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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陇南处于方言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非公务时间普遍说方言，这样的语言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普通话的推广。市语委办将尽最大努力，积极推广普通话。”针对近日“在全市机关单位推广普通话”的提案，甘肃陇南市教育局公布答复内容。
不难看出，陇南将在非公务时间也提倡公务人员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对于开展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近热播的扶贫剧《山海情》里，上世纪90年代，扶贫干部马德福因为会说普通话，搭起了福建援建干部与宁夏西海固村民的沟通桥梁，最终带领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
其实早在2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20年来，各地方也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将“说好普通话”纳入对公务员的要求与考核当中。公务员在工作中说普通话是否合理且必要？规定的推行在今天还面临着哪些阻力？这些问题需进一步厘清。
“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
在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之前，1999年，根据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以及为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的指示精神，人事部、教育部、国家语委决定，在全国公务员中开展普通话培训工作。
浙江属于较早响应号召的省份，2005年印发《关于在全省公务员中开展普通话培训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全省196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公务员，原则上要达到普通话三级甲等以上水平，其中山区、海岛及农村乡镇等长期使用方言的公务员可放宽至三级乙等。
次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下称《办法》）。《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办公、会议、面向公众讲话等公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普通话。
针对公务员讲普通话的规定，各地出台的时间或早或晚，但对于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各地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即公务员带头讲普通话是时代的要求，是法律的规定，也是工作的需要。
近年来，各地对公务员带头说普通话越来越重视。以山东为例，去年8月，淄博市为推广公务员正确使用普通话，市委宣传部组织广播系统资深主播走进机关单位授课，甚至从“软腭抬升不够”等山东方言影响说好普通话的共性问题出发，以纠正大家的发音。
去年9月，威海市发布通知，各级党政机关要在各单位培训3-5名普通话推广人员，并负责培训其他人员的普通话。青岛市人社局会同9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普通话大赛的活动意见》，以竞赛的形式在公务员群体中推广普通话。
公务员在工作中讲普通话还能够更好地对外交流。河南省教育厅原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处处长闫俊山曾表示，河南正加速对外开放，公务员要面对的不仅只有当地群众，还有外来客人，会说普通话应当成为公务员的基本技能。
通过梳理各地规定可以发现，公务员的普通话水平一般要求达到三级甲等。2020年后，北京西城区所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窗口服务人员都必须持有相应的《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上岗。事实上，这样的要求称不上很严苛，三级甲等就是一个相互能够听懂，不至于产生误会的水平。
为什么不配合，如何倒逼？
最近，记者用普通话采访一名政府官员，他全程用方言回答，他对此表示歉意，但仍坚持：“我说普通话舌头打结，不能很好地表达我的意思，还是说方言顺一些。”不过他表示，在正式的公开场合，他还是会用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干部对于说普通话还是不配合呢？一项专门针对机关公务员推广普通话的调研报告分析了部分原因。其一是党政机关推普意识薄弱，特别是市、县和乡镇一级机关还没有完全形成说普通话的氛围。其二是部分地区经济优势地位导致的优越感。比如有的地区的经济优势地位突出，当地部分公务员会产生一种优势心理，包括方言优越感，阻碍了普通话的推广。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经济优势地区的趋同心理也会增强经济优势地区民众的心理优越感，比如广东经济的发展让粤语在全国流行，也会造成当地推普难度增加。
针对这种现象，如何倒逼公务员使用普通话呢？必要的考核措施得跟上。
郑州印发了《关于开展公务员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全体公务员，包括参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日常公务活动中要自觉使用普通话。公务员局将把各单位普通话测试工作完成情况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
江苏出台了《江苏省县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情况监测指标体系》，要求普通话为县乡公务员工作用语“标配”，违者将扣所在县专项考核分数。普通话普及度是4个一级指标之一，分值为30分，该项指标又细化为5个二级指标，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关，所占分值为4分，监测内容为县乡公务员普通话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等。
