句话可以表现当时紧张的社会气氛，“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这给文人敲响了警钟，给文人一种从政危险的认知。明初最开始的山水画仍承袭元人之法，但元人直抒胸臆、追求逸趣的画风与明代不相适应，所以元代画风在明初遭到了抵制，而南宋山水画劲锐的风格受到了朱元璋的喜爱。当时的画家为求自保，画风积极向统治者喜欢的方向靠拢，永乐年间是元代画风向南宋画风过渡的时期，至宣德年间，宋人画风在宫廷已成为主流。与以往宫廷绘画相同，明初宫廷画家的艺术创作仍以统治者的喜好为主，大都是歌功颂德，服务于政治教化，明人余继登在《皇明典故纪闻》中记载了画家在统治者的授意下“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但此时并未形成正式的画院，宫廷画家一般被授予锦衣卫职衔，而明代的锦衣卫飞扬跋扈，臭名远扬，宫廷画家被授予如此职衔，更为文人画家所耻。
明宣德时期是明初山水画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山水画大家戴进入职于宫廷，但受排挤不得不辞归回家。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戴进的山水画主要师法南宋院体，又取法北宋全景山水，得山水诸家之妙，笔墨苍老秀逸，为时人所追捧，习戴进画风者形成了第一个以地别为派的画派——浙派，鼎盛之际，风光无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后期的浙派绘画“徒呈狂态”，逐渐跌落神坛，不得不让位于吴门画派。
二、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吴门画派的发展
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生产的发展，工农业的进一步分工，为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这一时期国内大小城市市场与商品流通扩大，城镇人口增多，而且繁荣昌盛。”[1]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如苏州、扬州等，这些繁荣兴盛的城市使得大量城镇市民参加工商业活动，如经商贩卖商品，或从事手工业生产。吴门画派所在地即古称“吴门”的苏州，经济发展一直领先。
除了繁荣的经济基础，苏州也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元朝时期苏州是绘画艺术发展较快的城市，虽经历明初统治者的打击，但根基犹在。发展至明代中期，统治者对元代的敌对情绪已逐渐消散，苏州远离政治中心，画家可以自由创作，以“吴门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成为主流。吴门画派的山水画讲究对山水的感悟，置身于自然，在自然之中领悟山水之妙，融入画家的主观情感，形成一幅有精神内涵的作品。吴门画派最初创立之时，其领军人物沈周及其弟子文征明的山水画中都体现出自身对山水的感悟，造型构图方面也是精妙。在山水画形式上，吴门画派完善了诗书画印一体的文人画形式，在师古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创新，形成了形意兼备、包容万象的独特艺术风格。以“吴门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一改院体画风，为时人所追捧，成为画坛主流。
“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买卖，或至少是表层文化产品的买卖变得越来越容易。绘画在市场关系的纽结中越陷越深，而后者让那些主导这一时期书面纪录的精英理论家深感不安，因为他们理想中的‘四民’制度——按照社会等级由高到低分为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已经因为金钱的力量遭到扭曲和破坏。”[2]为了附庸风雅，当时的人喜欢将字画放在家中以增强文化底蕴，买画卖画现象很常见。一位画家出名，众人争相买之，但一人之力终究有限，于是师请徒代笔、父请子代笔、作坊生产等方式便出现了，“吴门四家”的沈周、文征明都有请人代笔的记载。随处可见的关于书画古玩的买卖交易，显示了之前象征文人身份的高雅艺术，在这时变成了一件为了商业交易而制作的东西。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吴门画派的兴盛奠定了经济基础。前期以“吴门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及其追随者是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文人画家，他们精古文，善书画，绘画作品具有文人雅气。但至后期，艺术商品化倾向逐渐严重。范允临言道：“今吴人目不识一字，不见一古人真迹，而辄师心自创，惟涂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悬之市中，以易斗米，画那得佳耶？”[3]此语可谓针砭时弊，切中吴门画派要害，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吴门画派逐渐衰落，明代后期松江画派逐渐兴起。
