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通过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推动达成协同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什么？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实现了协同？其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基于此，该研究首先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判断不同国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所处的阶段，绘制典型发达国家减污降碳的历史路径并挖掘其演变规律及不同类型背后的驱动机制。其次，从硫碳减排量变化情况、能源结构、居民受教育程度及产业结构等维度出发，对我国碳污协同治理所处阶段进行识别，分析得出我国当前与德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协同状况较为类似，即从碳增硫减进入协同防控的波动阶段。但由于社会制度、减排目标、资源禀赋、经济体量等的差异，应辩证地看待德国能源转型、碳市场建设以及环境立法历程，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针对如何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出建议：（1）促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减污降碳。（2）利用碳市场突破减污瓶颈，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完善碳市场监管体系的同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配额分配机制和价格控制措施。（3）减少碳污“分而治之”，增强有意识协同，以提高碳污同治的效率；制定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时兼顾气候变化的应对，并将排污权与排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4）明确环境规制边界与政府职责，保障协同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