但各地的考核也不是“一刀切”。2018年9月，绍兴市作为浙江省首批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试点地区，接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评估验收。当时，评估要求，50周岁以下公务员普通话须达标。这一标准显然就考量到公务员队伍中有部分老同志，要求他们短时间内转变几十年的语言习惯并不现实。
“公务员要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根据2020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为80.72%，“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为61.56%。这组数据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方言浓厚的地区，推广普通话还存在一定难度。
记者曾到一个民族地区采访，对普通话推广的困境深有感触。尤其是在村一级，很多老百姓还不会说汉语，公职人员如果不懂当地语言，就得靠人翻译才能跟群众交流。因此，对于听不懂普通话的群众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会讲方言的公务员。
还有部分公务员认为，即使群众听得懂普通话，自己不讲方言，也会跟对方造成心理上的隔阂。方言是一种地域文化，对本地人而言就像一种情感黏合剂。当年河南省出台普通话相关规定时，就有在乡镇工作的公务员反映，平时和老百姓打交道一般都说当地方言，用普通话和老百姓打交道，反而觉得别扭，甚至惹人笑话。
其实，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拒绝方言。而且公务员在必要时使用方言也有法律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6条规定了几种可以使用方言的情形，其中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情形。语言本质上是一门沟通的工具，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在工作中使用什么语言，应当视具体情况和服务对象而定，以群众听得懂、方便交流沟通为要旨。2019年底，某市召开纪委全会时，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就在会上表示，发言可以不说普通话，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讲，但要大家都听得懂。这极大缓解了会场上原本紧张的气氛，有人说：“这下可以流畅表达意思了。”
很多少數民族地区群众的观念也在逐渐转变。一名四川甘孜州的驻村干部告诉记者，当地的村民正在努力学习普通话，他们意识到，掌握一门通用语言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基层公务员可以一方面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沟通办事，另一方面应当下意识地引导群众，宣传讲好普通话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公务员说好普通话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实事。讲普通话也好，说方言也罢，比这更重要的是公务员面对群众时，说话的方式是否妥当，态度是否亲切，脸好不好看，事能不能办。
成都市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考生在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
不难看出，陇南将在非公务时间也提倡公务人员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对于开展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近热播的扶贫剧《山海情》里，上世纪90年代，扶贫干部马德福因为会说普通话，搭起了福建援建干部与宁夏西海固村民的沟通桥梁，最终带领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
其实早在2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20年来，各地方也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将“说好普通话”纳入对公务员的要求与考核当中。公务员在工作中说普通话是否合理且必要？规定的推行在今天还面临着哪些阻力？这些问题需进一步厘清。
“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
在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之前，1999年，根据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以及为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的指示精神，人事部、教育部、国家语委决定，在全国公务员中开展普通话培训工作。
浙江属于较早响应号召的省份，2005年印发《关于在全省公务员中开展普通话培训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全省196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公务员，原则上要达到普通话三级甲等以上水平，其中山区、海岛及农村乡镇等长期使用方言的公务员可放宽至三级乙等。
次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下称《办法》）。《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办公、会议、面向公众讲话等公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普通话。
针对公务员讲普通话的规定，各地出台的时间或早或晚，但对于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各地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即公务员带头讲普通话是时代的要求，是法律的规定，也是工作的需要。
近年来，各地对公务员带头说普通话越来越重视。以山东为例，去年8月，淄博市为推广公务员正确使用普通话，市委宣传部组织广播系统资深主播走进机关单位授课，甚至从“软腭抬升不够”等山东方言影响说好普通话的共性问题出发，以纠正大家的发音。