三、吴门画派的另一种延续——松江画派
松江在当时属于吴地，当时的华亭派、云间派、苏松派等画派画风大体相似，均可称为“吴派”，而华亭派、云间派、苏松派三派所在地均归松江府管理，又统称“松江画派”，所以松江画派可以说是吴门画派的另一种延续。
与吴门画派的崛起相似，松江画派的兴起也与地域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松江地区是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经济繁荣昌盛，奢靡享乐之风盛行，此时的文人追求享乐。“在奢靡享乐的社会思潮中，他们走向世俗，走向自我。在走向世俗和走向自我中放开身心，寻求自我心灵之解脱与情欲物欲之满足。从道义的维护者，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走进自我的天地。”[4]松江地区同样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人画家，如顾正谊、董其昌、陈继儒、莫是龙等人，其中董其昌的绘画风格引领了松江画派的发展。 晚明时期，禅学盛行，阳明心学的出现更是对明代晚期山水画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朝堂政治危险重重，受禅学思想影响，文人士大夫对山林的向往之情更甚。如果说吴门画派注重绘画的“理”，那么松江画派注重绘画的“笔”。松江画派的山水画更加注重画家胸中丘壑的书写和笔法墨韵的表达，风格古雅，兼具文人逸气。代表人物董其昌重笔法墨韵，他早期以书法学习为主，故其“以书入画”，他的山水画用笔、用墨一绝。受书法用笔的影响，其山水画用笔线条注重提、按、顿、挫，富有美感。在中国山水画史上，董其昌的墨法远超诸多画家，其独特的墨韵之法使画面隽秀、明静，呈现柔雅、秀润之风格。除去笔墨方面，董其昌还注重胸中丘壑的书写，主张在师古之中进行创新。他曾临摹众多山水大师之作，主要以元代黄公望、倪云林的山水画为主，经过大量的临摹练习，加上自己的揣摩，最终在传统中突破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还大力推崇文人画，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南北宗论”，以禅宗分南北二宗为基础，将山水画分为南宗山水画与北宗山水画，力推南宗文人山水画，“崇南抑北”，对清初画坛影响甚深。
四、明代山水画的文化内涵
受社会时代环境的影响，画家的审美价值观虽有不同，但山水画的内涵又有着共通之处。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山水画派别林立，这是其他朝代所不具有的独特现象。明代山水画的文化内涵仍与其他朝代共通，但也獨具特色。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5]这表明了绘画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统治者眼中，绘画具有着歌功颂德、政治教化之功用，无论哪个朝代均是如此。明代统治者除了让画家绘艰难、战争之事外，还绘有《汉文帝止辇受谏图》等，以明其清正廉洁。宋濂在《画原》中也曾这样说道：“至于辨章服之有制，画衣冠以示警，饬车辂之等威，表旟旐之后先，所以弥纶其治具，匡赞其政原者，又乌可以废之哉！”[6]但对于画家来讲，作画的目的有许多，一味迎合统治者喜好的艺术作品是算不得上乘的，最纯粹的目的便是“以画为娱”，通过山水愉悦画家的精神，充分发挥山水画的审美愉悦功能。山水画的审美愉悦功能早在宗炳的《画山水序》中便以“畅神“说的形式提了出来。但是，相较于其他朝代，“明代的开国皇帝曾制定严厉的法规，任何没有获得‘路引’而擅自离开居住之地百里之外的普通百姓都将被处以杖八十的重刑。尽管明代的文人精英并不被这些严厉的条文所约束，他们仍然遵纪守法地移动。官员的宦游在用于送别仪式的绘画和诗文中得到大量的体现”[7]。文人受到政治高压而不能施展抱负，在自然之中游山玩水又受到阻碍，所以山水画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画家以山水画明其心志——对山水自然的向往，比如吴门画派山水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江南风景名胜的表现，画家借山水画抒发自身情感，展现自身才情，表达对隐逸于林泉的无限向往。
综上所述，山水画在不断演进，至明代，已渐趋成熟。时人画家莫不学习古人先辈，但受明代社会环境的影响，明代山水画又独具特色，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
参考文献：
[1]娄曾泉，颜章炮.中国历史大讲堂：明朝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126.
[2]柯律格.谁在看中国画[M].梁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79-81.
[3][6]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126，95.
[4]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377.