去年9月，威海市发布通知，各级党政机关要在各单位培训3-5名普通话推广人员，并负责培训其他人员的普通话。青岛市人社局会同9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普通话大赛的活动意见》，以竞赛的形式在公务员群体中推广普通话。
公务员在工作中讲普通话还能够更好地对外交流。河南省教育厅原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处处长闫俊山曾表示，河南正加速对外开放，公务员要面对的不仅只有当地群众，还有外来客人，会说普通话应当成为公务员的基本技能。
通过梳理各地规定可以发现，公务员的普通话水平一般要求达到三级甲等。2020年后，北京西城区所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窗口服务人员都必须持有相应的《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上岗。事实上，这样的要求称不上很严苛，三级甲等就是一个相互能够听懂，不至于产生误会的水平。
为什么不配合，如何倒逼？
最近，记者用普通话采访一名政府官员，他全程用方言回答，他对此表示歉意，但仍坚持：“我说普通话舌头打结，不能很好地表达我的意思，还是说方言顺一些。”不过他表示，在正式的公开场合，他还是会用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干部对于说普通话还是不配合呢？一项专门针对机关公务员推广普通话的调研报告分析了部分原因。其一是党政机关推普意识薄弱，特别是市、县和乡镇一级机关还没有完全形成说普通话的氛围。其二是部分地区经济优势地位导致的优越感。比如有的地区的经济优势地位突出，当地部分公务员会产生一种优势心理，包括方言优越感，阻碍了普通话的推广。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经济优势地区的趋同心理也会增强经济优势地区民众的心理优越感，比如广东经济的发展让粤语在全国流行，也会造成当地推普难度增加。
针对这种现象，如何倒逼公务员使用普通话呢？必要的考核措施得跟上。
郑州印发了《关于开展公务员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全体公务员，包括参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日常公务活动中要自觉使用普通话。公务员局将把各单位普通话测试工作完成情况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
江苏出台了《江苏省县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情况监测指标体系》，要求普通话为县乡公务员工作用语“标配”，违者将扣所在县专项考核分数。普通话普及度是4个一级指标之一，分值为30分，该项指标又细化为5个二级指标，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关，所占分值为4分，监测内容为县乡公务员普通话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等。
但各地的考核也不是“一刀切”。2018年9月，绍兴市作为浙江省首批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试点地区，接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评估验收。当时，评估要求，50周岁以下公务员普通话须达标。这一标准显然就考量到公务员队伍中有部分老同志，要求他们短时间内转变几十年的语言习惯并不现实。
“公务员要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根据2020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为80.72%，“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为61.56%。这组数据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方言浓厚的地区，推广普通话还存在一定难度。
记者曾到一个民族地区采访，对普通话推广的困境深有感触。尤其是在村一级，很多老百姓还不会说汉语，公职人员如果不懂当地语言，就得靠人翻译才能跟群众交流。因此，对于听不懂普通话的群众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会讲方言的公务员。
还有部分公务员认为，即使群众听得懂普通话，自己不讲方言，也会跟对方造成心理上的隔阂。方言是一种地域文化，对本地人而言就像一种情感黏合剂。当年河南省出台普通话相关规定时，就有在乡镇工作的公务员反映，平时和老百姓打交道一般都说当地方言，用普通话和老百姓打交道，反而觉得别扭，甚至惹人笑话。
其实，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拒绝方言。而且公务员在必要时使用方言也有法律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6条规定了几种可以使用方言的情形，其中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情形。语言本质上是一门沟通的工具，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在工作中使用什么语言，应当视具体情况和服务对象而定，以群众听得懂、方便交流沟通为要旨。2019年底，某市召开纪委全会时，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就在会上表示，发言可以不说普通话，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讲，但要大家都听得懂。这极大缓解了会场上原本紧张的气氛，有人说：“这下可以流畅表达意思了。”
很多少數民族地区群众的观念也在逐渐转变。一名四川甘孜州的驻村干部告诉记者，当地的村民正在努力学习普通话，他们意识到，掌握一门通用语言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基层公务员可以一方面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沟通办事，另一方面应当下意识地引导群众，宣传讲好普通话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公务员说好普通话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实事。讲普通话也好，说方言也罢，比这更重要的是公务员面对群众时，说话的方式是否妥当，态度是否亲切，脸好不好看，事能不能办。
成都市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考生在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