[5]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
[7]柯律格.大明：明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M].黄小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75.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关键词：明代山水画;浙派;吴门画派
纵观艺术史的发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会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明代山水画的发展也不例外。受明代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此时的山水画坛画派林立，如明初的浙派、明中期的吴门画派、明晚期的松江画派等。各个派别的艺术风格与美学思想在社会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有其共通之处，但由于所处具体时代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与思想也是不同的。画作所体现的艺术风格不仅是画家自身审美价值观的体现，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因素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明初政治影响下的宮廷画风与浙派
相比于元代统治者对文人画家的不加干涉，明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便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来限制文人画家的发展，后世有一句话可以表现当时紧张的社会气氛，“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这给文人敲响了警钟，给文人一种从政危险的认知。明初最开始的山水画仍承袭元人之法，但元人直抒胸臆、追求逸趣的画风与明代不相适应，所以元代画风在明初遭到了抵制，而南宋山水画劲锐的风格受到了朱元璋的喜爱。当时的画家为求自保，画风积极向统治者喜欢的方向靠拢，永乐年间是元代画风向南宋画风过渡的时期，至宣德年间，宋人画风在宫廷已成为主流。与以往宫廷绘画相同，明初宫廷画家的艺术创作仍以统治者的喜好为主，大都是歌功颂德，服务于政治教化，明人余继登在《皇明典故纪闻》中记载了画家在统治者的授意下“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但此时并未形成正式的画院，宫廷画家一般被授予锦衣卫职衔，而明代的锦衣卫飞扬跋扈，臭名远扬，宫廷画家被授予如此职衔，更为文人画家所耻。
明宣德时期是明初山水画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山水画大家戴进入职于宫廷，但受排挤不得不辞归回家。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戴进的山水画主要师法南宋院体，又取法北宋全景山水，得山水诸家之妙，笔墨苍老秀逸，为时人所追捧，习戴进画风者形成了第一个以地别为派的画派——浙派，鼎盛之际，风光无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后期的浙派绘画“徒呈狂态”，逐渐跌落神坛，不得不让位于吴门画派。
二、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吴门画派的发展
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生产的发展，工农业的进一步分工，为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这一时期国内大小城市市场与商品流通扩大，城镇人口增多，而且繁荣昌盛。”[1]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如苏州、扬州等，这些繁荣兴盛的城市使得大量城镇市民参加工商业活动，如经商贩卖商品，或从事手工业生产。吴门画派所在地即古称“吴门”的苏州，经济发展一直领先。
除了繁荣的经济基础，苏州也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元朝时期苏州是绘画艺术发展较快的城市，虽经历明初统治者的打击，但根基犹在。发展至明代中期，统治者对元代的敌对情绪已逐渐消散，苏州远离政治中心，画家可以自由创作，以“吴门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成为主流。吴门画派的山水画讲究对山水的感悟，置身于自然，在自然之中领悟山水之妙，融入画家的主观情感，形成一幅有精神内涵的作品。吴门画派最初创立之时，其领军人物沈周及其弟子文征明的山水画中都体现出自身对山水的感悟，造型构图方面也是精妙。在山水画形式上，吴门画派完善了诗书画印一体的文人画形式，在师古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创新，形成了形意兼备、包容万象的独特艺术风格。以“吴门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一改院体画风，为时人所追捧，成为画坛主流。
“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买卖，或至少是表层文化产品的买卖变得越来越容易。绘画在市场关系的纽结中越陷越深，而后者让那些主导这一时期书面纪录的精英理论家深感不安，因为他们理想中的‘四民’制度——按照社会等级由高到低分为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已经因为金钱的力量遭到扭曲和破坏。”[2]为了附庸风雅，当时的人喜欢将字画放在家中以增强文化底蕴，买画卖画现象很常见。一位画家出名，众人争相买之，但一人之力终究有限，于是师请徒代笔、父请子代笔、作坊生产等方式便出现了，“吴门四家”的沈周、文征明都有请人代笔的记载。随处可见的关于书画古玩的买卖交易，显示了之前象征文人身份的高雅艺术，在这时变成了一件为了商业交易而制作的东西。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吴门画派的兴盛奠定了经济基础。前期以“吴门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及其追随者是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文人画家，他们精古文，善书画，绘画作品具有文人雅气。但至后期，艺术商品化倾向逐渐严重。范允临言道：“今吴人目不识一字，不见一古人真迹，而辄师心自创，惟涂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悬之市中，以易斗米，画那得佳耶？”[3]此语可谓针砭时弊，切中吴门画派要害，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吴门画派逐渐衰落，明代后期松江画派逐渐兴起。
三、吴门画派的另一种延续——松江画派
松江在当时属于吴地，当时的华亭派、云间派、苏松派等画派画风大体相似，均可称为“吴派”，而华亭派、云间派、苏松派三派所在地均归松江府管理，又统称“松江画派”，所以松江画派可以说是吴门画派的另一种延续。
与吴门画派的崛起相似，松江画派的兴起也与地域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松江地区是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经济繁荣昌盛，奢靡享乐之风盛行，此时的文人追求享乐。“在奢靡享乐的社会思潮中，他们走向世俗，走向自我。在走向世俗和走向自我中放开身心，寻求自我心灵之解脱与情欲物欲之满足。从道义的维护者，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走进自我的天地。”[4]松江地区同样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人画家，如顾正谊、董其昌、陈继儒、莫是龙等人，其中董其昌的绘画风格引领了松江画派的发展。 晚明时期，禅学盛行，阳明心学的出现更是对明代晚期山水画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朝堂政治危险重重，受禅学思想影响，文人士大夫对山林的向往之情更甚。如果说吴门画派注重绘画的“理”，那么松江画派注重绘画的“笔”。松江画派的山水画更加注重画家胸中丘壑的书写和笔法墨韵的表达，风格古雅，兼具文人逸气。代表人物董其昌重笔法墨韵，他早期以书法学习为主，故其“以书入画”，他的山水画用笔、用墨一绝。受书法用笔的影响，其山水画用笔线条注重提、按、顿、挫，富有美感。在中国山水画史上，董其昌的墨法远超诸多画家，其独特的墨韵之法使画面隽秀、明静，呈现柔雅、秀润之风格。除去笔墨方面，董其昌还注重胸中丘壑的书写，主张在师古之中进行创新。他曾临摹众多山水大师之作，主要以元代黄公望、倪云林的山水画为主，经过大量的临摹练习，加上自己的揣摩，最终在传统中突破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还大力推崇文人画，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南北宗论”，以禅宗分南北二宗为基础，将山水画分为南宗山水画与北宗山水画，力推南宗文人山水画，“崇南抑北”，对清初画坛影响甚深。
四、明代山水画的文化内涵
受社会时代环境的影响，画家的审美价值观虽有不同，但山水画的内涵又有着共通之处。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山水画派别林立，这是其他朝代所不具有的独特现象。明代山水画的文化内涵仍与其他朝代共通，但也獨具特色。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5]这表明了绘画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统治者眼中，绘画具有着歌功颂德、政治教化之功用，无论哪个朝代均是如此。明代统治者除了让画家绘艰难、战争之事外，还绘有《汉文帝止辇受谏图》等，以明其清正廉洁。宋濂在《画原》中也曾这样说道：“至于辨章服之有制，画衣冠以示警，饬车辂之等威，表旟旐之后先，所以弥纶其治具，匡赞其政原者，又乌可以废之哉！”[6]但对于画家来讲，作画的目的有许多，一味迎合统治者喜好的艺术作品是算不得上乘的，最纯粹的目的便是“以画为娱”，通过山水愉悦画家的精神，充分发挥山水画的审美愉悦功能。山水画的审美愉悦功能早在宗炳的《画山水序》中便以“畅神“说的形式提了出来。但是，相较于其他朝代，“明代的开国皇帝曾制定严厉的法规，任何没有获得‘路引’而擅自离开居住之地百里之外的普通百姓都将被处以杖八十的重刑。尽管明代的文人精英并不被这些严厉的条文所约束，他们仍然遵纪守法地移动。官员的宦游在用于送别仪式的绘画和诗文中得到大量的体现”[7]。文人受到政治高压而不能施展抱负，在自然之中游山玩水又受到阻碍，所以山水画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画家以山水画明其心志——对山水自然的向往，比如吴门画派山水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江南风景名胜的表现，画家借山水画抒发自身情感，展现自身才情，表达对隐逸于林泉的无限向往。
综上所述，山水画在不断演进，至明代，已渐趋成熟。时人画家莫不学习古人先辈，但受明代社会环境的影响，明代山水画又独具特色，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
参考文献：
[1]娄曾泉，颜章炮.中国历史大讲堂：明朝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126.
[2]柯律格.谁在看中国画[M].梁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79-81.
[3][6]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126，95.
[4]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377.
[5]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
[7]柯律格.大明：明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M].黄小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75.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